《我不是药神》：
现实比电影更残酷，也比电影更美好
文/杨鑫宇
01
这部电影不寻常
最近，《我不是药神》红了。这部取材自真实故事的虚构电影，红透了大江南北、红遍了大街小巷。它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慢粒白血病”，知道了能够治疗这种疾病的“神药”格列卫（影片中被称作“格列宁”），也知道了“神药”背后冰冷而残酷的矛盾与现实。
这部电影在一片赞誉声里斩获豆瓣电影9.0分的高分，但质疑之声也不出意料地出现了。
是的，在情节上，主角原型陆勇的真实故事可能比电影剧本更精彩，好莱坞出品的同题材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更是珠玉在前；导演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体现出了国产电影中难得的诚意，但说破了天，也不过是达到了良品的平均水准。
那么，是什么让它显得如此不同寻常？
要我说，这部电影最大的突破可能就在于：剧组用无数个精心雕琢、却又无比贴近真实的细节，“浓缩”地还原了被逼入困境的患者们“玩命”的样子。
这样的情节，无论怎么平凡而俗套，也足以让人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颤栗。
02
名为恐惧的颤栗
这种颤栗的名字，不是同情，是“恐惧”。
电影中，老人拉住警察的手说，谁家还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你不生病吗？
这问题直击人心。命运从来平等，谁都会害怕，将来有一天，“玩命”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影片里，老实巴交、唯唯诺诺的吕受益因为患病，竟然成了胆子最大的人，主动挑起了走私印度仿制药的事端；看起来年高德劭、温文尔雅的刘牧师，走上了一条他从不敢想的违法道路；而不到20岁的黄毛，为了不让程勇被抓，不惜以命相搏。
这样的转变和行为，或许就是出于恐惧。
但即便是在电影情节的语境之下，我们也很难给这些行为完全正面的评价，而在戏外，法律更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但是，当一个人真的面临突如其来的厄运，不得不背起生命压下的重担时，谈论对与错，又有多少意义呢？而以“旁观者”的身份看着剧中角色“玩命”的我们，又怎么能真的置身事外，而不想到自己未知的未来？
正因如此，我们不可能只用电影工业的标准，来衡量与审视《我不是药神》，在社会现实之下，这部电影触碰的，是比用来观影的视听感官更加深刻的东西。
03
医药公司就是反派吗
看完电影之后，医疗领域的相关从业者，大多都对影片塑造的制药公司相关人员的形象不满。
“诺瓦公司”的医药代表，扮演了一个几乎“从头贱到脚”的反派角色。
他几乎可以说是公众对制药公司所有负面想象的具象化身：唯利是图、冷血无情、漠视生命、为富不仁……
他甚至不如一脸奸相的假药贩子张长林，衣冠楚楚却“嘴脸”丑陋，看不出一点人性的光辉。
“神药”价格之所以如此高昂，全是这些制药公司的错。他们讲点道德、下调药价，问题绝不会这么难办。
如果熟悉“神药”格列卫的研发历史，我们或许就能对其高昂的定价多几分理解。从医学界在1960年发现慢粒白血病的致病染色体，到人们终于找到针对这种染色体进行靶向打击的可能，无数天才学者耗费了30多年的光景。经过制药公司的无数试验，格列卫最终被批准用于临床时，已经是2001年。
有人形象的说：你吃到的药虽然贵，但已经是“第二粒药”的价格，而“第一粒药”的价格，可能是数十亿美元。
制药公司不定高价，就收不回研发成本更不可能盈利，那还有谁愿意研发新药呢？在这样的矛盾与悖论面前，药物的“高价”决不能仅用“商人贪婪”来解释，而承载着更深刻的意义。
04
拯救生命，就是最大的善
我家就有一位每天都要服用“神药”的慢粒白血病患者。
我必须承认，我们其实很幸运。一方面，因为发现及时，家人的病情很快就在正版格列卫的帮助下得到了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得益于家中条件还算不错，又赶上了最新的医保政策，我们从没体会过电影中那些患者的痛苦与绝望，只是安心地每月开药、吃药、如常生活。
来源 |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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