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30日，在石（石家莊）濟（濟南）客運專線工程工地，一臺龍門吊在拆除過程中發生傾覆，致使一農民工不幸遇難。
消息傳出，最悲傷的無疑是該農民工的家屬。
這個農民工是河南周口商水縣固牆鎮固牆村人，姓何名剛，1963年出生，享年僅54歲。
說起來，何剛的人生挺不幸的。
他小學畢業後，就一直在家務農，21歲娶妻，但僅僅幾年之後，第一任妻子就因故去世了。
不久，何剛娶了第二任妻子，夫妻兩人去江蘇無錫撿破爛。
2003年，第二任妻子也因患尿毒症去世了。
這之後，老父親股骨頭壞死，老母親肋部摔傷，一家人的生活全落在何剛一個人的肩上。
這種情況下，他隻身跑到山東濟南務工，卻遭遇上了這意外的奪命大禍。
但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當何剛罹難的惡耗傳到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博物館專家、副研究員梁金生梁金生，剛剛聽到這個消息，就感到一陣眩暈，緊接著，他的內心就湧出一個強烈的念頭：不行，我必須打報告到院裡，由院為何剛舉辦一場追思會！
報告遞上，故宮博物院立刻象炸開了鍋，大家議論紛紛，都說何剛太不幸了，一致表示同意開這個追思會。
6月15，故宮博物院貼出告示，緬懷何剛，並將以追思會的方式紀念這位農民捐贈者。
原來，何剛除了是一名普通的農民、農民工，他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文物捐贈者。
1985年，何剛在自家院子裡施工時意外挖出一口大缸，缸內共有十九件精美銀器。何剛拒絕了文物販子背到他家的一麻袋子錢，義無反顧地把文物送到故宮博物院，當時，負責接待他們的時任故宮文物管理處處長梁金生。
6月16日，故宮博物院在網站上發佈消息：“深切悼念文物捐贈者何剛同志，近期將在京舉辦追思會，追思緬懷這位默默無聞為中國文博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無私捐獻者。”
2017年6月22號，北京下起了瓢潑大雨，故宮博物院風雨不改地在在紫禁城最北側的建福宮花園內首次為一位捐贈者也是一位農民舉辦追思會。
出席追思會的，除了文物界知名人士，還有何剛的兒子何俊清和女兒何華、何剛的表哥張黑孩、此年77歲的固牆村村民智告、此年64歲的固牆村村黨支部書記劉紅恩。
32年前，陪同何剛一起進京獻寶的，就是這位當時任固牆村黨支部副書記的劉紅恩。
劉紅恩回憶說，1985年秋天，何剛在自家院子裡修建磨豆腐的石磨，準備挖一個坑支石磨，沒想到挖出一口大缸，裡面有19件瓶子、盤子、小船銀器。何剛雖然只有小學文化水平，但也意識到這是挖到文物了。當天晚上，何剛拿了其中幾件東西，敲開了我的家門，一見面就說挖到寶貝了，問該咋弄，能賣不能賣，別出了啥問題，尤其是別叫人弄跑了。
劉紅恩兩眼出神，彷彿又看到了那一天的情景。
劉紅恩說，當時的何剛滿是擔心。最終，他和何剛慎重商議後作出一個決定：不能賣、不能犯錯誤、不能因為這出事，要給國家。但我們不懂啊，就商量咋樣才能給國家，這時候想到了一個人，固牆食品公司的主任於東漢，於東漢是當兵轉業幹部，他有個戰友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警衛隊。於是，第二天，我們到於東漢說了此事。於東漢答應和他們一起進京。經過了兩天準備，三人一起動身，先到了漯河，然後買火車票去往北京，把文物交到了梁金生處長的手裡。
“當時什麼也沒考慮，只有一個念頭：儘快將這些寶貝交給國家。”劉紅恩喃喃地說。
梁金生就坐在劉紅恩邊上，他說，“為故宮捐獻者不乏其人，但作為農民，將從自家挖到的文物捐給國家，何剛還是頭一個。”
梁金生還特別提到，當年何剛捐贈東西的時候才22歲，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個人非常老實、樸實、忠厚，“他是一個農民，一個沒有擺脫貧困的農民，一個還在為生存而辛勤勞作的農民。”
“我第一眼看到這些銀器就非常驚喜，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元代遺存銀器很少，何剛捐獻的文物填補了此類藏品的空白”，梁金生說：“本來準備獎勵1萬元的，但那時候社會上正熱捧‘萬元戶’，故宮為了不要太張揚，就沒有獎1萬元，而是給了8000元，另外再加1000元車費。”
劉紅恩一旁說，何剛是主動上繳的，而且他說，當時根本沒想過要錢，只是覺得“能把我們來回的路費報銷就行了”。
捐贈文物後，何剛回到農村家中依舊過著平凡的生活。去江蘇無錫撿破爛，去上海搞綠化，去山東當建築工，輾轉多地幹雜活、打零工。
但何剛家挖出寶藏的事情卻也傳開了。此年77歲的村民智告回憶，當時有文物販子找到何剛家，“掂一麻袋錢要買何剛的文物”，何剛說都給國家了。文物販子不信，覺得他留的還有，後來三番五次有人上門，全部都是空手回去的。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在何剛周圍，好多人都和他說過同樣的話，那就是“你虧了，如果那些東西不交上去，管花好幾輩子了”。
甚至何剛的女兒曾拿這事奚落他，比如他向女兒要錢還債時，女兒雖然每次都給，但有時也會扔過來一句話：你管國家要錢去。
村支書劉紅恩說，何剛是個為人實在的豫東漢子，雖然他家後來發生很多變故，但他始終沒有後悔捐獻文物。
何剛的女兒何華也含淚補充說：“可無論再難，父親從沒有向我們表露過後悔，多次提到把文物交給國家是對的。”
捐文物後，何家遭受了很多變故，第一任妻子亡故，第二任妻子患尿毒症已經到了晚期，何剛借遍了親朋好友，家中的樓房只蓋了一層後被迫停工了。
萬般無奈之下，街坊鄰居提醒何剛：你以前給國家捐了那麼多文物，能不能去北京求助，爭取點救濟。
何剛寫了份申請，村支書劉紅恩加蓋了村裡的公章，寫上“情況屬實”幾個字。在表哥張黑孩的陪伴下，何剛借了1000元路費去了北京故宮博物院。
“當時心裡沒底啊，何剛還打退堂鼓，說故宮曾給過9000塊錢，再找人家還會給嗎？”張黑孩說，何剛當時心裡很糾結，一是覺得問人家要錢心裡過意不去，二是不知道故宮能不能幫忙。
張黑孩回憶：“到了故宮接待室，將蓋有村裡公章的申請遞上去，對方讓我們先回河南。過了大約20天，故宮來電話說，請到故宮取錢。去了之後，故宮給了5萬元現金。”
但這5萬元錢最終還是沒能扭轉命運，當年地裡倭瓜豐收的時候，何剛的妻子還是離開了人世。
第二任妻子的病逝，何剛整個人精神幾近崩潰，“他總是喝了酒去俺家，訴苦說太難了，不知道以後該咋過。”劉紅恩說，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大半年，在街坊鄰居的勸說鼓勵下，何剛逐漸從妻子去世的陰影中走出來，再度背上行囊外出打工。
這樣外出打工斷斷續續幾年，變故再度來襲。
2006年，何剛年邁的父親患上股骨頭壞死，且雙目幾乎失明，為給父親治病，家中再次欠下4萬元外債。
這一次，依舊是在大夥的建議下，他再次求助故宮。帶上村裡的介紹信，他借錢去北京找到了故宮博物院，又一次拿回5萬元救助款。
何剛這幾次到故宮博物院，接待他的都是梁金生，兩人因此成了老朋友。
梁金生傷感地說：“每次電話聯繫，何剛總是道不完的感謝，但能感覺到他心裡很苦。”
對於故宮博物院的資助，何剛的表哥張黑孩說：“從北京拿錢回來的路上，何剛就給我說，本來故宮可以不幫的，但是，人家還是拿了錢，等以後翻過來身得把錢還給人家。”
故宮前後兩次給予何剛的10萬元的救助，全被用於其妻子和父親的治療上，何剛沒有落下一分錢。相反，因為兩位親人的病，使得他負債累累，過著四處打工的飄零生活。
聽著親歷者講述何剛捐贈文物的故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任萬平數度哽咽，她說，“之前我知道故宮有很多捐獻者，瞭解何剛的事蹟後，更加欽佩，我覺得他還是徘徊在生存線上的農民，他的義舉更加不容易。以後我們要把文物如何進入故宮的感人故事傳播給社會，未來的文物展覽要有這樣的體現。”
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則說：何剛不僅是一名飽經滄桑、性格剛強的普通農民工人，更是一位深明大義、既有覺悟又有感情的文物保護者和捐贈者。這次舉辦追思會，不僅是哀悼何剛的不幸遇難，也不僅是感恩他為故宮博物院做出的貢獻，更多的是希望將他這種身在困境中還能恪守原則、淡泊名利的精神宣揚出去，用他保護文物的赤子之心去感染更多的人，進而影響和帶動更多的民眾來關注、參與文化遺產的保護，使文化遺產保護的成果惠及廣大民眾。
曾經，對於何剛捐贈文物一事，社會上有過質疑聲音：從法律上界定，何剛應算“上交”文物而不是“捐贈”問題。
對此，單霽翔也在追思會上作出瞭解釋：故宮博物院考慮到中國現有法律對於主動上交文物者應享有的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缺乏明確標準，很難調動民眾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我國盜掘、販賣文物現象屢有發生，文物保護形勢嚴峻。故宮博物院給予何剛“捐贈者”的身份，是對守法者的一種更大的鼓勵和認同，有弘揚正氣和帶動示範的作用，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
最後，單霽翔宣佈，鑑於何剛家庭屢遭變故，故宮博物院決定，再次向何剛家屬提供10萬元困難補助。
何剛之子何俊清眼含熱淚，表示感謝故宮在家裡最困難的時候伸出援手，說：“父親做人正直、真誠、善良，他是個有貢獻的人，教我們做什麼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他是這麼說也是這樣做的。他說文物屬於國家，也要捐給國家。”“父親去世了，但教誨仍在、精神仍在。”“如果現在再挖出來東西，我們仍然會像父親那樣交給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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