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其實是可以忽視外需的，像美國建國150年裡都是內需拉動的，直到二戰後，自己有軍事、技術、資本和貨幣的優勢，才出來“耀武揚威”，鼓吹自由貿易和全球化。
英國也是，直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尾聲的1849年才正式廢除關稅保護，開啟自由貿易，因為這時候，城市化完成了大半，內需市場飽和，且有技術優勢，要開拓世界市場了。
這種內需市場的擴大，或者說現代化，都是與農民“進城”、城市化同步的，只有在土地私有制的條件下，資本原始積累推動、工業革命加速了農民與土地分離，農民轉為工人，農業產業化。
如圈地運動，雖然有著種種罪惡，卻客觀上推動了農民與土地分離，為其後的工業革命提供了足夠的勞動力、強勁的城市化動力和巨大的內需市場。
也就是說，由於人口和資源優勢，大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完全可以不需要像小國那樣大，那樣“外向”，完全可以以內需拉動為主而建立“內向型”經濟，有限開放，貿易保護。
更何況內需相對於外需有著明顯的優先性，有什麼理由不先滿足穩定擴大的國內需求，而去滿足多變難測的國外需求呢？
即便是標準的外向型經濟鼻祖日本，也沒有忽視內需，先進行憲政改革和土地私有制，再在朝鮮戰爭和冷戰的東風下，同時滿足外需和內需，城市化和對外貿易並行不悖。
那為何中國最終還是走向的忽視內需、偏向外需而畸形城市化的經濟呢？這不免要讓人嘆息，改革不夠只能用開放湊。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經濟居然就已經出現過剩！
原因很簡單，在戶籍制、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低城市化率等下的內需市場怎麼會吸納更多的工業品呢？城市化是必然，但不改革土地國有制，怎麼推動農民進城呢？
限於土地國有的雷區，改革不敢進入深水區，只得求助於外需。藉助東部沿海地區的開放，構建以外資或合資企業為主的外貿經濟，吸引海量的農民工入城。
這是一種變相而不徹底的農民“進城”和“跛腳”的城市化，以致城市化、內需市場有限，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並沒有徹底分離，農民工一旦失業，隨時可能回到農村。
在當今世界產業結構下，所謂的“中國製造”的外向經濟，其利潤大頭被髮達國家拿走了，中國能分到的極其有限。同時還極易被世界經濟影響，主要就是大買主的美國。2007年的次貸危機導致了外需減弱，中國實體經濟再度出現過剩，只能轉向內需拉動。
可惜的是，政府並未放棄外向經濟的基本思路，而試圖用房地產拉動來過渡，以待外需復甦。即便想以內需拉動，沒有配套土地制度改革，城市化有限，內需動力不足，房地產極易過剩。
同樣限於土地國有，城市土地使用借用了香港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的模式，企業需要支出土地出讓金，才能獲得土地使用權。這是賦予了政府在經濟的主導作用：土地財政。
政府主導型經濟，必須輔以完善的法治，否則極易陷入愈發嚴重的貪腐之中。加上普遍的GDP政績要求，各地政府在實體經濟過剩後，更加偏執的依賴房地產拉動，使得本就高庫存的房地產泡沫化，空置率高得驚人。
因為房地產是內需經濟的基礎，可以在短期內交出極漂亮的GDP數據。但房地產泡沫不但不能擴大內需，反而加重城市生活成本，逼著農民工不得不返鄉。近年大城市的“逆城市化”現象明顯，其結果反而是縮小內需。
今年以來，美聯儲加息縮表、中美貿易戰爆發，外需長期性下降已是必然，樓市泡沫使得單純靠房地產內需拉動也走到了盡頭，接下去只能轉向依靠土改內需拉動。
逐步改革土地國有制，引導農民與土地真正分離，以市場機制推動城市化建設和農業產業化。減少對外開放程度、實行貿易保護，引導原有外需生產轉為內需生產。
主動刺破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價，讓農民住得起房，才能真正轉為城市居民。城市化的擴大，才能擴大巨大內需市場。同時廢除戶籍制度，消除城鄉差別。
再次落實改革開放實行的“政企分開”，政府加強監管、但不管做超出監管之外的事。同時，逐步完善憲政法治體制，為經濟轉型奠定法治基礎。
綜上所述，唯有改革土地制度，才能促進農地分離，才能真正城市化，才能解放穩定而擴大的內需，才能為進一步社會發展奠定基礎，土改內需拉動才是中國經濟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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