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區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長厲莉在朋友圈轉發一篇“女幹部疑遭網貸逼債自殺”的新聞時，給自己的親朋好友同事提出警示：珍愛生命財產，遠離非法放貸!
一個法律人把生命財產和非法放貸放在一起，對非法放貸的痛恨，由此可見一斑。而事實上，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在今年3月的兩會上，她便呼籲在刑法中增設“非法放貸罪”，來有效打擊逃避金融監管的非法放貸行為。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她再提增設“非法放貸罪”。
增設刑罰，首先在於問題之深重。誠如厲莉的研究發現，近年來，“變味”的校園貸、形成黑色產業鏈的“裸貸”、“套路貸”頻頻出現，且一直隱藏於國家監管視線之外，並衍生出暴力催收等行為。“女幹部疑遭網貸逼債自殺”，便是新的例證。
其次則是在於此前的法律規制存在短板，比如打擊力度不夠，打擊範圍不精準等。梳理此前的相關法條，針對放貸行為，在《合同法》及最高法《關於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等法律條文中，能看到相關條款，但主要是對利率的規範。在刑法中也確實有“高利轉貸罪”，這個罪名有幾個特點：一是借貸的錢得是從金融機構套取;二是最高刑罰只有七年。
由此再來看看今時那些“吃人”的非法放貸，不僅僅利率畸高，而且套路多，高利轉貸罪恐怕早已不是主流。造成的社會危害，也非往日所能比，不僅僅是存在暴利催收等行為，由於套路太多，常常逼得當事人有苦說不出，最終走投無路，所以類似“吃人”的新聞頻見報端。
有觀察者發現，近幾年民間金融發展日益火爆，高利貸已經成為很多刑事犯罪的重要誘因，受高額利潤驅使，幾乎所有的涉惡、涉黑、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類犯罪案件中，都有高利貸的身影。雖然對暴力催收、涉惡、涉黑、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在法律中能找到相應的懲罰條款，但是，往往由於法律分散、適用範圍有限會影響到法律的具體實施，進而影響治理效果。
客觀來說，非法放貸衍生出這麼多套路，造成如此大的危害，與違法成本過低也有莫大的關聯。單一的“高利轉貸罪”，已經嚴重不適應今時的社會形勢。
無論是基於穩定社會經濟金融秩序的考量，還是為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都應該“通過法律區分規制不同的發放高利貸行為”，也就是說在“高利轉貸罪”之外，設立“非法放貸罪”，像“奧特曼打怪獸那樣”，打擊那種隱藏於國家監管視線之外，嚴重危害社會金融秩序的行為。猛藥去痾，重典治亂，其中的道理從來都不容反駁。
於此而言，法律人厲莉提出增設“非法放貸罪”的建議，可謂正當其時。在今年兩會上，作為人大代表的厲莉已提出這樣提案，並且得到不少人大代表的支持。由此可見，增設“非法放貸罪”應是有很深厚的民意基礎，這也是立法或修法最重要的基礎。它應該引起立法部門的關注，併為下一步的立法修繕，做好基礎性工作，早日向“非法放貸”亮劍。
本報評論員高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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