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有很多抉擇，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同樣如此。不同的抉擇，決定了不同的人生軌跡，也書寫著不一樣的大歷史。
97年風雨兼程，中國共產黨，這支最初不足60人的隊伍，創造了“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蹟”。我們常說，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而這種選擇，又何嘗不是緣於一代代共產黨人共同的人生抉擇。
當中華大地支離破碎、暮靄沉沉，是這樣一批人，選擇走上一條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荊棘長路，南湖一葉紅船，燃起了中國革命的希望星光；當革命屢遭挫折、深陷危機，是這樣一批人，勇往奮進以赴之，殫精竭力以成之，斷頭流血以從之，義無反顧，寧死不屈；當隊伍面臨分裂、前途未卜，是這樣一批人，頂住壓力、糾正錯誤，擔當了維護團結大局的“定海神針”；當革命勝利“論功排位”，是這樣一批人，屢次推辭、謙虛退讓，因為投身革命是“為了我們的子子孫孫爭得幸福的生活”，絕不是升高官、享厚祿……
生死、進退、去留、榮辱……越是抉擇關頭，越考驗著共產黨人的初心。歲月荏苒，大浪淘沙，對人民的忠誠、對家國的擔當、對理想的激情，最終繪就了優秀共產黨人的信仰底色，沉澱為蘊藏於血脈深處的精神力量。歷經千難萬險初心不改、歷經千錘百煉其志更堅，這樣一支“純粹、精銳”的隊伍，“打不垮、衝不散”，當然會為歷史和人民所信任、所選擇，帶領這個歷經磨難的大國從“漏舟之中”的危局站起來、從“一窮二白”的困境富起來、從“開除球籍”的邊緣強起來。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見證者。讀懂中國共產黨人的抉擇，就能明白百年中國跌宕前行的征程中，那無數令人驚歎的奇蹟源於何種無堅不摧的力量。“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這都是我們的真正優勢。”無數中國共產黨人的抉擇反覆證明，理想信念是否堅定，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政黨能夠走多遠。信仰殿堂不滅的燈火，正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關鍵秘訣，也是我們賡續光榮、走向未來的精神財富。
今天，神州大地早已換了人間，嶄新篇章已然開啟。百尺竿頭，中流擊水，中國共產黨人的“趕考”遠未結束。走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少了圍追堵截，沒有槍林彈雨，但前方依然會有雪山沼澤、險灘暗礁，考驗和抉擇無處不在。面對重重風險和挑戰，這一代共產黨人將做出怎樣的抉擇？理想信念會不會失去成色，初心使命能不能始終堅定？時代叩問發人深省。行程萬里，不忘初心。從回望歷史中汲取奮鬥力量，讓紅色基因傳承不息，我們才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跨越新時代的“雪山”、“草地”。
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97歲的中國共產黨恰是風華正茂。在新時代奮勇前行，不能忘記來時之路，更不能忘記為什麼出發。在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之際，本報特別推出“抉擇關頭”系列報道，讓我們一同致敬革命先輩的奮鬥歷程，體悟初心與使命的千鈞重量，讓歲月沉澱的精神力量，激勵我們將新的奮鬥寫在未來。（京平）
1921年，共和已近十年，但中華大地仍暮靄沉沉，不見前路。
中國將往何處去？怎樣才能救中國？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憂國憂民的中國知識分子不知道路在何方。那時，各種新思潮、新思想讓人應接不暇。三民主義、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地方自治……亂花漸欲迷人眼。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來了13位客人。他們是中國最先進的一批知識分子，他們是最早選擇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
幾天後，在南湖的紅船中，一個全國僅有50多名黨員的政黨誕生了。那時，連他們自己也不會想到，28年後，這個年輕的政黨，會帶給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
通往勝利的道路註定荊棘叢生。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的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有的面對困難悲觀失望自動脫黨，有的賣國求榮淪為漢奸，還有的被自己的野心吞噬成為可恥的叛徒。最終，走上天安門城樓的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
到上海去
版畫/傅堃
1921年6月29日下午6時，長沙。黑雲壓城，一場大雨將至。
毛澤東和何叔衡突然向好友謝覺哉辭行，他們馬上要到上海去，至於去做什麼，兩人隻字未提。毛何兩人謝絕了謝覺哉送他們上船的好意，匆匆起程。後來謝覺哉才知道，他們是要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這已經不是毛澤東第一次去上海了。一年之前，他從北京返回長沙途中，路過上海拜訪了陳獨秀。
1918年夏天，25歲的毛澤東從湖南老家來到北京，經老師楊昌濟的介紹，在北大圖書館做了一名助理館員。那時的毛澤東，“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有著“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豪情壯志，卻也像很多熱血青年一樣，在迷茫中尋找著前路。多年後，他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那時他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
在北大圖書館的日子裡，毛澤東認識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雖然他曾抱怨：“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但也坦言那一時期他的思想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迅速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20年5月，毛澤東第二次從北京返回長沙的途中，又專程到上海拜訪了陳獨秀。這是兩人的第三次會面。當時，毛澤東正處於一生中最關鍵的時期。他曾給好友寫信說，那時“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用什麼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哪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年輕的毛澤東感覺，自己像“睡在鼓裡”一樣。
與陳獨秀的會面，令“睡在鼓裡”的毛澤東茅塞頓開。1937年，已經率領紅軍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徵的毛澤東對斯諾說，陳獨秀談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經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回到湖南後，毛澤東在陳獨秀的建議下，與幾個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起成立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小組成員最初只有6人，後來也不過10人。
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上回憶說：“蘇聯共產黨是由小組到聯邦的，就是說由馬克思主義的小組發展到領導蘇維埃聯邦的黨。我們也是由小組經根據地到全國——我們開始的時候，也是很小的小組。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湖南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幹人物，除毛澤東外還有與他一同赴滬參加“一大”的何叔衡。
何叔衡在清末曾考中過秀才。可是，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他深感“子曰詩云”跟不上時代的發展，要想救中國，還得學習新文化、新思想。
當何叔衡考入長沙第一師範、與毛澤東成為同學時，已經是個將近40歲的中年人了。由於他留著一撮八字鬍，同學們都戲稱他為“何鬍子”。“何鬍子”雖然比同學大了十幾歲，但是追求新思想、探尋救國路的熱情，絲毫不輸於年輕人。
湖南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何叔衡一直擔任毛澤東的助手。毛澤東不在長沙時，小組的日常事務都是他負責。毛澤東對何叔衡的感情也特別親厚，他曾說：“何鬍子是一條牛，是一堆感情。”
1921年6月初，毛澤東收到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達的來信。信中說，共產國際派了兩名代表到上海。他們建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立即派代表到上海開大會，宣告黨的成立。
看罷信後，毛澤東非常興奮。幾個月前，他曾收到同學蔡和森從法國巴黎的來信。蔡和森在信中激情澎湃地寫道：
我以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後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你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如今，蔡和森被公認為是最早明確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人。
國內革命形勢發展之快，大概是遠在法國的蔡和森所沒有想到的。僅僅幾個月後，他對好友發出的預言，竟然成為了現實——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就要召開了。
“南陳北李”
1956年春節，70歲高齡的董必武參觀了重新發現不久的“一大”會址。當年，會議在法租界中秘密進行，代表們匆匆而來、匆匆而去，中間又經過幾十年殘酷的革命鬥爭，倖存的“一大”代表甚至都不記得開會地點的確切位置。最後，還是在周佛海妻子楊淑慧的幫助下才找到。
故地重遊，董必武感慨萬千。當年的會場還在，可與會代表卻已經凋零過半。他提起筆揮毫題詞：“作始也簡，將畢也鉅。”這句話出自《莊子》，意思是有一些事開始看起來簡單不起眼，後來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
用它來形容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再貼切不過。中共“一大”召開時，無論組織者還是參與者都沒想到，它竟然會成為一個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就連中國共產黨公認的創始人——李大釗和陳獨秀也遺憾缺席了。
1920年2月，上了警方黑名單的陳獨秀，被迫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到上海後，他住進環龍路漁陽裡2號一棟石庫門房子裡。不久，李漢俊、李達、邵力子、沈玄廬、陳望道等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一批知識分子，就被吸引到這裡。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主要成員。
與此同時，李大釗也在北大圖書館創立了“亢慕義齋”。不知內情的人，可能會覺得這個名字有些費解，其實它就是“Communism”（共產主義）的音譯，“亢慕義齋”也就是北京的共產主義小組。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初建時只有三名成員，除了李大釗外，另外兩個人是北大教師張申府和北大學生張國燾。
張國燾在“五四”時期就是一個風雲人物。“五四”前夜，他在北大法科禮堂舉行的全體學生大會上慷慨陳詞。5月4日當天，他又是遊行隊伍中最活躍的人之一。由於擅長交際，張國燾很快就當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幹事。當陳獨秀常住上海後，張國燾則成為為“南陳北李”傳遞消息的“特殊學生”。
那一時期，張國燾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在他的記憶中，陳獨秀精力過人，非常健談。每當午飯後，陳獨秀話匣子打開，便跟他侃侃而談好幾個鐘頭。“談得起勁時，他（陳獨秀）雙目炯炯發光，放聲大笑。他堅持自己的主張，不肯輕易讓步，即使是不大顯著的差異也不願稍涉含混，必須說得清清楚楚才肯罷休。”“他詞鋒犀利，態度嚴峻，像一股烈火似的，這和李大釗先生溫和的性格比較起來，是一個極強烈的對照。”
1920年8月的一個晚上，一個外國人和他的翻譯悄悄來到漁陽裡2號。第二天，陳獨秀興奮地對張國燾說，此二人正是共產國際派到遠東的使者維經斯基和他的翻譯楊明齋。在維經斯基的鼓勵下，陳獨秀決定加快建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
張國燾回憶，當他回到北京告訴李大釗，陳獨秀打算成立中國共產黨時，“李大釗略經考慮後，即毫無保留地表示贊成。”李大釗說：“陳獨秀先生對南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判斷也較為正確，現在他既已實際開展活動，那麼我們就應該一致進行……”
遺憾的是，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上海，打算召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時，陳獨秀卻在幾個月前接受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邀請，到廣州出任南方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去了。
1921年7月，身在廣州的陳獨秀正在為修建校舍爭取一筆款子。他對好友包惠僧說，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於是，他讓包惠僧作為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與會辦報紙的陳公博，一起出席中共“一大”。
無獨有偶，人在北京的李大釗也分身乏術。當時，他正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員會”的工作，整天忙著開會，也不能出席“一大”。
於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選張國燾和劉仁靜為代表，前往上海參加“一大”。當時，劉仁靜只是一個年僅19歲的少年。幾十年後，當他回憶這段往事時說：“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歷史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誠如此言。其實，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中還有羅章龍、鄧中夏、高君宇等好幾個資深黨員，但是大家當時都很忙。羅章龍要去二七機車車輛廠開工人座談會，鄧中夏要去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可想而知，在他們看來，這些活動都比去上海會見共產國際的兩名代表重要。從一個側面也能反映出，當時許多黨員並沒有意識到，這次大會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
19歲的劉仁靜被推到歷史的前臺，選他當代表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英文好，可以給馬林當翻譯。這位思想激進的懵懂青年，對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理解都十分膚淺。令人遺憾的是，幾年後留學蘇聯的劉仁靜捲入共產國際的政治鬥爭，加入了“託派”，被開除出黨。抗戰勝利後，更完全倒向國民黨一方，對共產黨信口雌黃。
新中國成立後，劉仁靜留在大陸，先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和人民出版社工作，直到1987年死於一場車禍。
劉仁靜是一位“高開低走”的悲劇性人物，人生之路一波三折。從17歲起，他投身革命洪流10年，接著成為托洛斯基在中國最忠實的信徒6年，被國民黨關押了2年，出獄後為謀生又投靠國民黨12年。劉仁靜參加了中共“一大”，卻退縮躲過了中國共產黨最激昂壯烈的拼搏奮鬥。
劉仁靜成為最長壽的“一大”代表，與那些早早為革命犧牲的先烈比起來，他當作何感想呢？晚年，劉仁靜曾感慨地說：“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
今天看來，陳獨秀、李大釗和許多中國共產黨草創時期的中堅人物，缺席“一大”的理由，都有些微不足道，完全無法與中國共產黨成立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相提並論。參加了“一大”的13位代表，也不一定意識到自己正親身參與著一項開天闢地的偉業。晚年的劉仁靜，說過一句讓人感慨萬千的話：“那時沒想到是那樣一個重要的會議。”可是，歷史就是歷史，劉仁靜沒有重新選擇的機會。
馬林和“二李”
毛澤東、董必武、何叔衡、周佛海、鄧恩銘、李漢俊、王盡美、劉仁靜、李達、包惠僧、陳潭秋、陳公博、張國燾
陳獨秀去廣州後，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暫時由李漢俊、李達負責。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馬林抵達上海後，很快便與李漢俊、李達接上了頭。
與維經斯基相比，馬林的來頭兒更大。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他是由列寧親自推薦的。列寧在推薦書上寫道：“斯內夫利特（即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去中國，他的任務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裡建立共產國際的辦事機構。同時，責成他與中國、日本、朝鮮、東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賓建立聯繫，並報告他們的社會政治情況。”
1921年4月馬林動身來華，直到6月份才抵達上海。據作家葉永烈考證，馬林從莫斯科出發後先去意大利處理了一些雜事，然後又繞道斯里蘭卡、新加坡、香港，最後才到上海。因為他的行程安排，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時間便定格在了7月。
李漢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核心成員之一。陳獨秀到上海後，最先結識的就是李書城、李漢俊兄弟倆。李書城成天在家讀書，與外界很少往來，而他的弟弟李漢俊卻是一個對新事物、新思想極為敏感的人。
李漢俊早年留學日本。他起初喜歡數學，後來拜在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門下，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他既通日文，又懂得德文，可以同時閱讀日文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馬克思原版著作。因此，他被譽為當時中國最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
李漢俊態度雍容，很有涵養，表面看是一派學者風度，實際上他脾氣很犟，絕不輕易附和別人的意見。
李達與李漢俊很像，也是個一心做學問的人，《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等數十萬字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都是他翻譯的。
李達的脾氣比李漢俊還火爆。張國燾回憶：“李達是一個學者氣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勁，與人談話一言不合，往往會睜大雙目注視對方，似乎怒不可遏的樣子。他的簡短言詞，有時堅硬得像鋼鐵一樣。”
馬林同樣是個性格鮮明、說一不二的人物。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他一眼望去有點像個普魯士軍人，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天才，有時聲色俱厲，目光逼人。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兒，有時好像要與他的反對者決鬥。”
性格耿直的“二李”和脾氣火爆的馬林，剛一接觸，便如火山碰火山，鬧得很不愉快。
1921年6月的一個傍晚，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屋頂花園——天韻樓與“二李”見了面。一碰面，馬林就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要求“二李”向他彙報工作。李漢俊表示，組織尚在萌芽時期，沒有什麼可報告的。馬林又讓“二李”提交工作計劃和預算，並表示共產國際可以給予經濟支持。
“二李”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建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沒有決定，即使將來加入共產國際，與共產國際之間到底是一種怎樣的關係，也還有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什麼的。李漢俊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
此時，從北京專程趕到上海幫助“二李”做大會籌備工作的張國燾，敏銳地察覺到馬林與“二李”之間關係非常緊張。
與耿直的李達、李漢俊相比，長袖善舞的張國燾要圓滑得多，他與馬林相談甚歡。一時間，成為馬林和“二李”之間的潤滑劑。
起初，負責籌備中共“一大”，並給各共產主義小組發邀請信的是李達和李漢俊，可到了“一大”正式召開的時候，作為東道主的“二李”退居二線，張國燾反而代替未到場的“南陳北李”成為大會主持人。
很難說“二李”對這一安排是否心存芥蒂，但幾年以後他們倆相繼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時，都曾表示與陳獨秀、張國燾存在矛盾。
北大暑期旅行團
1921年7月，湖北共產主義小組代表董必武、陳潭秋在武漢登上江輪，順著長江一路向東來到上海。
董必武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在人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似乎就是“老”。其實，董必武參加“一大”時才35歲，遠遠稱不上“老”。“一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是何叔衡，時年45歲，35歲的董必武已是年齡第二長者，13位代表中，30歲以上的只有五人，最年輕的劉仁靜只有19歲。毛澤東28歲，剛好是“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齡。
這一群朝氣蓬勃、敢作敢為的青年，硬是幹出了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
董必武是清末秀才，讀書時擁護孫中山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參加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歷次革命活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機緣巧合，他在上海認識了李漢俊。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回憶說：“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裡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
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董必武，回到武漢立即著手籌辦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此時，他想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陳潭秋。
陳潭秋比董必武小10歲，生於湖北黃岡書香之家，學業優秀，“五四”運動中，在武漢高等師範學院就讀的陳潭秋是武漢學生的領軍人物。大學畢業後，他擔任了湖北人民通訊社記者，併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漢中學兼任英語教員，該校後來成為了湖北建黨的發源地。
到達上海後，董必武和陳潭秋在李達夫婦的安排下，住進了位於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1937年夏，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陳潭秋，用俄文這樣寫道：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樓下女學校，因為暑假休假，學生教員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靜得很，只有廚役一人，弄飯兼看門。他受熟人的委託，每天做飯給樓上的客人吃，並照管門戶。不許閒人到書房裡去，如果沒有他那位熟人介紹的話。他也不知道樓上住的客人是什麼人，言語也不十分聽得懂，因為他們都不會說上海話，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還有的說北方話……
這篇名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的文章刊登在《共產國際》雜誌上，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被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專家發現。陳潭秋這位不太引人注目的湖北代表，為後人留下了最為鮮活的“一大”記述。他提到的“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就是從各地趕來的“一大”代表。
當時正值暑假，博文女校裡沒什麼人。李達的夫人王會悟找到博文女校的校長黃紹蘭，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請求借住。黃紹蘭一口答應下來。
7月，“九個臨時寓客”從全國各地趕來，住進了博文女校。
從廣東來的包惠僧與旅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住進了一間屋子。這間屋子還有張國燾的床位，但是張國燾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在上海另有住處，所以不怎麼常住。
包惠僧本是一名新聞記者，在一次採訪中結識了陳獨秀。包惠僧終身與陳獨秀保持著深厚的情誼。可以說，他參與共產主義運動，很大原因是傾慕於陳獨秀的個人魅力。“一大”召開時，陳獨秀走不開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大會。包惠僧是湖北人，只是臨時去廣州找陳獨秀，卻變成了廣州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難怪，後來有人認為他只是陳獨秀的私人代表，並不能看作正式代表。
包惠僧對革命鬥爭的殘酷性顯然沒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1927年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大屠殺，他選擇了脫黨。
包惠僧同屋的周佛海在“一大”代表中顯得很“孤單”。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都是兩人，唯有旅日黨小組，只派了周佛海一個代表參加“一大”。也難怪，當時旅日小組是各地共產主義早期組織中最小的一個，成員只有周佛海和施存統兩人。
即便只有兩人，周佛海也要爭個上下高低。在他的回憶錄《往矣集》中，憶及旅日黨小組成立的歷史，周佛海特意寫道：“陳獨秀來信，指定我為負責人。”
周佛海在旅日留學期間參與組織旅日共產主義小組，動機並不像其他“一大”代表們那樣懷著救國之志。他在回憶錄中坦言，自己在中學時就是“一個不安分的青年”，從小的志向是“將來一定要入閣”。不過，“一大”之後，周佛海很快就發現，跟著共產黨不但“入閣”夢遠，而且還有隨時掉腦袋的風險。於是，1924年，周佛海脫黨而去，最終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首鼠幾端、反覆無常的跳樑小醜。
山東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住在一間。毛澤東記得，王盡美耳朵大，長方臉，細高挑，說話沉著大方，很有口才。由於他耳朵特別大，大家都親熱地叫他“王大耳”。與他同來的鄧恩銘當時只有20歲，許多代表對他印象不深，只記得他是個貴州人。
當時，大家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兩個單純、熱忱的年輕人，會成為“一大”代表中最早犧牲的人。
王盡美和鄧恩銘的隔壁是毛澤東，由於他個子高，睡覺又愛打呼嚕，所以被格外“關照”住了單間。毛澤東的房間很暗，屋裡沒有床，他只好將一塊單人床板架在兩條長凳上當做床。
幾十年後，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也脫不掉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瞭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
張國燾寫出上面這段回憶是在上世紀60年代。當時，距離他叛黨出逃已經30多年，距離國民黨敗走臺灣將他棄之如敝屣，也已經有十幾年。
開幕
十幾年後，紅軍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徵到達延安，終於得到了一絲喘息的機會。這時，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問在延安的兩位“一大”代表——毛澤東和董必武，“一大”到底是哪天召開的？此時，距離“一大”召開雖然並不太久，但是毛澤東和董必武都不記得確切的時間了。
“一大”本是秘密進行。後來，中國共產黨人又經歷了國民黨的清黨、屠殺，經歷了5次大“圍剿”，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當年的文獻資料早已散佚，當年的代表犧牲的犧牲，脫黨的脫黨，叛變的叛變。正如董必武所說：“真正開會的日子，沒有哪個說得到的。”
1938年，毛澤東與董必武商量，決定將中國共產黨的生日定在“7月1日”。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黨史專家才考證出“一大”召開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一大”的會址，就在李漢俊的家。
李漢俊住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一幢二層小樓裡。樓上是他的臥室，樓下是一個面積為18平方米的客廳。上世紀20年代，望志路一帶還不是繁華市區，附近有不少農田，環境比較僻靜，正是召開秘密會議的好地方。會前，組織者們本來打算“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在不同地點開會，可是苦於合適場地難尋，結果一連幾天會議都在李漢俊家中進行。
這也正應了董必武“作始也簡，將畢也鉅”的題詞。1921年7月23日晚上8點，坐在李漢俊家一樓餐廳長桌子旁的代表們，大概誰也沒想到，那一刻將會影響中國今後近百年的歷史進程。
“一大”的主要議程是起草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進行討論時，兩位飽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之士——李漢俊和劉仁靜，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在李漢俊看來，中國共產黨目前的主要任務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支持孫中山革命，加入議會參與競選。而劉仁靜認為，歐洲的議會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中國共產黨也不應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團體。中國共產黨應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
陳獨秀雖然沒參加“一大”，但對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傾向卻瞭如指掌。多年後，他對錶弟濮清泉說，“一大”上就有“左”和右兩種傾向，張國燾、劉仁靜傾向極左，主張中國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他倆也不看看當時中國是個什麼情況，以為那樣少數的無產階級就可以單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
李漢俊卻傾向極右，他主張黨只能進行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不能搞實際革命工作。他認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進行非法活動。他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太落後了，要想像俄國無產階級那樣，至少要幾十年。
會上，另一個引起空前激烈大辯論的話題是共產黨員可不可以在現政府中做官。
一直比較沉默的陳公博發言了，他主張“可以”。因為他當時正在南方政府中擔任“宣傳員養成所”所長。不過，大多數代表表示反對，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黨員怎麼在資產階級政府裡當官呢？
雙方爭執不下，最後調和的結果是大家一致同意，共產黨員不在資產階級政府裡做部長、省長一類的大官。
從後來的事實看，陳公博參加中共“一大”，對雙方而言都是一個誤會。陳公博是世家子弟，他的父親陳致美曾擔任過廣西提督。他對中國革命的認識非常膚淺，對自己要信仰什麼主義也沒有定型。“一大”上代表之間的正常討論，被他當作庸俗的互相傾軋，當時就“起了待機而退的心事”。
轉場南湖
7月30日傍晚，“一大”第6次會議召開。那天，周佛海因為上吐下瀉沒有來。
晚上8點多，一個穿著灰布長衫的陌生人闖入望志路106號。他鬼頭鬼腦地往房間裡張望了一下，便藉口說找錯門匆匆離開。革命鬥爭經驗豐富的馬林斷定，此人一定是警局的暗探。會議中止，大家迅速撤離。
暗探盯上望志路106號，絕非偶然。馬林早已是在西方各國警方掛了號的人物。他動身來華那一刻，一舉一動就已經在各國暗探的監視之中。1921年7月下旬，他到李漢俊家參加會議，自然逃不過暗探的眼睛。
果然，代表們撤離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幾個警探就突襲了李漢俊家。警探在李漢俊家翻箱倒櫃地搜查起來。當時留在現場的陳公博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回憶：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裡的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為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法國警探突襲李漢俊家時，代表們沒敢回博文女校的住處，而是聚集到李達家。
李達認為，他們的活動已經引起法租界警方的注意，所以應該換個地方開會，最好是離開上海。大家深以為然，但要到哪裡去開會呢？有人提出，去杭州西湖開會。可西湖是風景名勝，人多眼雜，不太合適。
李達的妻子王會悟搭話說，不如去嘉興南湖。嘉興距離上海只有杭州一半路程，南湖離火車站很近，湖上有遊船可租。租一條船在湖上開會，既安全又方便。大家一聽，一致同意前往嘉興南湖繼續開會。
8月3日清晨7點35分，一列開往嘉興的火車從上海北站駛出。坐在火車上的“一大”代表有張國燾、李達、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周佛海和包惠僧。由於前一天法國警探突襲了李漢俊的家，為了保險起見，大家決定讓漢俊留在上海。馬林和尼科爾斯基是外國人，路上太顯眼，所以他倆也沒有去南湖。
陳公博從李漢俊家回到大東旅社後，正好趕上隔壁發生謀殺案。一天經受兩次驚嚇，陳公博連招呼都沒打，就帶著新婚妻子到杭州去了，根本沒去南湖開會。
與毛澤東同來的何叔衡去沒去南湖是一個謎。多年以後，他寫信給董必武詢問“一大”開會的情況，董必武向他描述了南湖紅船上的情景，據此推測他當時似乎不在紅船上。就像毛澤東所言，何叔衡像一條牛，總是默默耕耘，他在黨史上留下的痕跡不多。
1935年，主力紅軍長征後，年近六旬的何叔衡被留在贛南。為了躲避國民黨軍隊的步步緊逼，中央局書記項英派便衣隊送何叔衡和瞿秋白等去閩西。不幸的是，他們在福建長汀暴露了蹤跡。提到這段史實，人們多半會想起瞿秋白在長汀被俘，英勇就義，卻很少有人知道與瞿秋白同行，而且先他一步犧牲的正是“一大”代表何叔衡。
到南湖後，王會悟已經僱好一隻中號船。船裡擺著一張八仙桌，一桌酒菜，十幾個人坐下一點不擠。11點，代表們上了船。王會悟一人坐在船頭，看著煙雨濛濛的南湖，心潮澎湃。她身後的船艙中，正在上演著改變中國歷史的一幕。
那一天，在南湖紅船上，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代表們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關於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大會選舉陳獨秀為總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
下午6點，南湖漸漸熱鬧起來，湖面上飄蕩著京劇聲。誰也沒有注意到，一隻不起眼的遊船中，十幾個人輕聲呼著口號：“共產黨萬歲！第三國際萬歲！共產主義、人類的解放者萬歲！”
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件，就這樣在南湖這條小小的遊船中發生了。一個改變中國命運的政黨，就這樣在南湖這條小小的遊船中誕生了。
大浪淘沙
1930年，魯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一文中這樣寫道：
因為終極目標的不同，在進行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用魯迅先生這段話來形容13名“一大”代表後來的人生選擇與人生軌跡，再合適不過。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便“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
1923年陳公博脫黨，
1923年李達脫黨，
1924年李漢俊脫黨，
1924年周佛海脫黨，
1927年包惠僧脫黨，
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
1938年張國燾被黨開除。
最先與共產黨分道揚鑣的是後來做了大漢奸的陳公博。
1922年，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陳公博不顧黨組織決定，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黨組織讓他去上海回答黨內質疑，他不去；讓他去蘇聯，他也不去。1923年，陳公博赴美留學。到美國後，他接到消息說黨中央決定讓他留黨察看。陳公博在《我與共產黨》一文中輕佻地寫道：“我不覺好笑起來，我既不留黨，他們偏要我留黨察看。反正我已和他們絕緣，不管怎樣，且由他去。”1940年，陳公博投入汪精衛麾下，成為一名可恥的漢奸，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同樣成為大漢奸的還有旅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1924年，周佛海發現跟著國民黨混才是飛黃騰達的捷徑。他寫下一紙書信，聲言脫離中國共產黨。此後，周佛海追隨蔣介石，青雲直上，成了國民黨中央委員，歷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部長、委員長侍從室副主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抗戰後期，他見日本人大勢已去，又轉而為軍統服務。抗戰勝利後，周佛海被蔣介石特赦，死刑改為無期徒刑，最終瘐死獄中。
李達、李漢俊也在“一大”召開後的幾年，相繼脫黨。他們二人雖然未失大節，卻把個人義氣和情緒凌駕於黨的組織原則之上。李達、李漢俊學究氣十足，恃才傲物，脾氣執拗，與當時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張國燾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以脫黨宣洩一時之憤。
1927年12月17日，李漢俊被武漢軍閥胡宗鐸逮捕。被捕僅僅4個小時後，李漢俊便被殺害。後來，陳獨秀感慨說，李漢俊一直主張只能搞合法的馬克思主義活動，不要搞革命活動。可是，“蔣介石連這個合法的人也不允許他存在，必殺之而後快。”
張國燾，這位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與其說是被黨開除，不如說是他選擇了叛逃。
1938年4月3日，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之名逃離延安，投奔了國民黨。
1949年，張國燾逃到香港，1976年死於加拿大多倫多一家養老院。晚年的張國燾，生活困頓，以給出版社寫回憶錄換取生活所需。回憶錄中的張國燾，作為“一大”主持人，曾站在了1921年7月這個開天闢地時刻的歷史舞臺中央，鴻篇大論，侃侃而談；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時，曾騎著高頭大馬，接受全體政治局委員冒雨接出三里的迎候，風光無兩……
然而，張國燾的風光之下，是個人權欲野心的膨脹。最終，他拋棄了自己的信仰，背離了自己的組織，從此走向了中國革命的反面，成為一個可恥的叛徒。
當然，有退伍，有落荒，有背叛，更有堅守與犧牲：
1925年王盡美犧牲，
1931年鄧恩銘犧牲，
1935年何叔衡犧牲，
1943年陳潭秋犧牲。
中國共產黨誕生後，遭遇的是世界政黨史上前所未有的殘酷境遇，清黨、屠殺、圍剿、長征、抗日、內戰……“一大”結束的28年，中國共產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血與火的洗禮。沒有哪個政黨，遭受過中國共產黨這樣煉獄地火般的考驗。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最終只有毛澤東、董必武兩人走上了天安門城樓。
南湖一葉小舟上，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時，全國黨員不過幾十人。
中國共產黨從這裡誕生，從這裡出征，從這裡走向全國執政。一路艱難險阻，一路血火風霜，共產黨人經歷了無數次生與死、成與敗、忠誠與背叛、堅持與放棄的考驗，有人掉隊，有人背叛，有人犧牲，更有人堅守。中國共產黨在戰鬥中成長、壯大，淬鍊成了一支“純粹、精銳的隊伍”。
最終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這樣一支大浪淘沙、百鍊成鋼的隊伍。
【版權聲明】本公眾號所發佈的內容，除註明來源外，版權均屬北京日報社所有，任何媒體、機構或個人未經協議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帖或以其他方式複製發佈或發表。違者將由北京日報社依法追究責任。
歡迎轉發分享至朋友圈。
閱讀更多 北京日報紀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