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國神話的讀者不難發現，我們的神話志怪相比西方神話傳說有著一大特色——即“神、人、鬼”之間並不存在絕對的阻隔，人可以在死後成為“鬼”，也可以升格為守護後世子孫乃至一方水土的“神”。經由這種以祖先崇拜為基礎的思想觀念，因此中國的“鬼怪”與“神祇”之間的身份差異，也並非不可逾越。
由於缺乏“神人有別”的心理阻隔，古代國人對於崇拜之物往往更加註重實用主義，即“靈則信，驗則信”，這一點在目前諸多宗教祭祀場合及文藝作品中提到的“心誠則靈”等互為呼應。在實用主義的驅使下，國內的民間淫祠也因此多了一種並不罕見的奇景：在某些志怪傳奇與民間神話中，倘若有妖怪鬼魅足夠強大到難以降服之時，國人的解決方法之一就是為其立祠，用犧牲供奉化解它的戾氣，從而達到消災免禍的心理目的。
圖說：民間常見的灶君崇拜
相對於其他主張“邪不勝正”的辟邪方法，以淫祀淫祠等安撫手段供奉邪神淫鬼，顯然在道德和情理層面上令人有些難以接受，但就實用主義而言，卻有可能是最快捷有效的辟邪方式——淫祠文化徹底混淆了“神、人、鬼”之間的存在差異，從文化層面上證明了國人的信仰取向是以人本角度出發，即“神”可以是“人”創造的，當某些偶發性的事件足以造成古代國人的集體恐慌時，國人傾向於製造出一個新的“神祇”來安撫這種恐慌情緒帶來的疑惑與不解，而並不必考慮這位“神祇”的出身是否具有正當性。
唐志怪集《酉陽雜俎》中有一則故事，頗能說明這種信仰觀念的存在立場，這則名為《燈花婆婆》的短篇志怪講述了劉積中一家被鬼魅所纏，先後怪病纏身，後妻子病死，妹妹為劉舊友鬼魂所救一事：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才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咒狀，顧命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
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婿。”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為刻桐木為形，稍上者則為佳矣。”劉許諾，因為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至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
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著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嘗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為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敘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故事中對 “燈花婆婆”的角色描述有多次轉折，對於“燈花婆婆”的怪狀描述也不同於其他仙話志怪中的鬼仙、正神形象，反而凸顯其行事的詭魅無常——燈花婆婆因能治劉積中妻子的心痛病而成為家神，但卻因劉悖逆其意而大發淫威，致死劉妻，又使劉妹同樣發病，說明劉家怪狀實為其作祟所故，直到最後在正神面前暴露了“飛天夜叉”原形，劉家這才得以安寧。
《酉陽雜俎》
唐·段成式
《燈花婆婆》其事還多現於元明詞話、小說之中，如《三遂平妖傳》中，至今保留著有關“燈花婆婆”詞話故事演變的簡本：故事中諫議大夫劉直卿的夫人被燈花婆婆所纏，家中常有怪事聒噪，家人不敢違背燈花婆婆意願，否則便被擄去心肝，一家人惱苦不已卻束手無策，直到南林庵老僧請出龍樹王菩薩，這才降服燈花婆婆，現出水中獼猴精本相。
除了起於隋唐，興於元明的“燈花婆婆”以外，同樣在中國古代廣受祭祀，受眾頗盛的著名淫祠鬼神還有“五仙”、“五通”等等，前者多見於北方，而後者在吳越贛閩一帶曾經風行一時，故有“南五通，北五仙”的說法。
“五通”又名“五聖”、“五顯靈官”、“五郎神”，其出處已不可考，但大約興起於宋，至明清期間盛行一時。西晉《神咒經》中以“王翦、白起、韓章、樂陽、楚狂”為五通大鬼，天下小鬼皆憑依求食，萬民患之；宋《夷堅志》中認為其是南方鄉野對“山魈木魅”精怪崇拜的演變；明《續文獻通考》中則認為民間五通崇拜源於明太祖朱元璋的政令，相傳明洪武三年時，朱元璋因夢見兵卒之鬼乞恩求食，遂命諸鬼五人為伍，令國中各府州縣裡社皆祭祀之，使鬼有所依，不行災厲……
又名“五路財神”的五通崇拜
由以上對“五通”來源之說可知，明清之後的五通淫祠來源較為複雜，但基本均非傳統及宗教層面上常見的“正神”。五通成神的不正當性，於各志怪記錄中百姓對其的態度也可見一斑：《夷堅志》中有：“五通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迎致奉事，以祈無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則又移奪而之他。”《庚巳編》中有：“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蓋深山老魅、山魈木客之類也。五魅皆稱侯王，其牝稱夫人，母稱太夫人，又曰太媽，民畏之甚，家家置廟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為后妃飾……一切事必禱，禱必許茶筵，以祈陰佑，偶獲佑則歸功於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訕。”如是可見南方百姓曾廣為信仰五通淫神，除卻因輕浮逐利引發的貪慾知心外，更多的卻是為求得安穩庇佑、不行災妄的畏懼心態。
多見於北方的“五仙”，其本質與“五通”也相差無多——“五仙”又稱“五家神”、“五大家”。《津門雜記》中有記錄，天津曾多有女巫，自稱能召神附體，替人佔事問病，所召之神多為“胡、黃、白、柳、灰”五姓，即“狐、黃鼠狼、刺蝟、蛇、鼠”五怪；《光宣小記》中稱清宮廷內，多有宮女內侍私設祀位，以“狐、蝟、蛇、蟾、蝠”為“五聖”，與宮外俗同。如是可見雖南北有別，但“五仙”與“五通”同樣，皆是由受眾的趨利避害心理，並“則五成行”的五行配比觀念，綜合而出的民間淫祠，只要得出“有靈”的心理結論，則無論受供奉的邪神本體是何物，此類淫祠的受眾皆會趨之若鶩，這是實用主義影響崇拜行為的典型例證。
年畫中常見的“老鼠嫁女”，鼠是五家仙之一
《太平廣記》引《抱朴子》中有一則故事，非常能夠說明淫祠家仙此類鬼神形成的過程及原因：汝南有人在田邊設置了捕捉獐鹿的陷阱，困住了一頭獐鹿，有客商從旁經過，竊取獐鹿而去，又覺不妥，便在陷阱中放了一頭鮑魚作補償。設陷阱的人來收網，見網中鮑魚，以為怪異，便在村中置屋立廟，稱之為“鮑君神”，日夜參拜求告護佑；後有染小疾者，拜鮑君偶愈，爭相傳告，愈以為神，於是信眾益多，小廟不期年已加築藻井朱欄，儼然一村社大廟。七八年後，當時竊獐之客商又過此地，見此廟香火甚旺，遂問其故，鄉人具為告知，客商大笑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鮑廟香火乃止。
“黃大仙” 即黃鼠狼崇拜
因為不瞭解其緣故而以為神異，又因為偶發事件導致的“倖存者偏差”從而相信其“靈驗”，最後在人云亦云的傳播中成為具有廣泛受眾基礎的“新神”……倘若沒有最終那名客商的回返，恐怕“鮑魚神君”也會成為當地綿延幾代人的“家仙傳統”之一吧。
文| 翩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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