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神话的读者不难发现，我们的神话志怪相比西方神话传说有着一大特色——即“神、人、鬼”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阻隔，人可以在死后成为“鬼”，也可以升格为守护后世子孙乃至一方水土的“神”。经由这种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思想观念，因此中国的“鬼怪”与“神祇”之间的身份差异，也并非不可逾越。
由于缺乏“神人有别”的心理阻隔，古代国人对于崇拜之物往往更加注重实用主义，即“灵则信，验则信”，这一点在目前诸多宗教祭祀场合及文艺作品中提到的“心诚则灵”等互为呼应。在实用主义的驱使下，国内的民间淫祠也因此多了一种并不罕见的奇景：在某些志怪传奇与民间神话中，倘若有妖怪鬼魅足够强大到难以降服之时，国人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为其立祠，用牺牲供奉化解它的戾气，从而达到消灾免祸的心理目的。
图说：民间常见的灶君崇拜
相对于其他主张“邪不胜正”的辟邪方法，以淫祀淫祠等安抚手段供奉邪神淫鬼，显然在道德和情理层面上令人有些难以接受，但就实用主义而言，却有可能是最快捷有效的辟邪方式——淫祠文化彻底混淆了“神、人、鬼”之间的存在差异，从文化层面上证明了国人的信仰取向是以人本角度出发，即“神”可以是“人”创造的，当某些偶发性的事件足以造成古代国人的集体恐慌时，国人倾向于制造出一个新的“神祇”来安抚这种恐慌情绪带来的疑惑与不解，而并不必考虑这位“神祇”的出身是否具有正当性。
唐志怪集《酉阳杂俎》中有一则故事，颇能说明这种信仰观念的存在立场，这则名为《灯花婆婆》的短篇志怪讲述了刘积中一家被鬼魅所缠，先后怪病缠身，后妻子病死，妹妹为刘旧友鬼魂所救一事：
刘积中，常於京近县庄居。妻病重。於一夕刘未眠，忽有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一瓯，向口如咒状，顾命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
经年，复谓刘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固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为形，稍上者则为佳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轮奉迎。”刘心计无奈何，亦许。至一日过酉，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刘与妻各登其车马，天黑至一处，朱门崇墉，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与相识者，有已殁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殁相识各半，但相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间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其一二矣。经数月，姥复来，拜谢曰：“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人。”姥随枕而灭。妻遂疾发，刘与男女酹地祷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
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著其处，轻若履屣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刘尝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野叉携贤妹心肝，我亦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又觉袖中风生，冲帘幌，入堂中。乃上堂对刘坐，问存殁，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忽然而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
故事中对 “灯花婆婆”的角色描述有多次转折，对于“灯花婆婆”的怪状描述也不同于其他仙话志怪中的鬼仙、正神形象，反而凸显其行事的诡魅无常——灯花婆婆因能治刘积中妻子的心痛病而成为家神，但却因刘悖逆其意而大发淫威，致死刘妻，又使刘妹同样发病，说明刘家怪状实为其作祟所故，直到最后在正神面前暴露了“飞天夜叉”原形，刘家这才得以安宁。
《酉阳杂俎》
唐·段成式
《灯花婆婆》其事还多现于元明词话、小说之中，如《三遂平妖传》中，至今保留着有关“灯花婆婆”词话故事演变的简本：故事中谏议大夫刘直卿的夫人被灯花婆婆所缠，家中常有怪事聒噪，家人不敢违背灯花婆婆意愿，否则便被掳去心肝，一家人恼苦不已却束手无策，直到南林庵老僧请出龙树王菩萨，这才降服灯花婆婆，现出水中猕猴精本相。
除了起于隋唐，兴于元明的“灯花婆婆”以外，同样在中国古代广受祭祀，受众颇盛的著名淫祠鬼神还有“五仙”、“五通”等等，前者多见于北方，而后者在吴越赣闽一带曾经风行一时，故有“南五通，北五仙”的说法。
“五通”又名“五圣”、“五显灵官”、“五郎神”，其出处已不可考，但大约兴起于宋，至明清期间盛行一时。西晋《神咒经》中以“王翦、白起、韩章、乐阳、楚狂”为五通大鬼，天下小鬼皆凭依求食，万民患之；宋《夷坚志》中认为其是南方乡野对“山魈木魅”精怪崇拜的演变；明《续文献通考》中则认为民间五通崇拜源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政令，相传明洪武三年时，朱元璋因梦见兵卒之鬼乞恩求食，遂命诸鬼五人为伍，令国中各府州县里社皆祭祀之，使鬼有所依，不行灾厉……
又名“五路财神”的五通崇拜
由以上对“五通”来源之说可知，明清之后的五通淫祠来源较为复杂，但基本均非传统及宗教层面上常见的“正神”。五通成神的不正当性，于各志怪记录中百姓对其的态度也可见一斑：《夷坚志》中有：“五通变幻妖惑，大抵与北方狐魅相似，或能使人乍富，故小人好迎致奉事，以祈无妄之福，若微忤其意，则又移夺而之他。”《庚巳编》中有：“吴俗所奉妖神，号曰五圣……盖深山老魅、山魈木客之类也。五魅皆称侯王，其牝称夫人，母称太夫人，又曰太妈，民畏之甚，家家置庙庄严，设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为后妃饰……一切事必祷，祷必许茶筵，以祈阴佑，偶获佑则归功于神，祸则自咎不诚，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讪。”如是可见南方百姓曾广为信仰五通淫神，除却因轻浮逐利引发的贪欲知心外，更多的却是为求得安稳庇佑、不行灾妄的畏惧心态。
多见于北方的“五仙”，其本质与“五通”也相差无多——“五仙”又称“五家神”、“五大家”。《津门杂记》中有记录，天津曾多有女巫，自称能召神附体，替人占事问病，所召之神多为“胡、黄、白、柳、灰”五姓，即“狐、黄鼠狼、刺猬、蛇、鼠”五怪；《光宣小记》中称清宫廷内，多有宫女内侍私设祀位，以“狐、猬、蛇、蟾、蝠”为“五圣”，与宫外俗同。如是可见虽南北有别，但“五仙”与“五通”同样，皆是由受众的趋利避害心理，并“则五成行”的五行配比观念，综合而出的民间淫祠，只要得出“有灵”的心理结论，则无论受供奉的邪神本体是何物，此类淫祠的受众皆会趋之若鹜，这是实用主义影响崇拜行为的典型例证。
年画中常见的“老鼠嫁女”，鼠是五家仙之一
《太平广记》引《抱朴子》中有一则故事，非常能够说明淫祠家仙此类鬼神形成的过程及原因：汝南有人在田边设置了捕捉獐鹿的陷阱，困住了一头獐鹿，有客商从旁经过，窃取獐鹿而去，又觉不妥，便在陷阱中放了一头鲍鱼作补偿。设陷阱的人来收网，见网中鲍鱼，以为怪异，便在村中置屋立庙，称之为“鲍君神”，日夜参拜求告护佑；后有染小疾者，拜鲍君偶愈，争相传告，愈以为神，于是信众益多，小庙不期年已加筑藻井朱栏，俨然一村社大庙。七八年后，当时窃獐之客商又过此地，见此庙香火甚旺，遂问其故，乡人具为告知，客商大笑曰：“此是我鲍鱼耳，何神之有？”于是鲍庙香火乃止。
“黄大仙” 即黄鼠狼崇拜
因为不了解其缘故而以为神异，又因为偶发事件导致的“幸存者偏差”从而相信其“灵验”，最后在人云亦云的传播中成为具有广泛受众基础的“新神”……倘若没有最终那名客商的回返，恐怕“鲍鱼神君”也会成为当地绵延几代人的“家仙传统”之一吧。
文| 翩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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