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中國一類新藥研發管線持續增長，創新在2017年爆發式增長，無論是新藥申報的臨床數量，還是新藥批准的試驗數量，增速都在20%-30%。上市批准藥物的增速也突破性的達到了40% 。“而這主要是由於整個行業存量的放量，且最大收益者是外資企業，因為畢竟他們在創新藥物中的存量很多。”波士頓諮詢公司（BCG）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吳淳在“2018浦江醫藥健康產融創新發展峰會”上一語點出現狀。
在分析中國前20家研發儲備最強的國內企業的在研管線後不難看出，中國藥物研發仍然是以快速跟隨為主，藥物多為Me-too、Me-better，鮮有first-in-class。處於獲批臨床及一期、二期比較常見。
突破性創新現狀和目前我國的仿創結構直接相關。一個明顯的中國式現象，就是“熱門領域扎堆”。有句玩笑話是“CAR-T療法還沒在中國上市之前，就已經從藍海變成紅海了。”
對比全球各國藥企的研發管線領域佈局，腫瘤藥物佔有首屈一指的地位，但在中國尤其為重，幾乎佔據了藥企管線的半壁江山。其次是抗感染藥物，雖然其用量明顯緊縮，但美國藥企在抗耐藥性、抗病毒、抗細菌研發方面的投入仍非常大，中國卻相當少。中國藥企在一些熱門領域、熱門靶點投入了大量精力，據統計，中國前20家藥企在研的VEGF項目達到22個，HER2項目15個，PD-1/PD-L1項目10個。如果統計全國所有藥企，在研的PD-1/PD-L1項目將近100個。
創新研發除了前期靶點發現和化合物合成之外，還有很大一塊是臨床轉化。近年來臨床研究需求激增，第一大原因就是仿製藥一致性評價。從2018年底到2023年，國內需要一致性評價的藥物保持在每年1500例左右。同時，新藥的研發加速，無論是外資企業還是國內企業，對於臨床試驗的數量都將保持每年15%-20%的增長率；很多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也在增速，國內面臨更多二期和三期臨床試驗要求。但實際上供給端是非常匱乏的，全國800餘家臨床試驗機構僅有四分之一可以進行BE和一期臨床，而能夠滿足中美雙申報的機構不到10家。多數醫院不夠重視臨床研究，床位提供不到20張。
在美國，不光有醫療中心與藥企合建臨床中心，保證一期到三期臨床的病床數量在幾十到上百張；還有一些獨立臨床研究中心，只接受一期或只接受二期和三期研究，均有15-120床，能從數量和質量上保證臨床轉換需求。“因此中國如何在臨床轉化中滿足新藥創新，以及在仿製藥一致性評價中滿足臨床轉化需求，是行業急需解決的問題。”吳淳表示。
未來中國醫藥研發創新要突破瓶頸、提升質量，真正進入第一梯隊，“政策、人才、資金、生態、商業環境和創業文化”六大因素是主要推動力。吳淳詳細介紹了前四大推動力將對醫藥創新產生的重要影響。
加 速 審 批
審批政策是推動國內研發力的第一道關口。從目前我國審批的時間點和要求來說，已經一定程度與國際同步。但審批制度可通過採用大數據、真實世界數據加快創新藥物上市速度。
吳淳列舉了美國一家著名藥企一款免疫藥物審批的案例，若履行美國FDA上市後承諾，採用傳統四期隨機臨床對照試驗證明該藥物安全性的話，預估需要五年時間。《21世紀治癒法案》鼓勵美國FDA採納真實世界數據和替代終點，也通過了採信EMR電子病例的數據，結果該藥物第四期臨床用新的真實數據模式在6個月之內達到了指標。時間節省了90%，成本節省了95%。這也是美國FDA考慮將來替代三期臨床的方案，從成本來說，進一步加強了藥企的創新。
藥企大部分的資金和時間花在了三期、四期臨床，如果縮短這方面的時間和基金投入，對創新藥物增速將帶來很大的幫助。但這不光要求臨床設計和CRO的配合，還需要整個行業生態的搭建，包括平臺數據的可利用性及真實性，整個行業的運算能力、算法和AI的支持。所以吳淳認為，“目前我們能做的，除了加強快速審批有條件上市之外，利用真實數據進一步加速醫藥創新的速度，是值得政策層面下一步考慮的話題。”
保 險 變 革
政策之中，除了國家藥監局的職能，還有很大一塊是醫保。為什麼中國不敢上市像CAR-T療法等標價幾十萬美金的藥物？因為沒有太多人能用得起。這是中國目前醫療支付現狀相對別國的不同。中國雖然是醫藥大國，但將近50%的醫療費用由個人承擔。除2017年通過國家談判機制進入醫保的36個創新藥，我國大部分創新藥目前都是依靠個人支付實現商業轉化的，進入醫保對於前期投入很大的藥企，或者小中藥企來說，都是很大的引誘。如果醫保能夠採用動態談判機制，或將吸引更多的新藥進入。
中國的罕見病藥物開發就受此制約。投資孤兒藥需要考慮並非審批問題，而是獲批上市後的支付問題。罕見病患者幾乎不具備太多支付能力，也沒有商保支持，因此有了治療藥物也是“叫座不叫好”。所以支付問題已經成為創新藥發展很大的挑戰。
中國醫藥醫療支出按GDP6%來計算，我國仍有提升空間。從醫保和社保角度，不太可能完全支付創新藥；個人集資支付的能力也太弱，因此只能靠商業保險。預估十年後中國健康險的支出會整體提速，已有很多健康保險公司或傳統保險公司都把健康險作為下一輪的增長點，保險公司已開始考慮如何發展健康險（包括分為大病保險和報銷型），如何更好地跟醫院、醫藥公司進行數據對接，如何更好地加強他們在健康方面的結算能力。所以在供給側方面他們是做好準備，以大量資金進入醫療市場的。
不光是在醫藥方面，醫療保險對醫療機構也做出了很多投資和貢獻。吳淳指出，未來整個商業健康險會有長足的發展，而且其將是很多創新藥可供醫保和支付的渠道及支出口，為創新藥、高價藥的可及性帶來促進作用。
人 才 梯 隊
生產力的首要因素是人才。有人才，才會有資金，才會使資金成倍地轉化為生產力，產出結果。我國“千人計劃”已經吸引了六千多名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從國外回到中國進行創業和創新。對於醫療產業來說，他們是排頭兵，是基礎研究、靶點發現到創新藥物的最後落地，但吳淳建議，國內藥企還應該在梯隊方面做足兩點：
第一是研發領軍人才要能夠獨當一面的領導研發團隊；
第二是在研發和創新體系裡，應提升R&D（自主研發）、BD（產品和項目拓展）、CD（公司層面併購）人才水平，並將三方面合在一起把握節奏，儘快實現創新突破。
資 金 鏈 條
政府的資金、企業自身的資金、創投和私募以及二級市場的資金，如何共同打造一個好的資金鍊條和供應鏈，保證創新每個環節的鏈條不會斷呢？
第一，基礎性研究投入，中國還比不上美國。體量上可能是現在只是其五分之一左右，政府投入也遠遠低於在美國。“基礎研究不加強，我們一直將受制於人”，吳淳說，“沒有新靶點發現，沒有基礎機理髮現，沒有創新模式治療方式的突破，我們走不出仿創的步驟。”
第二，是藥企本身的研發投入資金及臨床試驗數量，全球藥企前五的研發投入是440億美元，全球生物技術企業前五研發投入156億美元，而五家中國大型藥企包含恆瑞、石藥、復星醫藥、上藥、海正的研發投入為7億美元。除了基礎科研，同樣反應了我國一期到三期臨床轉化儲備不足。
第三，醫藥投資、融資規模近幾年呈爆發式增長，創投達到120億美元的水平。但由於仍處於早期，我國現在還沒有太多專業性的投資，投資和投機的成分並存，相對短視。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吳淳列舉了美國以公私合營的模式建立專項投資用於抗感染領域轉化醫學研究的案例。抗感染是醫學創新的難題，並不像腫瘤那麼熱，但無論從醫療還是從整個社會衛生來說都是很大的難題，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發展局(BARDA)、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和惠康基金提供了4.5億美元作為五年的投資額，資助了18個研究項目，醫療機構、科研機構也提供了很多專業知識。很多前期投資無法滿足私募基金的要求，藥企如何跟政府、研究機構合作進行創新性的突破，這也是資金方面需要思考的問題。並不是所有的資金都是適合藥物創新，也並不是所有藥物創新都適合我們資金。
此外，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企業資金達到15億，有一項臨床試驗獲批，有很好的機構投資人背書都能夠上市。目前有十幾家生物企業準備於港上市。而對標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247家生物技術公司，172家制藥公司，73%上市公司尚未盈利，140家有收入但沒有盈利，40家沒有收入也沒有盈利，這意味著其都是投入性公司，都是以長期融資進行進一步研發，擴大市場化才能達到盈利水平，整個實質是1.2萬億美金，是港交所所有的醫療健康企業8倍的體量。所以我們投資人哪怕從創投到私募上市以後，二級市場裡面也沒有那麼大的資金量支持我們整個創新投資，做到整個鏈條好的發展，這方面對投資人來說也是一個考量和長期的佈局。
技 術 生 態
藥物的商業轉化需要“政、產、學、研、資”聯動。這個生態系統裡面需要建立技術流通、人才流通、資金流通的機制。
一方面，研究機構和醫療機構必須跟產業合作，這樣形成一個科研成果到市場的轉化。另一方面，通過臨床前開發和安全性實驗的藥物需要重新再開發，藥企可能將藥物再轉到科研機構，並投入資金二次開發。這個機制對於資金和技術的流通來說都是高效率的。
另外，PD-1藥物Yervoy 2002年到2014年從基礎研究到商業化轉化的十年，可謂是生態圈裡所有參與者努力的結構。2002年，陳列平教授在基礎研究中發現具有抑制腫瘤免疫反應功能的PD-1通路，臨床研究啟動後被Medarex公司買進，由於二期臨床中的突破創新，加速審批，BMS最後將其推向市場。企業、政府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缺一不可，各方合作才能夠更好地提高轉化率。
生物醫藥集群需要高校科研機構、生物科技企業、大型藥企以及臨床醫療機構共同形成。上海張江目前正在打造中國生物的體系，吳淳期待從中國上海出發，覆蓋整個中國，都能產生很好的生態系統，為生物醫藥創新打造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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