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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職美國總統。特朗普作為政治圈外人問鼎白宮，離不開共和黨內右翼保守勢力及相關的美國軍工-石油-金融財團和軍隊-情報機構中保守勢力的鼎力支持。特朗普在大選中及上臺後所表達的基本政治理念，並非僅是特朗普的個人意志，而是共和黨極右翼保守勢力的共識。特朗普的上臺，標誌著冷戰結束後不斷右翼化的美國政治，已經進入一個極端狀態。如果沒有美國內外強有力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阻擊，美國或將進入一個長期由右翼勢力主導的帝國主義“迴光返照”的歷史時期。而整個世界，也必將被拖入一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極端的年代、危機的年代乃至動盪的年代。
早在1989年9月陳雲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就曾指出，“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和侵略別國、互相爭霸的本質，是不是過時了?我看，沒有過時。……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1](370頁) 新世紀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陳雲同志的高瞻遠矚。今天，我們要正確分析美國2016大選及即將到來的特朗普時代的本質，必須看到，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最根本的特徵仍然是壟斷，我們這個世界仍然處在列寧100年前所說的帝國主義的時代。實際上，特朗普當選所帶來的一系列所謂的疑惑、不確定性乃至恐慌，只有結合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才能得到透徹的解釋。
一、特朗普是如何上臺的：壟斷資本對美國社會的全面滲透
列寧在百年前的《帝國主義論》中指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必然導致生產的集中，生產集中導致壟斷，銀行壟斷資本和工業壟斷資本結合起來形成金融壟斷資本和金融寡頭，金融寡頭必然會控制經濟命脈、滲透社會、主導政府：“壟斷既然已經形成，而且操縱著幾十億資本，它就絕對不可避免地要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去，而不管政治制度或其他任何‘細節’如何”[2](623頁)，“金融寡頭給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所有一切經濟機構和政治機構罩上了一層依附關係的密網，--這就是這種壟斷的最突出的表現。”[2](684 頁) 金融寡頭在壟斷經濟命脈的基礎上，通過控制媒體、教育、智庫、社會組織、主流政黨和政治運動，把控整個政治走勢。美國2016年大選，深刻地體現了美國壟斷資本對美國的社會的層層控制。
2011年前後，即美國金融危機全面爆發3年後，美國國內興起了極左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這場和平示威的群眾運動，在醞釀階段就被被FBI貼上“恐怖主義威脅”的標籤並通報給了華爾街寡頭們，隨後就是陰謀滲透和殘酷鎮壓。[3]幾乎與佔領華爾街運動同一時間段，美國還興起了極右翼的信奉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茶黨運動，他們認為美國當前的弊端都是社會主義病毒侵襲本來完美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體制導致的，他們把抗議的焦點指向政府幹預經濟限制資本的職能，要求自由市場、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而不是全面限制華爾街的金融資本。
佔領華爾街運動被財團和政府全力鎮壓，但茶黨卻截然不同：“茶黨所提出的反對政府過多幹預經濟的主張和大財團的主張不謀而合。因此，該運動得到了很多財團的幕後支持。億萬富翁大衛·科赫兄弟、地產大亨特朗普為茶黨運動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新聞大鱷默多克旗下的福克斯電視臺及其《華爾街日報》成為茶黨運動的積極傳播者。”[4]佔領華爾街運動被鎮壓後很快一蹶不振，而茶黨的影響卻與日俱增，並迅速被共和黨所接納成為黨內重要政治力量，大批茶黨成員當選兩院議員，共和黨在茶黨推動下不斷向極右方向轉型，並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群眾動員。2016年民主黨的失敗，早在2011年他們鎮壓佔領華爾街運動時就已經註定了。
特朗普7年前正是茶黨運動興起的第二大金主。而茶黨第一大金主，則是美國僅次於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的美國頂級富豪、石油巨頭大衛·科赫兄弟(其公司每年收入高達1000億美元)，也是美國極右翼保守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查爾斯·科赫和大衛·科赫兄弟倆各自以44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在《2016胡潤全球富豪榜》中並列第八，兩個人的財富加起來超過了比爾·蓋茨。這是特朗普集團和茶黨運動背後的一位關鍵的美國頂級壟斷資本寡頭。
根據美國著名雜誌《紐約客》的披露，科赫兄弟旗下的美國榮昌基金，從茶黨的活動一開始就是其密切合作夥伴。科赫兄弟的父親、石油寡頭弗雷德·科赫是美國冷戰時期著名極右組織“約翰·柏奇會”的組織者之一，這個組織帶有濃厚的白人種族主義色彩，並狂熱信奉和宣傳奧地利學派的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理論。他們認為，美國民權運動及社會福利制度，都是共產主義理念，繼承羅斯福新政的美國政府及民主黨已經被共產主義分子滲透。“約翰·柏奇會”組織有非常明顯的法西斯主義傾向，科赫甚至在文章中對法西斯主義創始人墨索里尼表示崇敬。[5]
冷戰年代，“約翰·柏奇會”等極右翼陰謀組織以達拉斯市為基地，開展了一系列反對進步改良政策的行動，例如“約翰·柏奇會”成員、陸軍司令埃德溫·沃克因在軍中傳播“約翰·柏奇會”思想與肯尼迪總統產生嚴重的衝突後被撤職，此後此人一直以達拉斯為根據地展開反肯尼迪的活動。1963年11月22日，《達拉斯晨報》整版刊出了一則給肯尼迪“送終”的非常不吉利的黑邊廣告，將他描繪為“共產主義的同路人”，而就在這一天的達拉斯市，肯尼迪遇刺身亡。[6]
“約翰·柏奇會”是美國曆史上非常接近法西斯主義的極右保守主義組織。後來，弗雷德·科赫的兒子又子承父業，和特朗普一起資助了茶黨運動。喬姆斯基等左翼觀察家認為，茶黨相當於早期的法西斯主義。[7]科赫兄弟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是茶黨主要領袖、共和黨第三號人物、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彭斯。2009年，彭斯正是在科赫兄弟的支持下，藉助茶黨運動改變了原來的政治版圖，成為眾院共和黨會議主席。2016年7月15日，特朗普宣佈提名彭斯為他的副總統人選，這意味著科赫兄弟、共和黨高層已經完全和特朗普聯手。
2016年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現象之外，最引人矚目的是以激進左翼面目出現的桑德斯的異軍突起崛起。桑德斯的社會主義色彩非常濃厚，他主張拆解大銀行，給富豪和大企業加稅，全面的醫療改革和免費大學教育，提高最低收入和重振工會，並迅速獲得大多數美國底層人民的支持，被高盛董事長宣佈為“最危險”的競選人。[8]巧合的是，特朗普是當年茶黨運動的主要資金提供者之一，而民主黨的左翼代表人物桑德斯也是支持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極少數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在2016年大選中，桑德斯支持者中相當一部分是當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成員。而特朗普的核心支持力量，正是茶黨運動。
根據維基解密曝光的郵件，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等民主黨高層人物不僅在初選中公開地在希拉里一邊，還利用整個民主黨的資源在黨內初選中打壓、抹黑桑德斯，比如向《華盛頓郵報》洩露不利於桑德斯的信息等等。與特朗普一開始就得到茶黨及共和黨高層人物的大力支持不同，桑德斯與希拉里的黨內初選是一場極端不公正的競爭。儘管如此，桑德斯仍然獲得1846張宣誓選舉人票，與希拉里的2205張差距並不懸殊。桑德斯在普通民眾中的實際支持度遠高於希拉里，如果美國選舉程序真正公正的話，桑德斯很有可能將會在決賽中擊敗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壟斷資本寡頭，而不是普通民眾。
二、特朗普的富豪內閣：美國金融寡頭的政治控制
弗朗西斯·福山2012年1月也不得不承認：“在美國，儘管茶黨擅長於反精英主義辭令，其成員倒是為保守主義的政客投票，這些政客恰恰效忠於他們揚言所鄙視的金融家與企業經營者的利益。”[9]經過2016年大選，特朗普及茶黨最終形成了一個完全由大富豪尤其是金融寡頭們控制的政府。
2016年11月15日，美國著名財經媒體《石英》雜誌根據2013年聯邦儲備系統的數據指出，特朗普內閣公佈的首批17個成員的個人財富高達95億美元，這超過了美國最貧窮的4300萬個家庭即美國1/3家庭財富的總和。[10]2016年11月28日，美國著名政治網站Politico根據特朗普內閣的情況，估計其財富總額超過了350億美元。[11]2017年4月初，美國白宮發佈了財政申報文件，公開各高官的財政狀況，彭博新聞社根據這些文件計算，特朗普內閣及高級官員資產總值約在120億美元。[12]特朗普內閣的財產申報存在普遍的瞞報行為。但無論如何，2016年大選，選出了一個美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超級富豪內閣。
特朗普內閣中的超級富豪們的私人財富在120億至350億之間，但是這並不是他們所控制財富的總額。早在100年前，列寧就曾指出：“經驗證明，只要佔有40%的股票就能操縱一個股份公司的業務，因為總有一部分分散的小股東實際上根本沒有可能參加股東大會等等。”列寧引用德國經濟學家海曼的著作指出：“一個領導人只要擁有100萬資本，就能控制各孫女公司的800萬資本。如果這樣‘交織’下去，那麼擁有100萬資本就能控制1600萬、3200萬以至更多的資本。”[2] (614頁)
這裡列寧討論的是100年前的情況，今天美國的資本市場結構更加複雜，可以說特朗普內閣中的超級富豪們，他們所真正控制的資本將高達千億美元乃至萬億美元級別。資本主義日益發達的股份化和金融化現象，結果是促進了金融寡頭對經濟的控制，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的詭辯家期望“股票佔有的‘民主化’會造成‘資本的民主化’，會加強小生產的作用和意義等等”，“可是實際上它不過是加強金融寡頭實力的一種手段而已。”[2](614頁)
美國政府被富人和權勢集團控制的現象由來已久。早在1891年恩格斯就曾指出：“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裡，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13](54頁)但是，像特朗普政府這樣，由美國壟斷財團和金融寡頭們赤裸裸地走向前臺，一邊進行著幾千億美元的經濟生意，一邊瓜分政府的各個要害政治權力機構，這在整個資本主義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
為爭取民心，2016大選中媒體將特朗普塑造成美國華爾街毫不留情的批判者。然而，特朗普團隊自始至終都在美國金融資本的掌控之中。例如，特朗普競選團隊的財政主管史蒂文·努欽，與特朗普是15年的朋友，他至少擁有超過3億美元的個人財富(被媒體披露至少瞞報了1億美元資產)，曾在華爾街頭號金融巨頭高盛任職長達17年，擔任高盛執行副總裁、CIO(信息主管)和高盛管理委員會成員等多項高級職位。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他擔任特朗普競選委員會的財務主管，為特朗普在很短的時間內籌集了1.69億競選資金。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特朗普提名努欽為美國財長並得到國會批准。由此，史蒂文·努欽成為第三位出身高盛的美國財長。在此之前，1995年——1999年的美國財長羅伯特·愛德華·魯賓是高盛高級合夥人，2006年——2009年的財長亨利·鮑爾森是高盛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史蒂文·努欽是華爾街金融資本的代表人物之一。2008年金融危機，不但沒有重創這些華爾街真正的大鱷，反而成為他們發財的良機：當時努欽聯合他人以15.5億美元買下“印地麥克銀行”，將其重命名為“OneWest”，隨後該公司抵押沒收了超過3.6萬棟民宅，令一些失去住房者生活狀況急轉直下。獲得暴利後，努欽又將OneWest以34億美元賣出，賺得近20億美元。[14]
特朗普內閣中多個要害職務被金融危機中呼風喚雨的華爾街金融寡頭們佔據。例如特朗普的首席經濟顧問、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入職白宮前是高盛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根據特朗普政府發佈的文件，加里·科恩的資產至少為2.3億美元。路透社認為其實際資產可能遠不只這些，2016年12月他從高盛離職加入白宮時突然獲得超過1億美元的股票與現金——這顯然即是這位高盛總裁在最後時刻的大撈一筆，同時也是高盛對這位未來美國財長的高額賄賂。
特朗普政府的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是一位有羅斯柴爾德家族背景的個人資產高達29億美元的美國私募公司的董事長。1976年，羅斯就被羅斯柴爾德家族選中，在羅斯柴爾德集團的破產重組部門任投資顧問，此後的長達24年時間內他服務於羅斯柴爾德家族。1990年，特朗普陷入財務危機，債權人卡爾·伊坎及羅斯最終幫特朗普度過危機。2000年羅斯投資4.4億建立屬於自己的投資帝國。2008年，金融危機席捲全球，羅斯趁機大發橫財：2009年5月羅斯注資9億收購美國聯合銀行，2011年1月重組上市一年後市值增長到23億美元。[15] 2011年歐債危機爆發後，羅斯聯合3位投資者以11億歐元投資愛爾蘭第一大銀行，三年賺了三倍。[16]
特朗普本人並沒有完整系統的政治理念，他的競選策略和施政理念，深受史蒂夫·班農的影響。班農是特朗普團隊中另一位出身於高盛的核心政治人物，他曾在美國海軍任職，後又做過高盛投資銀行家、好萊塢製片人、布賴特巴特新聞網(有種族主義傾向的美國極右翼媒體)總裁。在特朗普競選期間，班農成為競選團隊總幹事。2017年1月，班農成為白宮首席戰略師和資深顧問。2017年2月初，特朗普還曾任命班農擔任了兩個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管委員。2016年之前，班農曾積極在網絡和媒體上傳播其極右翼的政治理念。針對大眾關心的金融危機和華爾街問題，出身高盛的班農僅僅將其歸結到貪婪與高槓杆率身上，而非華爾街及金融寡頭本身。[17]而貪婪問題，他又歸結為六七十年代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權運動對美國資本主義價值觀的腐蝕。然而，諷刺的是，班農的幕後金主，卻是純粹的華爾街對沖基金--文藝復興科技公司及默瑟爾家族。
班農是美國金融寡頭默瑟爾家族的政治代理人。羅伯特·默瑟爾與與詹姆斯·西蒙斯創辦了美國有史以來最成功最隱秘的華爾街對沖基金--文藝復興科技公司(資產高達550億美元)。默瑟爾本人的政治觀點屬於極端保守的右翼，2010年以來，他已經向共和黨競選活動捐款4500萬美元，此外他還捐了5000萬美元給極端右翼組織。默瑟爾是班農布賴特巴特新聞網的金主，同時他旗下的英國“劍橋分析”公司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勝選的“幕後黑手”。這家大數據分析和挖掘公司，能夠在臉譜等社交網絡上搜集搖擺選民的信息，並利用人工智能對其進行分析，尋求能夠影響這些人的“情感因素”，並根據每個選民不同的心理特徵，通過社交媒體向他發送僅有他個人所見的“精準定製”的洗腦信息，影響他們的選票。[18]特朗普正是依靠這家大數據公司的新媒體戰略，對美國藍領白人工人進行了史無前例的思想控制，用較小的媒體成本打敗了主要依賴傳統媒體的希拉里。
特朗普當選總統後，提名“華爾街之狼”、美國對沖基金大鱷卡爾·伊坎(1990年特朗普的另一位救命恩人)為白宮監管政策特別顧問。2004年伊坎成立了伊坎合作基金，該基金管理著70億美元的資本，年投資回報率高達40%。2013年12月，卡爾·伊坎個人資產淨值已高達221億美元，在世界富翁中排名第10位。在過去的四十年間，伊坎在華爾街嫻熟運用槓桿收購、惡意收購、委託書之爭、要求董事席位、藉助媒體、煽動小股東等各種資本和非資本手段，購入了數十家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橫跨鋼鐵、航空、高科技、金融、娛樂等多個行業，通過威逼利誘董事會和管理層賺取了上百億美元的利潤。[19]在伊坎的影響下，特朗普提名著名的華爾街沙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傑伊·克萊頓(與高盛等華爾街巨頭關係非常密切)為下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並獲得國會批准。
特朗普上臺後的經濟政策與這批金融寡頭的利益一致，他屢次表態要放鬆對華爾街的監管，修改乃至廢除金融危機後旨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特朗普政權對華爾街的監管，將由加里·科恩、卡爾·伊坎等人主導和負責，這可以說是監守自盜，其效果如何可想而知。2017年2月3日，特朗普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和一份總統備忘錄，要求放鬆對金融行業的監管，重新審查《多德-弗蘭克法案》及其中旨在限制投機行為的“沃爾克規則”，就在同一天，特朗普還會見了金融行業的商界領袖，其中包括摩根大通CEO等等。[20]2017年3月11日，特朗普還炒掉了因強勢打擊金融界關聯交易、對兩黨官員反腐不留情面而聲名鵲起的“華爾街剋星”、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巴拉拉。[21]
特朗普內閣超級富豪們的財富積累過程，再一次證明了列寧曾深刻指出的帝國主義時代金融資本的腐朽性：“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商品生產雖然依舊‘佔統治地位’，依舊被看作全部經濟的基礎，但實際上已經被破壞了，大部分利潤都被那些幹金融勾當的‘天才’拿去了。這種金融勾當和欺騙行為的基礎是生產社會化，人類歷盡艱辛所達到的生產社會化這一巨大進步，卻造福於……投機者。”[2](594頁)如上所述，特朗普的核心競選團隊以及當選後組成的內閣核心成員，不是傳統實業資本家和IT科技精英，更不是將特朗普送入白宮普通藍領白人工人或工會成員，而恰恰是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的代表人物：那一小撮金融寡頭、金融“天才”和投機者。特朗普當選後，美國股市的高漲及華爾街的一片歡騰，充分證明金融寡頭比美國藍領白人工人更加知道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列寧深刻地指出，“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及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當今美國社會，就是由“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即那一小撮金融寡頭所控制的，億萬富翁特朗普也僅僅是他們的政治代理人。1990年已經破產欠債34億美元的特朗普因為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救助和網開一面才擺脫困境，並在隨後的20多年裡東山再起、發展壯大，併成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這個案例深刻地說明，美國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對工業資本家、政治人物及整個社會來說，掌握了生殺予奪的權力。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佔統治地位，意味著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於和其餘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2](624頁)
三、重溫帝國主義論：美國特朗普時代背後的政治經濟機理
2016年大選及美國特朗普時代的到來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內部政治結構和經濟生產方式及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一直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然而，離開了列寧，我們將無法理解這個時代一系列複雜、矛盾乃至“荒謬”的特徵。儘管過去了一百年，但當年列寧提出的關於帝國主義的一系列論斷，仍然是我們分析當今資本主義的關鍵線索。
1、工人貴族階層：帝國主義的重要經濟基礎
2016年特朗普獲勝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在黨內初選失敗，從而使得早已喪失民心的希拉里代表民主黨與特朗普決戰。桑德斯失敗的原因，除了民主黨高層和希拉里的不公平競爭外，美國大量工人階級選民被特朗普拉走，也是一個重要原因。2016年美國大選告訴我們，當工人階級還沒有被馬列主義政黨組織起來形成自為階級的時候，作為自在階級，他們會被各種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所吸引。自里根利用煽動底層白人種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情緒和宗教情緒競選總統成功以來，美國共和黨在歷次大選中一直沿用這個策略，儘管其經濟政策有利於富豪階層，但是大量的底層選民卻因為種族和宗教因素選擇共和黨。
在2016年大選中，煽動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是特朗普的基本戰略。“讓美國重新強大”、“美國優先”、“美國第一”之類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口號是特朗普競選演說的主題詞。此外還有阻止所有穆斯林入境美國、墨西哥移民大多是“毒販”和“強姦犯”、中國用操縱匯率手段搶了美國工人的飯碗、要強硬對付中國等等政策宣示。
茶黨運動及特朗普支持者中存在大量的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他們為什麼會狂熱地支持大富豪特朗普?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而是由右翼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乃至基督教思維模式所組織起來的。美國曆史上，工人階級支持那些明目張膽的富豪階層政治代理人的現象之所以屢見不鮮，一個重要原由就是他們因宗教因素、道德倫理因素、種族因素而在選舉中發生大分裂，進而在最關鍵的經濟問題上發生大分化。特朗普及茶黨運動的重要策略就是轉移鬥爭大方向(美國的壟斷財團和富豪階層)，煽動“中產”(歷史上收入頗高的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鬥“底層”(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外來移民、赤貧者、第三世界國家如中國的工人)，挑動群眾鬥群眾，讓美國底層的有色人種、移民和第三世界如中國的工人充當美國金融寡頭們的替罪羊。
金融寡頭通過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方式分化瓦解工人階級、穩固自身統治的方法並非是今天才出現的新策略，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即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存在百年的常態，也是帝國主義國家能夠維持到今天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列寧認為，帝國主義體系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滲透到工人階級裡面去了。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之間並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2](670頁)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第二國際就是因為受到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影響和侵染從而徹底走向破產和瓦解的。一戰中第二國際社會黨人影響的工人群眾成為了各國金融寡頭爭奪世界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炮灰一樣，今天美國大選中給特朗普投票的上千萬藍領白人工人，也成了特朗普政權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剝削、金融扼殺乃至武力入侵等等帝國主義政策的重要內部推動力量。
對於工人階級中出現極端民族主義即沙文主義的經濟原因和內在規律，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深刻地指出，掠奪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可以“收買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這個上層”。列寧指出，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層即“工人貴族”階層，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理人”。[2](582頁)列寧認為，這些工人已經“資產階級化了”，“他們感受不到破產的貧困的大眾的災難、痛苦和革命情緒”，他們為了“保住和鞏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層’或工人階級貴族(和官僚)的特權地位”而支持帝國主義戰爭，“這就是當代社會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2](490頁)
實際上，美國的工人階級中，包括藍領白人工人中，存在相當大比例的“工人貴族”階層，這是二戰後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在共產主義運動衝擊下能夠頑強生存下來的重要原因。冷戰結束以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個階層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遭受很大沖擊，但是他們的生活水平仍然遠遠高於第三世界的工人階級，其改良主義、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傾向依然是非常明顯。金融危機爆發後，這批中產階級和工人貴族利益受損，但其罪魁禍首在金融寡頭和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內部的競爭只是表層原因。但在金融寡頭操縱的極右翼社會運動的煽動下，他們把鬥爭矛頭對準了移民、少數族裔和第三世界的工人。這正是特朗普可以在大選中獲得大量工人階級選票的經濟基礎。
2、金融寡頭和食利國：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嬗變
今天，“帝國主義過時論”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殖民主義、殖民政策、瓜分世界領土，當然是列寧所定義的帝國主義的重要特徵。但是，列寧所定義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典型特徵，除了“殖民壓迫”外，還有“金融扼殺”和“金融剝削”。例如，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指出，“幾乎整個地球已被這些‘資本大王’所瓜分，他們或者採取佔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剝削的千萬條繩索緊緊纏繞住其他國家。”[2](512頁)“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2](578頁)
列寧認為，“這個時代的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國家，即殖民地佔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係的羅網纏繞著。”換句話說，政治上、形式上獨立，但在金融和外交上依附帝國主義國家的附屬國，是帝國主義時代典型的國家形式。列寧還以葡萄牙和阿根廷與大英帝國的關係為例來說明這種依附關係。[2](648 頁)總之，二戰後，世界殖民體系的瓦解，並不意味帝國主義及其時代的終結，因為在今天的世界，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其他國家的金融扼殺、金融剝削、金融依附等形式仍然普遍存在，這類附屬國正是當年列寧所定義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典型國家形式。
列寧指出，資本輸出、剝削殖民地和海外國家，是帝國主義的典型特點。這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列寧認為，由於落後國家地價、工資、原料比較便宜，“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後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2](627頁)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普遍性大大提高，在此基礎上，以借貸資本和證券投資為代表的國際間接投資規模日益壯大，帝國主義更加依賴高利貸和剪息票為生。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趨勢之一，即形成為‘食利國’、高利貸國的趨勢愈來愈顯著”。[2](685 頁)由於資本輸出，“根本不參與任何企業經營”、“完完全全脫離了生產”，“終日遊手好閒的食利者階級”大大地增長起來，“給那種靠剝削幾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整個國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2](664頁)
二戰結束後，資本主義有了一些新的變化和發展，但是其基本特徵和規律仍然沒有脫離列寧的論斷。經過二戰，西歐和日本遭受極大的破壞，美國成為戰後毫無疑問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然而，與19世紀初的情況不同的是，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此時蓬勃發展起來，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成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史無前例的致命威脅。為了避免共產主義革命波及西歐、日本和其他國家，美國不但沒有對西歐和日本進行去工業化、壓制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反而為了對抗蘇聯和中國不得不援助和扶植這些在戰爭中遭受破壞的資本主義國家。對這些要重點扶持和援助的地區，美國網開一面，允許他們採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方式發展自己的工業。比如，20世紀70年代，日本汽車業的發展已經成熟，並具有國際競爭力，大量出口美國，然而在這一時期，美國仍然允許日本政府以關稅等手段實行汽車業保護政策。以1970年為例，在出口量佔生產量35%的情況下，日本對汽車的進口關稅仍然維持在40%。
必須承認，戰後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及與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都發生了一些改變，但這些改變並不是說帝國主義本性發生了改變，而是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勝利，使美國金融寡頭們被迫做出的權宜之計。
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伴隨著德國和日本工業的迅速復興，美國傳統工業在全球的競爭力迅速下降。1965-1973年，發達國家之間激烈的國際競爭造成了全球製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和利潤率不斷下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戰後高速發展的經濟繁榮期走向終結。美國的貿易順差自1964年達到頂峰後就開始迅速下降，並在1968年開始出現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而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鉅額開支，使美國政府又出現了財政赤字，在雙赤字的壓力下，美元不得不從1971年至1973年連續大幅貶值並導致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黃金美元”宣告終結。為了穩定美元的霸權，美國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與沙特王室進行了一系列談判，並最終在1974年達成了協議，確立了“石油美元”：一方面，美國向沙特出售軍事武器，同時保障沙特國土安全不受以色列侵犯;另一方面，沙特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須全部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並將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
自1973年開始，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所佔比例相對於西歐和日本逐年下降，而西歐、日本、中東產油國對美國的間接投資卻持續增長。帝國主義時代，財富分配更加徹底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生產相對過剩，為了刺激消費，美國政府、企業和個人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都開始大規模借債。美國經濟逐漸走上了金融化、虛擬化、債務化、投機化、泡沫化的軌道。美國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從全世界購買資源和商品，與此同時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私人進行規模逐步膨脹的借債，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產生並不斷開始膨脹，投機賭博盛行的金融及其衍生品市場和證券市場則不斷吸引國外美元迴流投資美國。
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資料顯示，1983年以來，美國的金融項目和資本項目出現了連續28年的順差，流入金額高達7.38萬億美元，2000年至2010年流入金額5.12萬億美元，而經常項目逆差流出5.79萬億美元。[22](38 頁) 1981年時，美國還在維持國際債權國的地位，對外淨資產為1409億美元，但到1985年美國就已經轉化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淨外債已經高達1114億美元。[23]2006年末，美國國債總額高達8.5萬億，對外淨負債3萬億美元。2011年末，美國國債總額15萬億，對外淨債務高達4萬億美元。[24]
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關係，不是由債務關係而是由軍事關係所決定的。當債務國的軍事和暴力手段遠大於債權國時，債務就變成了一種反向的剝削手段。截至2016年12月30日，美國債務規模達到驚人的19.98萬億美元，高於2016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8.7萬億美元。[25]美國政府這些開支中的主要款項主要是國防軍事費用和民眾社會福利。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要大幅降低對美國富豪階層和大企業的稅收，另一方面還要大幅擴張軍費及搞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即便特朗普能夠大規模削減民眾福利，但是這仍然還存在巨大的債務缺口，這個缺口特朗普決定要壓榨中國等國家來解決，否則日益高企的政府赤字及無限膨脹中的美國國債將會使其他國家喪失對美元的信心，停止購買美國國債，這終將嚴重危及美元霸權。用軍事手段控制石油及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結算、迫使其他國家不斷購買美國國債，並以此確保不斷貶值的美元仍然確保霸權地位，這是華爾街的核心秘密。
毫無疑問，美國的資本和金融寡頭們是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但美國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損害，其歸根結底的原因，就是社會主義運動退潮後，美國的金融寡頭們開始對美國工人史無前例地反攻倒算。特朗普把美國塑造成全球化的受害者，其目的就是在跟中國等國家的貿易、匯率和金融談判中佔據有利地位。早在2016年4月大選中，特朗普給資本和富豪減稅的主張受到批評後，就曾在其推特上直言不諱地說：“經濟學家們說我的稅收計劃將讓國債飆升10萬億美元。傻瓜!我會讓中國買單!”[26]
特朗普讓中國等國家買單的辦法，就是通過經濟上的金融戰、貿易戰外加軍事包圍威脅乃至戰爭(如對中國從朝鮮半島到南海的包圍)，迫使其他國家以犧牲自己的方式繼續大幅購買美國國債、進口美國高附加值商品(如芯片、軟件、軍工產品)、出口低附加值商品(資源類商品和勞動密集型商品)、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並通過在中國製造金融危機的方式使中國的資本流向美國金融市場，維持美國金融泡沫。美國國債不斷膨脹的歷史，也是美元大規模超發的歷史，是美元不斷貶值的歷史，也是美國通過金融手段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資源和勞動的歷史。這正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強調的金融扼殺和金融剝削的手段。
3、基本矛盾愈發尖銳：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新特徵
冷戰結束以來，一些人否定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另一個藉口，就是二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進步，認為列寧對帝國主義“垂死的、腐朽的”判斷太武斷。這種論點並沒有真正理解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科學內涵。
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指出壟斷的確有阻礙科技進步的“停滯和腐朽的趨向”：“在規定了(即使是暫時地)壟斷價格的範圍內，技術進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進步的動因，前進的動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2](660 頁) 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集中發展到壟斷並變成帝國主義的時代，同時發生了以自動化、電氣化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這個過程中，腐朽的英國因為壟斷資本沉迷於金融泡沫，缺乏技術革新的動力，英國工業被新興的德國和美國全面趕超，類似的事情之前發生在14世紀的西班牙、18世紀末的荷蘭，1973年之後又發生在美國。
但關於帝國主義、壟斷與技術進步之間的關係，列寧非常辯證地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壟斷決不能完全地、長久地排除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用改良技術的辦法可能降低生產費用和提高利潤，這種可能性當然是促進著各種變化的。但是壟斷所固有的停滯和腐朽的趨勢仍舊在發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業部門，在某些國家，在一定的時期，這種趨勢還佔上風。”[2](661頁) 在這裡，列寧強調停滯和腐朽是壟斷所固有的的趨勢，雖然它一直會發揮作用，但是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和技術改良不會完全地排除，停滯和腐朽僅僅在某些國家、某些部門的一定時期佔上風，這就意味著帝國主義時代的技術在整體上仍然可能會在向前發展。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關於技術進步的上述論斷，直到今天也沒有過時。
列寧曾明確指出，“如果以為這一腐朽趨勢(成為食利國)排除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那就錯了”，“整個說來，資本主義的發展比從前要快得多”。列寧非常辨證的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某些工業部門，某些資產階級階層，某些國家，不同程度地時而表現出這種趨勢，時而又表現出那種趨勢。”帝國主義的腐朽趨勢和和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共存，它導致了不同工業部門之間和不同國家之間發展的更加不平衡，一方面“這種不平衡還特別表現在某些資本最雄厚的國家(英國)的腐朽上面”，另一方面則是“(德國)這個已經異常迅速地生長起來的金融資本”，其最終結果，是迅速發展的德國通過“不單是和平的手段”即戰爭手段搶奪腐朽的英國手中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2](685頁)
列寧還指出，壟斷客觀上導致了生產及技術創新的社會化和計劃化，這為社會主義的到來奠定了物質基礎。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後，眾多自由競爭的小企業集中成大企業，大企業內部的計劃早已替代了小企業間的自由市場競爭。[27](344頁) 此外，“競爭轉化為壟斷。生產的社會化有了巨大的進展。就連技術發明和技術改進的過程也社會化了。”[2](593頁) 生產和技術創新的有計劃和社會化，會在一定時期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但是由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財富分配卻更加兩極分化，這種矛盾積累下去，必然最後導致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停滯。而解決帝國主義時代日益突出的基本矛盾的辦法，只能是通過革命實現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即“向完全的社會化過渡的新的社會秩序”。[2](593頁)
列寧認為，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私有經濟關係和私有制關係已經變成與內容不相適應的外殼了，如果人為地拖延消滅這個外殼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爛，——它可能在腐爛狀態中保持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在機會主義的膿瘡遲遲不能治好的最壞情況下)，但終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滅。”[27](438頁) 這意味著列寧判斷，已經腐朽的、垂死的帝國主義，可能因為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而保持較長的時期。二戰後歷史的發展其實完全印證了列寧的論斷。
美國在重蹈大英帝國的經濟金融化的覆轍時，也在努力汲取大英帝國的教訓。20世紀90年代，當美國的鋼鐵、汽車、家用電器、機械製造、電氣設備、化工等製造業關鍵部門被德國和日本超越的時候，為了與德國和日本競爭，美國政府和美國金融寡頭加大了對經濟的計劃和調控，在保留軍事工業核心技術的基礎上，美國集中精力通過信息高速公路計劃發展了信息產業並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自身走向滅亡的節奏。無論是二戰後德國、日本對美國的工業技術趕超，還是美國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的發展，生產和技術創新的社會化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方面暫時延緩卻也同時在更大規模和更大深度上加重了資本主義的危機。
但是，總的說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帝國主義腐朽、停滯的固有趨勢表現得比以往更加明顯。根據著名經濟史專家羅伯特·布倫納的分析，1890年到1980年90年間美國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速度為2.3%，1948年到1969年生產率平均增速2.65%，然而，1980年到2000年年均增長速度僅為1.4%。1980年以來，美國私人部門員工實際報酬的年平均增長率幾乎為零。[28]2013年9月，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巴黎經濟學院和英國牛津大學根據1913年以來美國國家稅務局的稅收數據所做的稅收報告指出，美國1%最富有人群的稅前收入佔美國總收入份額於1927年達到歷史頂峰為18.7%，但這一紀錄在2012年被打破，達到了19.3%;2012年，美國10%最富有家庭的收入佔據全國總收入的48.2%，再創歷史紀錄，此前最高的歷史紀錄為1932年的46.3%。[29]這些數字客觀上反映出，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談到的“少數壟斷者對其餘居民的壓迫卻更加百倍地沉重、顯著和令人難以忍受”的現象，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不但沒有緩解，而且仍然在日趨加重。
四、日益腐朽的帝國主義政治：美國將進入一個極右翼主導的歷史時期
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嚴厲地批判了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治同它的經濟割裂開”的觀點，在考茨基看來，“經濟上的壟斷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壟斷、非暴力、非掠奪的行動方式相容的”，列寧指出，考茨基的這種做法“不是暴露資本主義最新階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飾、緩和這些矛盾”，“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2](654頁)在列寧看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壟斷，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壟斷、暴力和掠奪等等特徵。列寧身後無論是帝國主義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的發展，都深刻證明了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科學性、預見性。
隨著特朗普的上臺，美國知識界，無論左右翼，都普遍將特朗普與法西斯主義聯繫起來。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當選的當晚，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阿蘭•巴迪歐在加州大學的演講中指出，“某種意義上，這種新的政治人物——特朗普，還有其他許多人——跟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很接近。……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暴力傾向。除了這些法西斯特徵以外，他們也不會考慮任何邏輯或理性……”[30] 這不僅僅是巴迪歐一個人的看法。2016年11月14日，諾姆·喬姆斯基接受獨立媒體專訪時說，“這個危險(法西斯主義在美國抬頭)存在多時，隨著特朗普的上臺，愈發真切了。”[31]11月9日，《休克主義》的作者娜奧米·克萊恩在英國《衛報》發表評價特朗普當選的文章認為，“在不安全和不平等的時代，新法西斯式響應不會消失。”[32]在這裡，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定義法西斯主義。
1、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極端保守主義形態
如果說，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階段，其政治模式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式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話，那麼在帝國主義和壟斷階段，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帶有愈發明顯的保守專制特徵。在列寧身後沒有幾年的時間，資本主義就發展出了極端的保守主義形態——法西斯主義。
眾所周知，法西斯主義的哲學是尼采的權力意志和超人哲學、施密特的極端國家主義哲學、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混合衍生物。按照薩米爾·阿明等人對歷史上法西斯主義的定義及德國、意大利等國法西斯主義的相關歷史特徵，我們可以概括出它有如下幾個基本特性：
第一、維護資本主義尤其是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私有制。
第二、在資本主義遭受嚴重危機的時候，主張向後看，借鑑古代封建的、貴族的政治體制解決危機(希特勒非常尊崇德國前國王威廉二世和皇太子)，對資本主義現代自由民主制度保持懷疑和修正態度，主張搞政治集權，限制乃至取消三權分立、宗教自由、憲政民主、黨派爭鬥及其導致的政治潰散，鎮壓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維護壟斷資本的統治。
第三、用某種“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動員社會危機中利益受損的小資產階級乃至無產階級的群眾，誘導他們壓迫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
第四、反理性主義，對某種傳統、宗教或神秘元素保持狂熱信仰，以此吸引普通民眾。
第五、反對平等主義理念，宣揚精英主義，鼓吹賢能政治、賢人統治乃至超人統治，鄙視和蔑視弱者，宣傳白人壟斷資本家及其政治代理人是精英民族中的精英，用這些理念維護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上層對法西斯體制的支持。
1930年代，當世界資本主義遭遇經濟危機時，如果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話，只剩下兩條路徑：一種是向前走，借鑑社會主義手段解決危機，如羅斯福新政;另一種是向後看，通過政治上的集權和專制，摧毀社會主義運動，控制底層民眾，主導自由市場，緩解經濟危機——這就是法西斯主義。
從歷史上看，法西斯主義是西方壟斷資本和金融寡頭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主動選擇。今天的自由資本主義為了佔領道德制高點，試圖完全把法西斯主義排除在資本主義類型之外，這在理論上、在歷史上都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正如葛蘭西於1924年指出的，“‘民主主義’感到甚至在只有形式上自由的條件下自己也抵擋不住工人階級的壓力時，它就組織了法西斯主義。由於搞垮了工人階級，法西斯已經使‘民主主義’恢復了存在的可能性。按資產階級的意圖，分工應該進行得十全十美，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交替使用應該有利於永遠排除工人階級恢復活動的任何可能性。”而這樣一種“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交替使用的戰略策略，“意味著毫不留情地把工人階級固定在惡性循環之中，資產階級是希望它禁錮其中的。”[33](222頁)
如果以簡單的人數計算，希特勒在社會各個階級都有支持者，但是他最核心的支持力量，實際上是德國大資產階級。早在1923年，當納粹的力量還很弱小的時候，德國大資本集團如魯爾區鋼鐵壟斷集團的頭目弗裡茨·蒂森就開始支持希特勒。1932年1月26日,在蒂森的發起下,希特勒向萊因和魯爾區的三百名資本家發表演說，將自己的主張和盤托出：“經濟生活是靠個人權威建立起來的,但政治上卻要否認這種權威而代之以民主。荒謬之至。……我們有不可動搖的決心,把馬克思主義在德國連根剷除。”會場對希特勒報以“熱烈的掌聲”。[34]參與支持希特勒的電業托拉斯西門子公司認為：“面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危險,希特勒還始終是較小的禍害。”西方學者恩·亨利在《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一書中曾指出:“德國法西斯的真正主要主動人不是希特勒，而是蒂森，魯爾的巨頭。”[35](2頁)
無論是進行理論分析，還是進行歷史分析，法西斯主義，都只能定性成資本主義的一個極端保守主義的形態。
2、美國的保守主義、施特勞斯學派與特朗普政權
二戰後的冷戰年代，美國被迫延續羅斯福新政與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但是在冷戰中，美國國內產生了非常強大的、極端的保守主義思潮，並在冷戰結束後迅速開始主導美國政治、逐步將羅斯福新政廢除。在美國有代表性的保守主義思潮就是施特勞斯學派。
施特勞斯曾與納粹法理學權威施密特關係密切。1932年，施密特支持施特勞斯申請洛克菲勒獎學金。同年，施特勞斯發表了施密特的最重要著作《政治的概念》的評論。1933年4月希特勒政府頒佈“國民總督法案”，施密特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5月1日，施密特加入了納粹黨。1933年7月初，施密特被蓋世太保最高領導人、普魯士邦總理戈林招入議會並在納粹黨員法學家協會中擔任最高職務直到1936年。從1937年到二戰結束，施密特一直公開支持納粹政權並發表排猶言論。[36](2頁)
施特勞斯於1973年去世，他生前主要的學術研究的目的，都是在用解讀古典政治哲學的方式參與二戰後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間的大論戰，即新保守派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面對二戰後國內精英階層對羅斯福新政與福利社會的不滿，外部與共產主義的冷戰和越戰之失敗，美國及西方的新左派堅持自由主義原則，秉持進步主義的傳統，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採取了中立立場，反對美國對外擴張，甚至主張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需要借鑑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之處。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是，西方新左派拋棄了傳統的階級鬥爭理念，將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少數族裔、民權、女權、環保等後現代主義領域，使整個工人階級分裂為不同的獨立主體，使馬列主義的階級政治變成了身份政治，這種去階級化、去政治化的潮流客觀上分化了共產主義運動階級基礎，有利於壟斷資本的統治，其主張一定程度上被美國主流政治(主要為民主黨)所利用和部分吸納。
而以施特勞斯、亨廷頓為代表的新保守派則堅持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帝國心態，他們認為，西方的危機根源在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拋棄了文化宗教傳統，違背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根本信條和原則。他們主張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於基督教文明及更遠溯的古希臘文明，這種類型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內核是經濟上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生產方式，而政治制度的本質為大眾自由和民主掩蓋下的資本精英的貴族專政)是根本和原則，具有絕對和普世的意義、價值和目的，即道德判斷上的善，而非西方的包括社會主義及其他文明則是野蠻的惡，兩者的鬥爭和衝突不可調和。
施特勞斯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自然權利與歷史》一書中強調了如下古典學說得現實意義：“由於人們在人類的完善方面亦即在至關重要的方面是不平等的，一切人的平等權利對於古典派來說，就是最不公正的了。他們爭辯說，有的人生而比其他人優越，因此，按照自然權利，他乃是統治別人的人。”[37](136頁)他更進一步斷言：“實際可行的最佳制度乃是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統治或者混合制”，“在混合制中，貴族制的因素……處於居間的也是最為核心和關鍵的位置。混合政制實際上（而且它也旨在於）成為一種由於加入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體制而得到了加強和保護的貴族制。……單純的最佳制度就是明智者的絕對統治”。[37](144頁)
施特勞斯的邏輯很簡單，理想的、公正的政治秩序是貴族制，那麼理想的民主制只能是“普世皆貴族的貴族政治”，因此“理想的民主純粹是一種幻想”。施特勞斯對此不報任何幻想。施特勞斯非常認同“偉大的”思想家的如下所謂“振聾發聵”的觀點：只有諸神組成的民族才能民主地統治自己，“但如此完美的政府不適合人類”。施特勞斯說，“現代民主制遠不是普遍貴族制，它或許是大眾統治，但又並非如此，因為事實上大眾無法進行統治而只能受精英統治，即那些不論何種緣由得以位居高層，或很有可能進入高層的團體。”[38](2頁)
美國政治學者認為：“美國政黨的典型特點就在於，它是一個由官員和謀求官職的人組成的核心小集團，加上一個專業班子和少數忠誠黨員”，而普通黨員只是“臨時加入的男男女女……不受黨組織的紀律和刺激的支配”。[39](37頁)施特勞斯非常清楚，美國的所謂自由民主制，其實是混合政體，其本質是貴族精英專制。
可以說，只有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激進派為了團結底層工人才高舉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的旗幟，一旦底層勞動人民威脅到了資產階級利益和統治，如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就會迅速走向保守，主張恢復原有的、傳統的、封建時代的東西來遏制革命，正如法國大資產階級曾經選擇了拿破崙，英國的大資產階級曾經選擇了克倫威爾，而德國的大資產階級則選擇了希特勒。這是保守主義的起源和宿命。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史無前例地，因此採用保守主義的方式鞏固自身的統治，就成了資本主義的重要選項。
如果說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實際類似於封建社會的貴族階級專政的話，那麼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政治體制事實帶有越來越多寡頭專政的色彩。尤其是當經濟危機發生，舊貴族統治階層腐朽，資本主義制度面臨大眾起義反抗而瀕臨崩潰的時候，施特勞斯們希望有一個新君主、新帝政、新凱撒新克倫威爾出來，挽救整個資本主義的貴族專政體制。
施特勞斯派的美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中，有大量特朗普的支持者。施特勞斯西岸派傳人、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的政府學教授查爾斯·凱斯勒支持特朗普，他們認為美國正面臨著“魏瑪難題”——國家的文化、大眾和精英都如此墮落，以致共和政府賴以維繫的美德再也難覓蹤影，因此美國需要一位強勢人物進行革命。[40]一群匿名的施特勞斯派知識分子創辦的“偉大美國雜誌”網站認為，“國會里真正捍衛美國的主權、自由以及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之地位的人屈指可數”，華盛頓“非常腐朽，只有克倫威爾這樣的人才能擊潰他們”。他們按照施特勞斯關於“暴政”和“帝政”的理論，主張美國需要一場特朗普式的革命來推翻這個墮落的、不負責任的精英階層：美國已經墮落到了需要一位凱撒出現的程度。[41]
3、特朗普上臺與美國政治的極右翼週期
1929年開始的美國金融危機和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史無前例地動搖了美國的資本主義秩序。1933年的羅斯福新政，重新塑造了一個左翼進步光譜下的新民主黨，自此以後，美國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左傾的民主黨執政時代，直到它被施特勞斯派指導的1994年金裡奇革命所終結。
從1933至1981年的48年裡，民主黨幾乎全面控制了美國國會兩院，在此期間的艾森豪威爾、尼克松、福特三任共和黨總統的國內政策已經高度民主黨化和羅斯福化，但是國會仍然由民主黨控制，這種局面直到1994年才根本改變。羅斯福新政的本質，是美國壟斷資本面臨外部社會主義壓力、內部共產主義運動勢頭高漲的背景下，不得不向美國工人階級讓利，通過減少剩餘價值的剝削，使美國工人成為世界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貴族階級——當然這一切都依賴第三世界的剩餘價值轉移。
然而，隨著冷戰末期社會主義運動走向低潮，蘇聯最終亡黨亡國，美國壟斷資本終於等到了廢除羅斯福新政的大好時機。從里根時代開始，羅斯福新政就開始被大幅度修正，當時美國共和黨政府裡面許多重要職位就被施特勞斯的學生、學生的學生和施特勞斯理論的信奉者佔據，這一現象在小布什時期尤為明顯：諸如保羅·沃爾福威茨(里根政府的駐印尼大使，小布什的國防部副部長，施特勞斯學生艾倫·布魯姆的學生)、布拉姆·舒爾斯基(小布什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特別辦公室的負責人，施特勞斯的學生)、威廉·克里斯托(《旗幟週刊》主編、《新世紀方案》的設計人，施特勞斯學生曼斯菲爾德的學生)等等。如果說施特勞斯的新保守主義在里根時代嶄露頭角、在小布什時代走向第一個波峰的話，它真正的轉折點是在克林頓時代。
1994年9月27日，新保守主義陣地《旗幟週刊》(由默多克集團所有)的主編威廉·克里斯托與共和黨領袖紐特·金裡奇和迪克·阿米等人組織了360多位保守派人士集會並簽署了新保守主義宣言《美利堅契約》，完成了歷史上最廣泛的保守派動員。1994年11月8日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大獲全勝，金裡奇作為共和黨的大功臣擔任了共和黨眾議院議長。《美利堅契約》是當時共和黨的競選綱領，其中的10項內容包括：平衡聯邦預算、授予總統單項否決權的議案、削減福利、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減稅、增加軍費、削減資本利得稅、限制國會議員任期，等等。[42]可以說，特朗普2016年的競選主張，跟1994年金裡奇的《美利堅契約》一脈相承。
特朗普政府的組織基礎，也和“金裡奇革命”密切相關。共和黨領袖迪克·阿米及其遊說組織“自由事業”是2009年以來茶黨運動的核心指導者，前共和黨眾議院議長議長紐特·金裡奇是茶黨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也是特朗普在共和黨高層的核心支持者。在2016年大選中金裡奇從頭到尾都是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從這個意義上看，特朗普的權力基礎比當年的小布什要穩固得多。
1994年9月金裡奇等人主導的施特勞斯主義的《美利堅契約》出臺及隨後11月8日共和黨在國會中期選舉中的大勝，是美國曆史的轉折點。因為這次轉折，比爾·克林頓的民主黨喪失了對國會和參議院的控制權，共和黨大獲全勝,40年來第一次奪得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並且贏得多數州長的職位。選舉的結果令人震驚,被人稱為共和黨“地震”。紐特·金裡奇得意地宣稱這次選舉是“一次美國革命”,標誌著“60年代式的聯邦主義的死亡”，是對林登·約翰遜任總統以來成為民主黨標誌的自由派政策的最終摒棄。
這次選舉也改變了整個美國的政治走向。1994年，克林頓的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敗北，痛失國會。為了在1996年大選中保住總統寶座，克林頓更積極地走中間道路，向共和黨靠攏。他接受了共和黨選舉策師迪克·莫里斯制定的“三角策略”，即採取一個在國會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立場。克林頓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同共和黨妥協，接受了共和黨國會提出的保守主義的節支減稅並舉的7年平衡預算計劃。1996年1月，克林頓在《國情諮文》中公開聲稱“大政府時代結束了”，正式拋棄了民主黨的自羅斯福新政開始的傳統的社會自由主義觀念，此後美國民主黨也開始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
1996年8月22日，克林頓簽署了共和黨提出的福利改革議案使之成為法律，大量削減了為城鄉窮人提供福利保障的各種福利(6年削減550億美元)，改變了美國實行61年的福利制度。[43](766頁)在稅收層面，克林頓第一任期內基本延續了里根-老布什時代的框架，但是1997年克林頓政府通過了《財政預算平衡法案》和《減稅法案》,要求減稅950億美元以上,最高資本利得稅率從28%降到20%，這是歷史上幅度最大的資本所得稅減稅法案。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工業被德國和日本及其他國家趕超的背景下，克林頓政府於1999年廢除“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給壟斷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徹底鬆綁，這是美國資本主義由盛轉衰的重要標誌。小布什上臺後，在更大程度上推動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美國對資本和富豪階層的“優待”、美國的兩極分化達到歷史頂峰，羅斯福新政的進步措施幾乎被消滅乾淨。
從1947年到1963年美國基本上延續了羅斯福新政的劫富濟貧政策，對富人徵收最高91%的所得稅率，通過建設完善的社會福利措施，縮小兩極分化，通過二次分配向工人階級轉移了資本剝削的剩餘價值，美國內需旺盛，經濟發展處於黃金時代。從1964年到1981年，羅斯福新政被部分修正，富人最高所得稅率被兩次下調後還是維持在70%，福利社會的建設有所倒退，但羅斯福新政的基本框架還是延續下來。轉折點之一，是在里根時代。里根於1982年開始大規模降低富人所得稅，從70%一直降到28%，使富人所得稅率與普通工薪階層的所得稅率相當。這就是為什麼自1933羅斯福新政到1982年美國的整個50年中福利社會運轉良好，而自里根時代開始後，整個資本主義福利體系和經濟發展陷入嚴重危機的根本原因。
克林頓上臺後如果能夠恢復羅斯福新政年代的一些措施，比如恢復對富豪的高額稅率，建設福利社會，保護勞工運動、限制金融資本等等，那麼美國的走向就會是另外一種局面。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社會主義陣營陷入危機，美國的外部壓力就已經大大減少。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新自由主義時代來臨，美國富豪們就更加肆無忌憚地對工人階級進行秋後算賬了，這就是1994年金裡奇革命、美國共和黨中期選舉地震的歷史邏輯。
自1995年開始，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的國內政策已經高度共和黨化，但美國國會絕大部分時間的控制權卻在共和黨手中。冷戰結束後美國的基本政治生態是，民主黨向中右方向發展，共和黨向極右方向發展，終於在2008年迎來了史無前例的世界金融危機。危機的年代，也很可能是極端的年代。當特朗普於金融危機持續惡化的2016年上臺後，美國可能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極右翼保守主義勢力主導的歷史時期。
五、和平紅利的漸次終結：新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與和平
無論是特朗普參加競選時的表態，還是特朗普政權的初期運作表現，都標誌著美國已經越來越傾向於利用軍事和武力的手段維持美國對全世界的剝削和壓榨，美國的帝國主義衝動越來越明顯。2016年4月27日，特朗普首次發表外交演講時大力抨擊了奧巴馬對國防預算的削減，表示美國需要重建軍力。2016年9月7日，特朗普在費城專門就國防政策發表了演講，特朗普表示：“只要我入主白宮，我會要求國會全面取消國防自動減赤機制，並提交一份新的預算以重振軍隊。”特朗普計劃將美國陸軍的數量增加14%，由47.5萬人擴充至54萬人;海軍艦艇增至350艘，海軍陸戰隊擴大為36個營，並且至少有1200架作戰飛機的空軍，以及採用最先進技術的導彈防禦系統。[44]
2016年11月7日，特朗普的兩位資深安全顧問亞歷山大·格雷與彼得·納瓦羅在《外交政策》網發表文章中認為，奧巴馬和希拉里的戰略“樞軸轉向”已經瀕臨失敗，因為它沒能阻止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行動。美國軍隊已縮減至二戰以來的最小規模，而中國到2030年將擁有415艘水面艦艇和將近100艘潛艇。為此，特朗普將要求國會增加軍費，重振海軍以制約中國。[45]
更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競選團隊總幹事、白宮首席戰略師和資深顧問班農的觀點，特朗普的整個競選策略和施政綱領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班農烙印。而班農戰略的核心內容，就是要通過對外軍事威脅乃至發動全面戰爭來重振美國。
班農的思想深受尼爾·豪爾和威廉·施特勞斯於1997年《第四次轉折》中提出危機週期理論影響，他2010年編劇和導演的紀錄片《零世代》就以這本書的理論為指導思想，認為美國的歷史是週期運行，每個週期大約持續80到100年約四代人，每一個週期都含有四個轉折，而每逢第四次轉折美國都將面臨災難性的危機，美國將應對關係民族生死存亡的威脅，美國的制度生活被徹底重構。按照這一理論，美國曆史上的每一場戰爭都在第四個轉折階段發生，而且沒有一次第四轉折中沒有發生戰爭。這個階段意味著美國將參與全面戰爭，前三次分別是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46]
班農的紀錄片《零一代》把2008年的金融危機視為美國最近的一次“第四轉折”。班農2014年曾警告右翼天主教徒：“我們正處在全球衝突的初始階段，如果我們不能和其他國家的人，像夥伴一樣聯合起來的話……那麼，這場衝突只會不斷蔓延。”班農在接受採訪時不止一次地指出，過去的三場危機無一不包括一場大戰，而且獨立戰爭、美國內戰和二戰，從戰爭規模上看越來越大，時下的危機將導致一場新的、更大規模的戰爭。[47]2011年以來，班農就一直在鼓吹要對外準備一場全面戰爭。按照班農《零世代》及《第四次轉折》的思路，“如果沒有迫切威脅，第四階段的領袖們則會自行尋找甚至虛構出一個威脅來喚醒集體行動，並重新定義民族認同”。[46]
2014年以來，尤其是擔任特朗普競選團隊總設計師以來，班農將作戰對象逐漸從伊斯蘭國家轉移到了中國身上。2016年3月班農公開表示，未來5至10年間中，“美國將與中國在中國南海發起戰爭，這是毫無疑問的。中國簡直是在我們美國臉面前耍橫。”班農認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成功有三大內核：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和“猶太基督教價值觀”，他非常看重利用中國的基督教勢力對抗中國，他說，“中國人比美國害怕一件事......與其他任何事情相比，他們更害怕基督教。”[48]
眾所周知，在冷戰時期，沒有發生軍事層面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與兩次世界大戰的時代相比，存在一個冷戰式的和平。從冷戰末期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整個世界進入了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期。然而，冷戰結束後，伴隨著美國政治的日益右傾化，尤其是隨著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及今天特朗普政權的上臺，整個世界局勢又在日益緊張。要正確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與和平，要分析清楚“和平與發展”態勢從何而來，又從何而去，就不能離開列寧的思想。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認為考茨基等人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實現“永久和平”的幻想是對群眾的欺騙，列寧說，考茨基“理論”的真正社會意義只有一個，即“拿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達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對群眾進行最反動的安慰”。[2](679頁)列寧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戰爭是和平時期政治的繼續，和平是戰爭時期政治的繼續”，帝國主義的兩個階段相互交替，和平，只是兩次戰爭間的休戰，是對下一次戰爭的準備。而戰爭，則是“通過暴力執行”交戰國在和平時期“就已經執行的那一政策”。[49](157頁)因此，“目前的和平，在資產階級政府尚未被革命推翻的情況下，就只能是作為帝國主義戰爭繼續的帝國主義和平 ”。[50](915頁)列寧曾指出，帝國主義使人類面臨這樣的抉擇：“要麼過渡到社會主義，要麼一連幾年、甚至幾十年地經受‘大’國之間為勉強維持資本主義(以殖民地、壟斷、特權和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作為手段)而進行的武裝鬥爭。”[2](512頁)
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階段，如世界大戰之前或之後，會存在一個“世界政治從帝國主義戰爭向帝國主義和平的轉變”，因為這個轉變，“和平主義者時來運轉了……它具有一定的客觀基礎。”但是，“帝國主義戰爭賞給各國人民的，是空前的浩劫”，“帝國主義和平將賞給各國人民的，則是空前的大騙局，即甜言蜜語、小小的改良、小小的讓步，等等。”[51](314頁)
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曾深刻地作出預言：“我們不想忽視重演悲劇的可能性，儘管群眾一再爆發出不平和不滿的情緒，儘管我們做了努力，但是如果革命不能在當前這場戰爭中成長起來，人類還會經受(在最壞的情況下)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50](879頁)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列寧的預言是如此的準確：首先，列寧清晰地預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新生的蘇聯及共產主義運動還比較弱小，因此又發生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其次，列寧還深刻地指出，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在戰爭中成長起來，帝國主義戰爭就可能被延緩乃至消滅。這正是二戰以後整個世界的戰略走向。
只有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才能清晰地解釋二戰後的整個世界格局。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後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舊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帝國主義遭受史無前例的危機，面對內外共產主義的威脅，美國不得不史無前例地容許乃至援助了德國和日本乃至中國周邊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以防止“共產主義幽靈”在這些地區的蔓延與擴散，在此基礎上，兩次世界大戰時打得你死我活的各帝國主義國家史無前例地團結起來，一方面緩和資本主義內部的階級矛盾，一方面與共產主義陣營展開冷戰。
總之，二戰後之所以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之所以發生了某些緩和其階級矛盾的改良和改變，歸根結底是社會主義革命及共產主義力量的發展。
在共產主義的壓力下，冷戰時代的美國進入了一段特別特殊的時期，儘管金融寡頭高度不滿，但美國仍然延續了戰時的改良色彩的羅斯福新政。在美國內部，大量的工人貴族階級被扶持起來，兩極分化趨勢得到遏制，美國通過對外侵略轉嫁矛盾的壓力降低。社會主義陣營的空前強大，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朝鮮及越南戰爭的失敗，使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和經濟勢力遭受相對遏制。因此，它更加註意用溫和的手段維持與日本和西歐的聯盟，更願意嘗試通過軟戰爭和意識形態控制的方式與蘇聯爭奪世界，在全世界推行新殖民主義秩序。由此我們看到了冷戰式的和平，二戰結束後直至蘇聯解體，國際局勢日趨緩和，終於“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的20年裡，雖然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了，但是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俄羅斯繼承了之前社會主義時代的遺產，其軍事、工業力量與一戰之前的帝國主義時代已經今非昔比，整個世界並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馬上重回一戰前後的帝國主義時代。但是，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退潮，在中俄的輻射力相對比較薄弱的一些關鍵地帶，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區域，我們看到了美國和西方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入侵，也就是說，整個世界已經在某些局部某種程度地回到了19世紀帝國主義秩序。
克林頓政府領導北約發動的科索沃戰爭之烈度尚低於老布什的第一次海灣戰爭，但是小布什發動的兩場大規模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標誌著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初步有向舊殖民主義和舊帝國主義迴歸的“返祖”現象。2001年3月，小布什的國防部發布《核態勢評估報告》，其中將伊拉克、朝鮮、伊朗、利比亞、敘利亞、俄羅斯、中國列為進行先發制人核打擊的七個敵對國家，與此同時小布什公開提出“邪惡軸心”一說，將上述國家作為未來消滅的敵人。這七個不服從美國霸權的所謂邪惡軸心國家，大部分恰恰是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留給21世紀的遺產。
冷戰結束後的20多年裡，整個世界仍然在享受之前的“冷戰和平紅利”，美國實際上仍在消化“冷戰的障礙”，假如它順利地實現了征服和肢解了少數不服從國家的大戰略，整個世界有可能就會回到類似19世紀的舊帝國主義和舊殖民主義的狀態。
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無論是桑德斯現象，還是特朗普現象，都預示著美國的階級矛盾已經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問題。桑德斯的主張是恢復羅斯福新政、讓美國的壟斷資本適當“割肉”，緩解美國的兩極分化。而特朗普的策略，則是回到帝國主義的辦法。儘管特朗普是美國金融寡頭的代理人，但是他上臺後為了鞏固資本主義的統治，仍然會按照帝國主義的邏輯部分兌現自己向工人階級的承諾：在維護壟斷資本利益的前提下，特朗普將試圖通過剝削、訛詐和掠奪第三世界的方式，進行經濟金融戰爭乃至軍事戰爭，讓包括中國工人在內的第三世界勞動人民“割肉”來補貼美國工人乃至金融寡頭，緩解美國的內部危機。
從特朗普上臺後幾個月的動作看，美國明顯在加強中央集權，走向帝政，煽動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新自由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大幅增加軍費，準備戰爭……如果沒有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的話，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將受到嚴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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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原標題《美國的特朗普時代與帝國主義的迴光返照——紀念十月革命及列寧《帝國主義論》發表100週年》，完成於2017年3月，發表於《探索》2017年第3期，作者授權察網(www.cwzg.cn)發佈。馬鍾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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