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1930年1月24日出生。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當代中國傑出經濟學家、著名市場經濟學者、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歷屆總理的座上賓，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顧問；《改革》、《比較》、《洪範評論》雜誌主編；南京大學、復旦大學著名校友、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大學榮譽社會科學博士。1984～1992年，連續五次獲得中國“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3年獲得國際管理學會（IAM）“傑出成就獎”；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
值吳敬璉老師88歲生日之際，韋森老師授權編者發表這篇書評，用以祝賀吳老師生日快樂。
原文發表於編者個人微信公眾號——一瓣，yibanshuping。
正文
自1978年以來，中國已進行了近40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已經給中國經濟帶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總量從1978年的3768.7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77.4萬億元。中國GDP佔世界GDP總量的份額，也從1978年的2.3%，上升到2016年的14.84%。中國的人均GDP，也從1978年的222美元（381元人民幣）提高到2016年的8866美元（55412.5元人民幣），在世界上排名第69，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
過去近40年中國市場化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道路也是獨一無二的。但這一切是如何發生和怎樣發生的？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在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是什麼？中國人思想觀念的轉變在中國市場化改革中的作用是什麼？由中信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的吳敬璉教授的《中國改革三部曲》，其中包括《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初版於1991年）、《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初版於1999年），和《中國增長模式抉擇》（初版於2005年），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歷史的乃至現實的理論解釋。
在《中國改革三部曲》的總序中，吳敬璉教授一開始就指出：“當代中國歷史就是一部經濟改革和國家體制演變的歷史”（《論競爭性的市場體制》，第IV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1951年開始的農業合作化和1958年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幾乎在同時發生的從1953年到1956年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文革之中的所建立的革命委員會制以及“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實際鞥文上都是當代中國在探索著不同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式乃至不同的國家體制。中國1978年的市場化改革，則是被20世紀全球經濟發展中中國經濟落後的現實所逼迫出來的結果。把中國經濟放在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來審視，更能彰顯出這一點。
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在《世界經濟千年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的估算，在明代中期弘治年間的1500年，中國的GDP約佔世界GDP總量的四分之一；在清朝嘉慶末年的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約為世界GDP總量的32.9%。即使經歷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及甲午戰爭和晚清的經濟衰落，在民國初期的1913年，中國的GDP總量仍佔全球的8.8%。在經歷了民國初期的軍閥混戰、8年艱苦的抗日戰爭和近4年多傷亡巨大的國內戰爭，到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初期，中國經濟仍佔世界GDP總量的4.5%左右。但是，經過近28年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實驗，尤其是經歷了1958年的“大躍進”和“十年文革”，到1978年，中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當時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左右的大國中國，經濟總量下降到只佔全球經濟總量份額的2.3%。中國的人均GDP也只有381元人民幣（約合當時的222美元）。28年的中央計劃經濟的體制實驗，使中國變成了當時世界上一個真正貧窮落後的欠發達國家。
嚴酷和無可爭辯的經濟社會發展的事實，迫使中國人開始反思當時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的弊端。20世紀60年代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所開始的經濟改革，以及這些國家的經濟學家們對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反思和對市場經濟體制優長的漸進性認識，也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學家。這促使我們整個社會在1978年後開始反思在1958年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之後所努力建構的模仿斯大林式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使人們漸進性地認識到
只有市場經濟才是人類最有效率和最能提高人民福祉的資源配置體制。隨之，中國也開啟了培育和發展市場化經濟以及對外開放的改革進程。正如吳敬璉教授在《中國改革三部曲》的總序中所言，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其中最為本質的變化是制度的變化，是經濟運營機制和資源配置機制的變化，正是這個制度變化導致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同上）由此看來，中國在1978年後能夠進行市場化改革，能夠走向培育法治化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發展道路，完全是被當代世界格局中中國社會發展進程所逼出來的，也是從蘇聯式計劃經濟模式優越性的“假前見”（die falsche Vorurteile——這裡借用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所用的一個概念）中思想解放和觀念變遷所導致的制度變遷的結果。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曾說：“觀念的轉變和人類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見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 Hayek, Vol. II，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 66）。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經濟成就，正是
中國人思想觀念變遷所導致的制度變遷的結果。對此，吳敬璉教授在《論競爭性市場體制》一書第一講說，1978年之後改革思想之所以能取得優勢地位，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偉大制度變遷過程之所以隨之發生，“與其說是由於對中國在當代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歷史方位有了大徹大悟，還不如說是由於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瀕於崩潰的危機促成的”（第11頁），正是這個意思。從當代中國社會思想史和改革發展史的互動發展來看，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中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各界人士已逐漸認識到了只有市場經濟才是人類社會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體制這一點，從而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學界的理論討論中，培育和發展市場經濟也逐漸變成為了全社會的共識。許多老一輩的中國經濟學家們，包括顧準、孫冶方、薛暮橋、于光遠、許滌新、董輔礽、馬洪、蔣一葦等，尤其是吳敬璉教授、張五常教授、張曙光教授和張維迎教授，在形成這一當代中國社會絕大多數人的社會共識中，先後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而吳敬璉老師的這套時間跨度為14年的《中國改革三部曲》，則較全面記述和
解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中國市場化改革史和中國人的思想變遷史。但是，這套三卷集並不是思想史和制度演變史的歷史著作，而是直擊當下並指向未來的理論著作。這套《中國改革三部曲》的第一卷《論競爭性市場體制》，成書於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前夕的1991年，最早應該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吳敬璉教授與曾任浙江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劉吉瑞的對話集。雖然這本書的出版，算來距今已有35年的歷史了，但今天讀來，感覺吳老師在這本書中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闡述仍具有非常強的現實意義。
在這本書第一講，吳老師就提出，一個國家能否進入現代化的行列，就“要看它是否建立了一個能夠有效分配和利用資源的經濟體制”（第6頁）。在當時吳敬璉老師即認定，這種能有效分配和利用資源的經濟體制，就是市場經濟。受限於20世紀90年代初的“宣傳口徑”，這種資源配置體制在當時還只能被稱作“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吳老師在當時就明確提出，這種商品經濟，“也就是社會主義有調節的市場經濟”（第VI頁），因而，“
社會主義國家一切真正的經濟改革，都是‘市場取向的改革’”（第44頁）。根據二次戰後日本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吳敬璉老師還發現，這些國家和地區之所以能夠取得較好的經濟發展成就，“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加快市場發育”。而近代人類社會歷史上最先實現工業化的老牌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如此，儘管他們有不同的市場經濟發展時期和各自的發展道路。由此，吳老師提出：“從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看，政府千萬不能去代替市場，而是要促使市場發育，建立市場秩序，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行。在市場失靈的地方，則進行有效的行政指導乃至干預”（第108-109頁）。吳老師接著指出，“在我看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就其運行特徵來說，也就是有宏觀調節的市場經濟”（第111頁）。今天看來，這些提法在當時都是非常超前且冒著一定理論風險的。因為，只有到1993年3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和同年11月11～14日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若干問題的決定》均寫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市場經濟”才在中國變成一個不敏感的詞彙。把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最終確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當代中國改革史上一項重大的理論進展和制度突破。我國老一代經濟學家薛暮橋在評價這本著作時，就指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從沒聽說不靠競爭機制就能使經濟繁榮、就能實現現代化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的關鍵含義，我個人認為就在這裡”。在論證建立競爭性的市場經濟是中國改革基本目標這一大前提下，吳敬璉老師和劉吉瑞還具體討論了企業改革、競爭性市場機制的形成、政府的宏觀調控體系、農村改革、政府的行政性分權，以及改革的戰略選擇等問題。現在看來，當時吳敬璉老師所提出的許多改革設想和路徑，部分已變成了現實，有些還是現在進行式，因而這部著作中的許多論述仍不過時且具有現實意義。尤其是在這本著作中，吳敬璉老師在當時就敏銳地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領導人的觀念更新問題，今天看來仍有切實的當下意義。根據鄧小平1986年一系列講話中所提出的“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也搞不通 ”的思想，在這本著作中，吳敬璉老師用了很大篇幅討論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與觀念轉變之間的關係，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又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導人的開明程度和有無強烈的現代意識，因此政治改革和組織更新最為關鍵”。吳老師還深刻地指出，“目前行政官員以權謀私、以權經商的現象十分嚴重，如不加快政治民主化、公開化的進程，權力與金錢相結合，商品經濟就有可能扭曲變形”（第216頁）。自這本著作1991年問世以來，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紀多過去了，吳老師的一些預測已經變成了現實，因而這些改革主張在今天看來不但仍有深刻的現實意義，而且變得更加急迫。
如果說在1991年出版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的主要理論貢獻是極力倡導市場化改革，建立有政府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體制的話，那麼，1999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2003年第三版修訂）則全面分析和回顧了當代中國的改革歷程。在這部著作第三版2010年重印時，筆者曾評論道：“吳敬璉先生的這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是一本理解和認識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改革過程的百科全書般的理論鉅著。這既是一本中國經濟改革史，也是一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是探尋未來中國經濟改革方向和路徑的理論和現實著作，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今天重讀吳敬璉老師的這部著作，我仍然如此評價。
直到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已經68年了，而我們今天所說的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也已經進行了近40年，但改革遠遠沒有結束和完成，因而可以認為是當代人類社會歷史上一場最偉大也最持久的制度變遷過程。2012年以來，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再說：“改革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改革沒有完成時，說明中國經濟制度和國家體制還仍處在變動不居的“改革期”和“過渡期”。在經濟改革的過渡時期談改革，在宏大的歷史視角中回顧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的起因、過程、現狀、問題，並前瞻未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的基本方向，正是吳敬璉老師這本著作的基本價值和現實意義。
在這本書第一章，吳敬璉老師先是回顧了中央計劃經濟形成的理論沿革史和現實制度演變史，從15~16世紀的英國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和早期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Saint Simon，1760～1825）、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和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對未來社會的設想，到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和“社會化大工廠”的設想，再到蘇聯十月革命後的“戰時共產主義”和斯大林計劃模式體制的建立及其運作績效，接著回顧了蘇聯和東歐1960年初到80年代的經濟改革的歷史。只有在這個大的意識形態演變和制度演變歷史背景中，我們才能理解中國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制度建構、運作績效及其變遷，才能準確把握1878年開始的中國經濟改革的起因和緣由。在這一章中，吳敬璉老師還回顧了自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提出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後國家行政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回溯了1958～1978年計劃經濟模式中的“體制下放”和“行政性分權”所導致的經濟混亂和經濟效率的下降，進而回顧了從1979年到1993年實行的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擴大企業自主權”和發展民營經濟的“增量化”市場改革。按照吳敬璉老師的改革階段劃分，自1994年之後，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才進入到了一個“整體推進”的階段。圍繞著數次重要的中共中央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尤其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問題的決定》、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以及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吳老師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是市場化改革，而且自1994年進入了“整體推進”的改革階段。吳老師認為，自世紀之交以來，中國的改革取得了許多突破和進展，其中主要是所有制改革突破和調整，其中包括 （1）縮小了國有經濟的範圍，國有資本從一些非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退出；（2）發展了多種形式的公有經濟；（3）民營經濟等非公有經濟成為了中國經濟的主體。除了允許和鼓勵民營經濟發展和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外，建立經濟特區和經濟體制改革綜合試驗區，對外開放和外資的大量引入，也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構成部分。《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第二篇則具體和詳細地回顧討論了中國的農村改革、企業改革、民營經濟的發展、金融改革、財政稅收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等改革的實施過程。第三篇則討論和回顧了中國社保體系的改革和問題，接著討論了中國轉型時期的宏觀經濟。最後則再次回到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互動關係，一再呼籲，到經濟體制改革推進到當下的發展階段，更要積極而慎重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吳老師整體認為：“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改革開始以後，中國的經濟體制從‘國家的辛迪加’轉變為以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但是，在政治體制方面，列寧式體制的基本架構並沒有受到觸動。這樣，在已經有了巨大變化的經濟體制與沒有根本性變化的政治體制之間就出現了種種矛盾和衝突”（見第507頁）。到了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上，可能沒有人懷疑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性和和必要性了。但是如何改？對此吳老師只是簡略地提到，要
建立法治、實現有限政府、黨政分開、逐步擴大民主和實現政府的自我革命為基本方向。但是在目前看來，儘管這些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沒有疑義，但是要在中國建立真正適合市場經濟運行的國家制度和政府體制，還任重道遠。與中央計劃經濟相匹配的列寧式專政體制是在弱化和轉型，還是在21世紀變異和強化，還仍然是個未知數。如果說“中國改革三部曲”中的前兩部主要是討論了經濟體制的改革，那麼，初版於2005年11月的《中國增長模式抉擇》（2013年第四版），則主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轉變中國的增長方式，是近些年來吳敬璉老師呼籲最多，也是被決策層和全社會所接受的政策主張。吳敬璉老師所說的轉變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指靠資本和資源驅動型增長，到靠效率驅動型增長。吳老師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一直沒能解決。之所以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間，以致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仍然乏善可陳，主要是因為“存在著政府仍然主導著經濟資源的配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受到抑制等‘
體制性障礙’。由於改革的停滯，這類體制性障礙在‘十一五’期間未能得到消除，在增長模式的轉型上也就仍然沒有取得明顯的進展，以致粗放型增長引致的困難有增無已”（《中國增長模式抉擇》第四版前言，見第V頁）。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為了應對國際方面的衝擊，中國政府啟動了“四萬億的刺激計劃”，近幾年來，由政府推動的投資規模越來越大，經濟的槓桿率（全社會的負債與GDP之比）越來越高，房地產和資產泡沫不斷膨脹，投資回報率則不斷下降。從整體上來看，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不但沒有轉變，而是越來越扭曲。為什麼是如此，吳敬璉老師在《中國增長模式抉擇》第四版前言中就尖銳並深刻地指出：“為什麼雖然黨政領導三令五申，經濟增長模式[轉變]仍然步履維艱？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通過投資擴張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做法，不必觸動舊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強勢政府和海量投資為基本特徵的威權發展主義的發展道路就成為一些官員的行為定式”（同上，第VII頁）。因此，吳老師堅定地相信：“只有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才有可能實現，舍此絕無他途。如果離開了這項根本性的原則，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會重複過去的老路，繼續通過大量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最後只能是在盲目擴張和剎車調整之間打轉 ”（同上，第XI~XII頁）。
自《中國增長模式抉擇》第四版出版到現在，差不多4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儘管中國決策層從2015年就提出要以供給側結構改革來實現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是不能不認為，中國改革進程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還在原地打轉，甚至在走回頭路。因此，吳敬璉教授的這三卷集的《中國改革三部曲》，不但具有理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歷史意義，更具直擊當下和指向未來的現實意義。
本文已經以“改革沒有完成時”的題目發表於《讀書》雜誌2018年第一期；已獲韋森教授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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