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我回顧所折射的，巴菲特的長期投資生涯，並沒有定義在某一種投資形式或投資策略上。從1957年開始的最初投資合夥制到今天，他的投資方式顯然是在不斷的演化精進。
回溯那些具有不同投資特徵的歷程，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這個演進內涵。巴菲特早期的投資策略：他最關注的是找到市價總值低於其所持資產可實現價值的公司，但，他還是熟悉其他類別的投資，並追尋看起來很有吸引力的那些企業。後來，他對投資的一些思考的真正基礎，似乎是他從企業所有者的角度，對每一個投資案例（許多都是具備有形資產的較小的企業）認真審視的結果。他會評估相關企業的關鍵人物和核心資產，並會評價他們（和它們）對企業未來發展的可能影響。 從伊始，他的策略就是要較多的介入，而不僅僅是格雷漢姆風格：僅僅計算市價總值是否低於目標公司的所持資產價值。在他投資生涯的中期，巴菲特不僅把自己的焦點轉到了品質更好的企業，而且，他還不斷回頭光顧幾個相關的業務領域，累積起來越來越多的專業知識（尤其是保險、媒體和零售品牌）。雖然他還投了其他行業的公司，但在這幾個具體的領域，巴菲特對相關的業務結構有著很強的理解力。例如，通過如何審視損失、費用和綜合費率，評估保險公司的承保業務，以及如何評估管理團隊所涉的相關風險類型，巴菲特磨礪出了一種非常敏銳的眼光。就這個領域的投資，就有關如何確定保險公司管理浮動資金的能力，巴菲特都有非常清晰的視角。在這些行業裡，巴菲特的專業知識並不侷限於那些相關的概念，他還構建了一個人脈網——都是一些足智多謀之人，包括許多CEO們。例如，在媒體行業，在幫助他發現和評估投資機會上，與像凱瑟林.格雷漢姆和斯坦.利普西的這種親密關係，肯定使巴菲特受益良多。在他的投資決策中，對管理層的信任始終起著核心的關鍵作用，但，在他投資生涯的中期階段，他不僅開始關注管理層的可信任性和經營能力，而且，也很在意他們理智配置大額資金的能力。像在某些案例上（如與凱文林.格雷漢姆在《華盛頓郵報》項目上的合作），就如何謹慎小心地進行收購和資本支出，巴菲特就給出一些指導性的意見。在巴菲特職業生涯的晚期（自1990年以來），他的挑戰變成了要為伯格希爾-哈撒韋投出不斷增長的資金規模。此時他的投資策略上，一個明顯的相關變化是：投資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大公司身上。但就投資風格而言，巴菲特似乎仍然維持著他在中期所形成的、以定性要素為決策依據的策略。 
不知道是否是因為沒有準確地預期到富國銀行面臨的抵押貸款危機、或是像他自己承認的那樣沒能理解美國航空所面臨的競爭態勢，巴菲特後來主要關注自己的這種能力：在基本面的認知上，比其他投資者更勝一籌。為此，他會再次光顧（他在十幾年前就成為了專家的）相同行業——有時，甚至是相同公司。總而言之，我的研究所發現的最令人驚異的是：巴菲特的投資沒有僅限於便宜的股票或資金收益率高的企業，也不侷限於某個特定的方面（如，增長）或深厚的價值。實際上，巴菲特的投資生涯處在持續的演進之中——究其原因，部分是受市場機會的驅動，部分是由於巴菲特自身的精進，部分則是由於他所管資產的資源屬性和侷限性。如此同時，有些投資標準則貫穿於其整個投資生涯，諸如，誠信和稱職的管理團隊。其他方面，像持續的增長、公司創造複利的能力、或公司對鉅額資金的需求，則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化精進的結果。這種演化精進使巴菲特從成功地管理一傢俬募投資合夥企業，轉型到成功運作一家全球最大的投資機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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