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河南40年。抽絲剝繭河南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關鍵節點，聚沙成塔河南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史畫卷。東方今報持續推出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鉅獻之作《你好!河南40年》，這是第三篇1980年。
這一年，個體戶王國保一年能掙兩萬多，被批僱工剝削;這一年，喬金嶺生產石棉瓦，鄭有全開始賣頭髮;這一年，有一種叫做“迪斯科”的搖擺舞被文化部封殺;這一年，老鼠太多，貓需要“進口”……
(一)
1980年7月8日，開封市民朱文學接到一個通知，讓他到區工商管理科去開會。老伴一聽，就埋怨他： “我不讓你做小生意，你偏要做;不讓你做大，你偏要做大。現在闖禍了吧，看你咋辦?” 在工廠上班的大兒子鳴放，在理髮店當理髮員的女兒愛蓮，本來就覺得父親做小生意，讓他們丟了面子，這下更是不依不饒。
朱文學是開封城內有名的西瓜把式，去年，他辦了賣西瓜的經營許可證，便擺攤賣起了西瓜，每天能賣七八百斤，每月有上百元的收入，生意正做得有滋有味，這會不會出啥事了吧?
到那兒一問，原來是特邀他參加第二天全市財貿職工技術表演大會。這是天大的喜事，一家人高興壞了，老伴給他買新衣服，兒子把手錶給了他，女兒要替他送瓜。
雖然在比賽時，朱文學由於緊張敗給了國營職工，但他還是覺得真正有了臉面。朱文學的經歷，在1980年這個個體戶元年，並不多見。更多像他這樣的個體戶，幾乎是待業青年和勞改犯的代名詞，人們投過來更多的，是蔑視，或同情。
但這些人，在突破計劃經濟的藩籬、摸索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已顯出能量。
鼓勵個體戶的新聞，不斷在全國乃至世界諸多媒體上出現。《人民日報》為長途販運是不是“投機倒把”辯護：“允許長途販運是完全必要的”;北京錢糧衚衕的張素珍把三臺縫紉機抬進擁擠的臥室，辦起了一傢俬營西服縫紉店。美聯社記者報道說：“她在賺錢，也在創造中國經濟史。”英國《每日電訊報》甚至為“三輪車又回到北京”讚歎不已。
在河南，支持個體戶的聲音佔了主流。焦作市通過繼續放寬政策，免除工商管理費、免稅、提供貨源等措施扶持個體戶;漯河市成立了個體工商業聯合會，管理和服務311家個體戶。
這年6月18日，時任河南省委副書記兼鄭州市委第一書記李寶光，專門去看了一個母女店、一個夫妻店，發現他們經營得很好，營業額是國有基層店的3倍，他們開門比國營店早兩三個小時，關門晚兩三個小時。
李寶光在全市幹部會上講，像這樣的個體戶商店為什麼不表揚呢?應該大力表揚，應該給予鼓勵。
當年，鄭州批准開業的個體商業、飲食業有901戶，營業額72萬元。
但並不是所有的聲音都在支持個體戶。在長沙，經營個體飲食攤的李分龍，被國營攤位職工砸了碗;在浙江黃岩路橋鎮，個體戶蔡繼澤被抄了家;在上海，陳貴根開飯館被公安帶走了。
在鄭州大同路經營修配服務門市部的王國保，一年掙了兩萬多元，買了房子，家裡購置了沙發、電視機、手錶、自行車、縫紉機等。發財了，但有人認為，他接收的4名待業青年和一名退休工人，只拿工資，並無分成，他這是僱工剝削。
同樣的問題，“傻子瓜子”年廣久們後來也遇到了，是鄧小平的“放一放”、“看一看”，為他們解了圍。
(二)
儘管有挫折，但在1980年，彷彿一夜之間，中國從事個體經濟的人數突然猛增到86萬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這一年，鄭秀康辭去公職，在3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創辦了康奈的原型——紅象皮鞋作坊;年廣久靠炒瓜子賺到了100萬;科學家陳春先轉型為企業家，創辦了國內第一個民營科技實體——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瀋陽第一家民營企業集團董事長劉希貴開始賣血養豬;劉永好四兄弟創業。
在河南，一無所有的喬金嶺正在籌建長葛縣第二化工廠，生產石棉瓦和硫酸銅。他面對的現實是無廠房、無土地、無設備。這個曾當過社隊磚瓦廠廠長的漢子，磨破嘴皮子、跑斷了腿，最終籌集到3000元，勉強滿足工廠生產所用。年底結算，除還清所有債務外，化工廠還淨賺了10萬餘元，職工由最初20餘人增加到160人。可沒想到的是，很快，縣鄉鎮企業局的一紙紅頭文件將企業收歸集體，喬金嶺被迫離開工廠。
喬金嶺走了，工廠的生命力隨之萎縮。兩年半後，應職工強烈要求，喬金嶺再次回到這家工廠。此時，原本蒸蒸日上的工廠已經虧損了47,2萬元，欠下銀行貸款72萬。面對殘局，喬金嶺積極自救。他用廠裡積壓的編織袋換回了3000噸化肥，出售後獲利50萬元。靠著這筆資金，喬金嶺買斷了河南省技術研究所研製的人造金剛石模具技術，黃河集團初具雛形。最終，他在2002年成為河南首富。
而今，喬金嶺已經去世15年。回顧1980年，對於河南第一代企業家而言，極為關鍵。
這一年，接過父親的扁擔收購頭髮已有一年的鄭有全，創辦了許昌縣靈井鄉小宮村工藝毛髮廠，他經常開著一輛破舊的卡車，在青島-許昌-深圳之間穿梭，收購人發，靠給青島外貿公司加工30噸人發原料賺下第一桶金。10年之後，36歲的鄭有全帶著30多名鄉親，到縣城創辦了許昌縣發製品總廠;又過三年，有了瑞貝卡。
這一年，剛破格轉正的臨汝縣第二化肥廠職工李留法，被保送到河南大學中文系學習， 5年後，鍛鍊了眼界和膽識的李留法，組建了農民股份制合作企業——汝州市鑄鋼廠。
這一年，劉炳銀還在新鄉無線電設備廠任科長;一年後，他出任該廠主管技術的副廠長;再過三年，他把這個軍工小企業變身為新鄉電冰箱廠，“新飛”冰箱項目正式立項。“新飛廣告做得好，不如新飛冰箱好”，享譽海內外。世事滄桑，2018年的6月，新飛電器100%股權以4.55億元的價格賣給了康佳集團。
這一年，剛分配到中國紡織進出口公司河南分公司的胡葆森，在全國外貿系統業務員外語測試中，考取了河南省第一名，引起省外貿領導的重視，並被派往香港。12年後，他創辦了建業。
(三)
1980年3月，作為鄭州市祭城公社馬渡村最後一批迴城的知青，陳至凱終於回到了鄭州。
15年前的9月份，正在河南省廣播職業學校讀二年級的陳至凱，中斷了自己的播音夢，和一批出身高級幹部家庭的孩子前往祭城安家落戶。
那個寫出《誰是最可愛的人》的著名作家魏巍，為此還專門為他們家寫了一篇報道，叫《高幹送子弟務農》。他說的“高幹”，就是陳至凱的爸爸陳時夏，時任鐵道部總監察，他把三個兒子一個女兒都送下了鄉。
在祭城，陳至凱先去了南路莊，因有領導才能，又被調到馬渡大隊南寨村，當21名知青的知青隊長、團組長。他會修補架子車帶，辦過培訓班，當過典型，作過報告，可謂風雲人物。
1980年，對知青而言，是值得安慰的一年。這一年，明確提出了知青工作重點由上山下鄉轉為就業安置，各地都在“打開兩扇門(集體和個體)，廣開就業路”。
其實，早在1978年年底，知青政策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時開始把知青工作重新納入勞動就業的軌道。僅1979年到1980年8月份，就安置待業青年37萬人。這待業青年，主要就是城市待業青年和返城知青。
(四)
然而，知青們的回城命運，各有不同。
陳至凱回到鄭州，沒有分配工作。手握重權的父親，不願為其謀私，任其四處打工。因有家傳中醫的底子，他一邊打工，一邊學習中醫，最後當起了“江湖遊醫”，全國各地跑，西藏、內蒙古，乃至越南，都去過。1986年，他到湖北醫學院進修，在應山縣領到過營業執照，開起診所，娶了媳婦。今年5月份，無醫保、無社保，還在為戶口奔波的陳至凱回到鄭州。
陳至凱去了祭城，看了馬渡，到省圖查找當年報道他的報紙時，與我不期而遇。他感慨地說：“若不是下鄉，我還有一年畢業，必定會進河南電視臺，也不至於像今天這樣。”
與陳至凱相比，同樣是高幹子弟的知青萬伯翱，則要幸運得多。
1962年7月，18歲的萬伯翱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在他的父親、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萬里的動員下，到河南省黃泛區農場進行勞動鍛鍊。萬伯翱也上了報紙，1963年9月，中國青年報曾以《市委書記的兒子參加農業勞動》對其進行了報道，他因此成為全國青年學習的模範，還被周總理譽為幹部子弟下鄉的典型。
“文革”中，雖然父親萬里被打倒，但因為定性為 “敵我矛盾，內部處理”。他這個“黑幫子弟”，還是幸運地在1972年春天被推薦到河南大學外語系學習。畢業後，分配到鄭州總參炮兵學院，後轉業到國家體委工作。
在那個年代，推薦上大學，幾乎是命運改變最好的通道。1973年，在父親老家禹縣渚河大隊當了4年知青的武漢姑娘王鋼，在當民辦教師還是被推薦上大學之間，她選擇了上開封師院中文系。她也因此得以進入河南日報，成為著名的作家、報告文學家。
而1975年，同樣被推薦上大學的駐馬店地區泌陽縣沙河店知青農場的知青馬建民，做了相反的選擇。那年暴發了“75·8洪水”，被毀的農場等待重建，領導勸他紮根農場，他把上大學名額轉給了別人。之後，成為典型的他一再轉讓招工名額，直到1979年底，他才抓住機會，成為一名基層計生人員。
(五)
1980年春，返城的知青李紅剛找不到工作，在四處打零工中，他苦悶、彷徨、失望、憤激。正在此際，他看到了刊登在《中國青年》第5期上的“潘曉來信”。
“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的翅膀……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這樣直抵心靈的話語，引起了他們這代人的共鳴。
李紅剛說，當時，像他這樣苦悶、彷徨的年輕人，有很多。他們不滿現狀，內心充滿了叛逆。他們表達叛逆的方式，除了爆炸頭、奇裝怪服，還有跳時髦的舞蹈。
這些舞蹈，除了交誼舞，還有一種搖來搖去的搖擺舞。在一些公園等公共場所，他們伴著不知從哪裡弄來的伴奏帶《成吉思汗》和《阿里巴巴》，瘋狂地搖擺著身體。或許，只有這種搖擺舞，才能表達出他們被壓抑已久的慾望甦醒。
後來，李紅剛才知道，這種搖擺舞，叫迪斯科，它風行了整個八十年代。然而，迪斯科，因“舞姿低級庸俗、傷風敗俗”，在1980年6月被文化部和公安部聯合封殺。
今天看來，一種再普通不過的舞蹈，並沒有什麼，但在當年，很多跳這種舞的人，往往被當做“流氓”來看待。
1980年8月20日，“潘曉來信”主角之一黃曉菊，在接受央視《新聞聯播》採訪時說過一句話： “我們不能因為社會上存在著垃圾就像蒼蠅那樣活著!”或是那時主流輿論的註腳。
(六)
(1980年12月，著名芭蕾舞演員白淑香被特邀參加第一屆全國舞蹈比賽，表演《天鵝之死》，她就此放飛了中國第一隻“白天鵝”。彼時，觀眾對於舞臺上的這種衣著和舞蹈形式還很難接受。唐禹民 視覺中國)
這一年，上海芭蕾舞學校在湖南演出時，當地觀眾對舞臺上出現身穿白色緊身衣的青年男子十分驚訝，在他們看來，這僅次於完全裸體，落幕時，一個很生氣的幹部突然喊道：“這同中國有什麼關係呢?”
這一年的英國《衛報》，在其4月14日的報道里說，上海一家照相館的櫥窗裡有一塊牌子，寫著“這裡出租西服”。記者覺得奇怪，採訪發現，借西裝拍照的上海人還真不少;也是在上海的照相館，還寫著“出租婚紗”。
白色緊身衣跟中國有什麼關係?西服與婚紗，跟中國有什麼關係?
雖然，這一年，《服裝》雜誌創刊，中國大陸第一支服裝模特隊在上海亮相，但這些，和中國有什麼關係?
今天看來，確實有關係。它讓人們認識到，一個封閉已久的社會，開放和變革已成為主旋律，雖然衍變路徑十分曲折，但前行的方向不可更改。
這一點，李紅剛體會得到。這一年，新《婚姻法》明確：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調解無效，准予離婚。這打破了原來“沒有愛情”、“移情別戀”等非“正當理由”不能離婚的桎梏。
那個寫出血統論的遇羅克，他的妹妹遇羅錦，就是因為“沒有愛情”，在新《婚姻法》頒佈之際終獲離婚，引起巨大轟動。
這一年，戴厚英的小說《人啊，人》之所以那麼轟動，愛情電影《廬山戀》、《天雲山傳奇》之所以讓年輕人瘋狂地湧入電影院，就是因為，它們能夠表達普通人的情感了。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這年，24歲的北京詩人顧城，發表在《星星》詩刊上的《一代人》，後來風靡全國。
這一年，鄧麗君在臺灣奪得金鐘獎“最佳女歌星獎”，她的歌聲不僅在美國紐約林肯中心、洛杉磯音樂中心響起，也以盜版卡帶、翻唱集錦等形式響遍了中國大陸，大江南北幾億民眾都為她的歌聲而醉倒。而羅大佑與劉文正進入內地，帶來了長達10年流行期的校園歌曲。早戀的男生，幾乎都唱“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 (劉文正的《蘭花草》)，更多的人在“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長大的童年”(羅大佑《童年》)。
還有一些歌，比如《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泉水叮咚響》《小草》《大海啊故鄉》《妹妹找哥淚花流》等紛紛傳唱。
這一年，人們還在對“奶油小生”(1979年，唐國強在電影《小花》中扮演的白馬王子，皮膚白皙、溫文爾雅，深受大眾喜愛，因為陳沖的一句玩笑，唐國強被冠上“奶油小生”的稱號)的崇拜中猛然發現，《加里森敢死隊》《追捕》中的硬漢，才更值得追隨。
偶像的崇拜，也只是在萌芽狀態，那一年的輿論主流，是開始提倡五講四美三熱愛。
而河南人民這年的文化盛宴，則是長達20天的全省豫劇流派彙報演出，那些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藝術家，都復出了。
常香玉、陳素貞、崔蘭田、馬金鳳、閻立品等演出的《斷橋》《梵王宮》《桃花庵》《穆桂英掛帥》《秦雪梅》，趙義庭、李斯忠、唐喜成、劉忠河、劉法印等演出的以生、淨為主的《打鑾駕》《三哭殿》《打金枝》《黃鶴樓》等，今天都成了經典唱腔。
(七) 與那些追求時髦、崇拜歌星、影星的年輕人相比，還有一些人，他們崇拜的是文化。
一機部鄭州機器製造學校實習工廠有個工人，叫張慶華，通過文化考試，考上了本單位電大教學班，成為一名全科學員，白天上課，晚上回車間上班。
但這年3月份，廠黨委通知他們，廠裡既不需要他們當老師，也不需要他們當技術員，不讓他們學了。他寫信向中央領導機關反映，黨委便停掉了他的學員資格，並停止給他分活，還停發了8個多月的工資。
這引起軒然大波。河南省機械部和一機部教育局很快調查此事，支持張慶華上電大。報紙也配發了評論，要求一切工廠、企業、機關、學校，一切基層單位的領導幹部，要有戰略眼光，有遠見卓識，為培養人才開通所有通道。這年，為培養專業人才，省政府批准，鄭大、河師大、新鄉師院等10所大專院校，與鄭州、洛陽、開封等6市合作，計劃外擴招1000名自費走讀生。
鄭大、河南醫學院已經分別辦起大學英語班、日語班和黨政幹部醫學專業班，培養了1059人;河南教育學院、河師大等學校會同省直機關黨委、開封市合作，辦起了語文夜大學;河南電大擴招了1200名鄭汴洛高考未錄取的非在職青年。
沒有辦法，那時候最急需的就是建設四化的人才。很多地方都在招賢，喊出了大膽選拔內行當領導的呼聲，還要求解放人才，把埋沒、浪費的人才，解放出來，人盡其才。
同時，還提倡老幹部讓賢，打破論資排輩老思想，大膽選拔中青年幹部。汝南縣科委農業技術員張恆忠因為是個大學生，就直接被提拔為副縣長。
今天，我們都知道，這是笑話了。
(八)
1980年8月1日，鄭州須水公社廟王大隊的張書華，在國棉五廠的炒菜館吃過飯，出來一看，自己心愛的“飛鴿”自行車不見了。回到家裡，張書華唉聲嘆氣，兩天沒吃飯，四天沒起床，兒女們守著他，生怕出意外。
幾天後，鄭州刑偵大隊三中隊的民警，把他的“飛鴿”追回來了。
那時候，自行車還不大好買。安陽自行車廠的工人，利用剩餘零件和副品零件，自己裝配後，便宜賣給了自己人和關係戶，被人揭發了。
很多工廠，都在號召 “抓緊八十年代每一天”，加班加點地生產。
安陽自行車廠第一季度就生產了4400輛，開封縫紉機總廠一季度就生產了32000臺縫紉機，都比去年同期增長了一倍多;洛陽手錶廠一季度就生產了54200塊，比去年同期增長了2倍多;鄭州無線電廠上半年生產了173600多部黃河牌收音機，比去年同期增長了5倍多。
電視機的生產量很難測算有多少，不過，買來看也不方便。這年，河南電視臺二套10月1日才開播，只有鄭州地區能收看，節目是下午轉播中央廣播電視大學1980級第一學期課程，晚上轉播中央臺的彩色電視綜合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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