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記載說，北洋水師水兵上岸遇襲事件後，整個艦隊群情激奮。“定遠”、“鎮遠”、“濟遠”、“威遠”四艦迅速進入臨戰狀態，褪去炮衣，將炮口對準了長崎市區。總教習琅威理甚至主張對日開戰：“即日行動，置日本海軍於不振之地。”
當時日本海軍才剛剛起步，絕非中國海軍的對手。不過，丁汝昌卻沒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冒險精神，下令不準動手，喪失了把日本海軍“扼殺在搖籃中”的機會，結果歷史走向全然不同的另一個方向。
雙方政府交涉的結果公佈後，在日本人看來，外國水兵喝醉了酒來本國滋事，最後竟然要本國賠款，這種憤恨和受辱感，自然很容易便被煽動了起來。“中國威脅論”成為日本主流民意，“大力發展海軍”成為日本國內的共識，“一定要打敗‘定遠’”也成為了日本海軍的目標和口號。就連日本的小孩當時最流行的遊戲，也是分成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捕捉“定遠”、“鎮遠”。
長崎事件結束後一個月，天皇下令從內庫撥款30萬元作為海防補助費，揭開了“海防獻金運動”的序幕。經過新聞報刊媒介的大肆渲染，日本國內很快就掀起了一個捐出“海防獻金”的高潮。至9月底捐款數就達到103.8萬元，這些資金全被用作擴充海軍軍備。1888年和1890年日本又提出第七次和第八次海軍擴張案，這兩次擴張案共購買或建造了4艘軍艦。其中“吉野”號購自英國，時速23節，是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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