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高考制度恢復，讓多少中國學子受益；人們由衷敬佩鄧小平撥亂反正的魄力，也不會忘記一位敢於說真話的知識分子——這就是武漢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正是他當年第一個當面向鄧小平同志建議恢復高考制度的。
査全性教授
1977年7月，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等要職，主管科技和教育。7月29日，鄧小平指示教育部召開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他說，要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員，在自然科學領域有才華的教學人員參加座談會，而且這些人與“四人幫”沒有牽連。
7月底，武漢大學校領導蔣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學系52歲的副教授查全性，說上面安排他到北京開會。“我當時既不知道開會的內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參會，會議日期有多長。‘文革’發生後沒機會上講臺，一直在實驗室搞科研，事先對會議內容心中無數，所以沒做準備。”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飛機來到北京。武漢大學化學系原教師劉道玉此時被借調到教育部工作，他專門到機場來接查全性。此前，劉道玉已經被任命為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教司司長，並參加了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日後，查生性才清楚劉西堯（時任教育部長）和劉道玉跟自己是校友，知道自己敢講真話，於是安排他參加了這次會議。
到北京後，與會者被安排住在北京飯店的老樓，查全性與吉林大學唐敖慶教授同住一室。“之後我才知道，此次的會議名叫‘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具體安排這次座談會的人是方毅。他說是鄧小平同志讓他來組織這個會議的，主要是來聽聽大家對於科學、教育事業的意見”。這時，查全性發現出席會議的有吳文俊、鄒承魯、王大珩、周培源、蘇步青、童第周、于光遠等著名科學家以及科學院和教育部的負責人。
8月4日早晨，在習習清風中，神采奕奕的鄧小平邁著穩健的步伐來到人民大會堂臺灣廳，親自主持召開了有33位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科學家、教授以及科學和教育部門負責人參加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從這天起，共開了五天。前兩天，所有與會學者一直表現得非常拘謹，只敢談一些不敏感的小問題，而且還都是純粹的專業話題。因為當時“文革”剛過去，知識分子大都心有餘悸。由於參會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學者，所以頭兩天查全性基本沒有發言，只是聽他們說。
8月6日下午，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憂慮地說，現在清華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鄧小平插話道，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麼大學！
這席話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筆記本上原本寫了一個大綱，此時卻受到會議的氣氛影響，激動地站起來，面對鄧小平慷慨陳詞：“招生是保證大學教育質量的第一關，它的作用，就像工廠原材料的檢驗一樣，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當前新生的質量沒有保證，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小學的教育質量不高，而主要矛盾還是招生制度。不是沒有合格的人才，而是現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們改進了招生制度，每年從六百多萬高中畢業生和大量的知識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二十多萬合格的學生是完全可能的。現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一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佔據了招生名額。”
“查教授，你說，你繼續說下去。”坐在沙發上的鄧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煙，探出半個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說，“你們都注意他的意見，這個建議很重要！”與會人士抑制不住心頭的激動，因為他們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說想做卻又不敢打破束縛的大事情就要發生了。
查全性越說越激動，痛陳當時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沒人才；卡了工農兵子弟；助長不正之風；嚴重影響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招生還沒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今後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查全性發言時情緒激動，全場鴉雀無聲。
查全性頓了一下，繼續他的慷慨演講。這時人們發現鄧小平不時地在筆記本上記錄著。查全性建議：“大學招生名額不要下放到基層，改成由省、市、自治區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洩露試題。考試要從實際出發，重點考語文和數學，其次是物理，化學和外文則可以暫時要求低一點兒。從語文和數學的成績，可以看出學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維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自願選擇專業。應屆高中畢業生、沒有上過高中但實際達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報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舉座譁然。因為就在這次座談會召開前夕，當年的全國高等學校招生會已經開過，招生辦法依然沿用“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十六字方針。有關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談會開始的當天送到鄧小平手中。也就是說，1977年按照老辦法招生幾乎已成定局。
沒想到，鄧小平聽完後，向查全性點點頭，然後環視四周問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意見？”吳文俊、王大珩等科學家表示贊同。查全性的發言得到了大家的響應，人們開始七嘴八舌地補充著他的發言，心情也越來越激動。
這時，劉西堯說：“原來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達到高中畢業，名額分配到縣。自由報考問題，我贊成南翔同志的意見，但馬上要做，還要具體化。”鄧小平問劉西堯：“今年改恐怕已經來不及了吧？”查全性趕緊插話：“還來得及！今年的招生寧可晚兩個月，不然又招二十多萬不合格的。”劉西堯也肯定了這一點：“還來得及！高招會剛在山西開過，已經作了決定，決定還是按照過去的方法辦。不過，這個文件剛送到國務院，還沒有批，如果要改的話，還有可能。”鄧小平點點頭，說：“恐怕還是應該改。”劉西堯說：“要改的話，今年的招生工作恐怕要推遲。因為按照慣例，9月份學生就要入學。”
最後，鄧小平拍了板：“既然今年還有時間改，就堅決改嘛！把太原招生會議的報告收回來，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這涉及到幾百萬人的問題，要拿出一個辦法來，既可以把優秀人才拿上來，又要不致引起波動。你們研究一下，這個方法應當找出來，要求質量。重點學校要統一招生。允許報三個志願，到校後再分專業。今年開始就改，不要等了。”話音剛落，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這是座談會第一次鼓掌。
這年8月13日，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在北京飯店召開。對於所有與會者來說，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經歷。因為這是他們在一年中第二次參加高招會。之前，教育部在太原已經開過一次高招會，並通過了招生意見。
參會人員的認識差別很大，大學裡來的知識分子大多支持恢復高考，還有一些人堅持“文革”時推薦上大學的那一套。“由於分歧比較大，這次招生會從北京飯店開始，開到前門飯店，又開到友誼賓館。”劉西堯說，“開會的時候還是夏天，北京正熱；散會時已是初秋，有些外地的同志不得不讓家裡寄衣服來。”
當時流傳著一首打油詩頗能反映大家的心情：“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門緊閉吹不開。”一些與會者事後分析，那時候劉西堯的遲疑不完全是個人的問題。1977年，整個國家都還處在向何處去的迷惘之中，眾多的大是大非還沒有弄清楚。就在北京高招會召開的前一天，中共十一大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作為中國政治生活中最高級別的會議，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也依舊堅持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說像“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這種混沌給劉西堯出了一道難題。
“推薦上大學”這種招生辦法，是經過毛澤東圈閱“同意”，並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國的。雖然1977年的招生會上大部分與會代表心裡都不支持，但沒人敢站出來破冰。劉西堯回憶說：“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之後，我們開了三十多天的高招會，圍繞幾大爭議，會議始終僵持不下。小平同志在座談會上的講話儘管震動很大，但大家的遲疑主要是因為這些話畢竟只是從鄧小平嘴裡說出來的，講話的場合太小，也不是那麼正式，能夠算數嗎？”
關鍵時刻，鄧小平再次決斷。劉西堯回憶道：“那天，我們幾位教育部領導被小平同志找去談話。他直言批評道，你們還沒有取得主動，至少說明你們膽子小，怕又跟著我犯‘錯誤’。最後，他嚴厲地指示——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
回來後，劉西堯向高招會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會場反應強烈，形勢隨之逆轉。當期簡報用“響徹教育戰線的一聲春雷”為題報道與會代表的感受：有了這個指示，許多有爭議的問題豁然開朗，整個教育戰線廣大師生和幹部就可以甩開膀子大幹了。
劉西堯在晚年坦然說，當時他在恢復高考的問題上看得不清晰，生怕再犯錯誤，所以當年召開的招生會議拖得很長，議而不決，事後受到鄧小平的多次批評，使他感到很有壓力。
經過爭論，9月中旬會議起草了一個改革招生制度的初步意見，通過教育部報給了鄧小平。
鄧小平看了之後，對改革招生制度的文件初稿很不滿意，最不滿其中的“政審條件”，大筆一揮，把政審條件全部抹掉，然後親自起草，只有兩個基本要求：一、為革命而學習，遵守紀律、熱愛勞動等；二、要看現實表現，不要看出身。
“隨後，小平同志指定胡喬木、鄧力群等同志幫助我們重新起草，經過他們的指導、研究，我和李琦與來幫助的吳明瑜等熬了幾個通宵，總算寫出了一個像樣的報告。”於是，在政審、報考標準和培養目標等問題上均有重大突破的《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迅速出籠，“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地市初選、學校錄取”成為新的高招方針。劉西堯說，這個“意見”完全否定了“文革”中的極左路線，應屆畢業生不用勞動兩年，可以直接考大學；上大學要通過考試，不是群眾推薦。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了這份“意見”，一週後國務院批准並下發了文件。22日，新華社發佈文稿，全國媒體同時報道了這條新聞。
本文選自《見證共和國往事》
餘瑋 吳志菲 著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16年1月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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