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高考制度恢复，让多少中国学子受益；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武汉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查全性，正是他当年第一个当面向邓小平同志建议恢复高考制度的。
査全性教授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主管科技和教育。7月2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而且这些人与“四人帮”没有牵连。
7月底，武汉大学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通知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说上面安排他到北京开会。“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此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此前，刘道玉已经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日后，查生性才清楚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长）和刘道玉跟自己是校友，知道自己敢讲真话，于是安排他参加了这次会议。
到北京后，与会者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之后我才知道，此次的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具体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人是方毅。他说是邓小平同志让他来组织这个会议的，主要是来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意见”。这时，查全性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
8月4日早晨，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五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敏感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去，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没有发言，只是听他们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原本写了一个大纲，此时却受到会议的气氛影响，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六百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中招收二十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抽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都注意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与会人士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
查全性顿了一下，继续他的慷慨演讲。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儿。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哗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周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表示赞同。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他的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这时，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问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二十多万不合格的。”刘西尧也肯定了这一点：“还来得及！高招会刚在山西开过，已经作了决定，决定还是按照过去的方法办。不过，这个文件刚送到国务院，还没有批，如果要改的话，还有可能。”邓小平点点头，说：“恐怕还是应该改。”刘西尧说：“要改的话，今年的招生工作恐怕要推迟。因为按照惯例，9月份学生就要入学。”
最后，邓小平拍了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是座谈会第一次鼓掌。
这年8月13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对于所有与会者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经历。因为这是他们在一年中第二次参加高招会。之前，教育部在太原已经开过一次高招会，并通过了招生意见。
参会人员的认识差别很大，大学里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支持恢复高考，还有一些人坚持“文革”时推荐上大学的那一套。“由于分歧比较大，这次招生会从北京饭店开始，开到前门饭店，又开到友谊宾馆。”刘西尧说，“开会的时候还是夏天，北京正热；散会时已是初秋，有些外地的同志不得不让家里寄衣服来。”
当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大家的心情：“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一些与会者事后分析，那时候刘西尧的迟疑不完全是个人的问题。1977年，整个国家都还处在向何处去的迷惘之中，众多的大是大非还没有弄清楚。就在北京高招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十一大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级别的会议，它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依旧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这种混沌给刘西尧出了一道难题。
“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办法，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虽然1977年的招生会上大部分与会代表心里都不支持，但没人敢站出来破冰。刘西尧回忆说：“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后，我们开了三十多天的高招会，围绕几大争议，会议始终僵持不下。小平同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尽管震动很大，但大家的迟疑主要是因为这些话毕竟只是从邓小平嘴里说出来的，讲话的场合太小，也不是那么正式，能够算数吗？”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决断。刘西尧回忆道：“那天，我们几位教育部领导被小平同志找去谈话。他直言批评道，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最后，他严厉地指示——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
回来后，刘西尧向高招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会场反应强烈，形势随之逆转。当期简报用“响彻教育战线的一声春雷”为题报道与会代表的感受：有了这个指示，许多有争议的问题豁然开朗，整个教育战线广大师生和干部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刘西尧在晚年坦然说，当时他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看得不清晰，生怕再犯错误，所以当年召开的招生会议拖得很长，议而不决，事后受到邓小平的多次批评，使他感到很有压力。
经过争论，9月中旬会议起草了一个改革招生制度的初步意见，通过教育部报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看了之后，对改革招生制度的文件初稿很不满意，最不满其中的“政审条件”，大笔一挥，把政审条件全部抹掉，然后亲自起草，只有两个基本要求：一、为革命而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等；二、要看现实表现，不要看出身。
“随后，小平同志指定胡乔木、邓力群等同志帮助我们重新起草，经过他们的指导、研究，我和李琦与来帮助的吴明瑜等熬了几个通宵，总算写出了一个像样的报告。”于是，在政审、报考标准和培养目标等问题上均有重大突破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迅速出笼，“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成为新的高招方针。刘西尧说，这个“意见”完全否定了“文革”中的极左路线，应届毕业生不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考大学；上大学要通过考试，不是群众推荐。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这份“意见”，一周后国务院批准并下发了文件。22日，新华社发布文稿，全国媒体同时报道了这条新闻。
本文选自《见证共和国往事》
余玮 吴志菲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年1月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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