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报18周年特刊 第 2篇
2018.6.11
全文共 3131 字，阅读大概需要 6分钟
图片来自于网络
“戴眼镜会不会好一些？”摄影师问。
“我不上相，每次都照得很凶。”金宇澄起身，在堆了书籍杂志的办公桌上拿起眼镜，整理一下黑色外套，回到原处坐下，等看到相机里的照片时，他低语：“好像还是不笑的好。”
去年6月，在《环球人物》的镜头下，金宇澄“不那么凶了”。
金宇澄很瘦，他有一双窄小细长的眼睛，这双眼睛挑剔着一篇一篇来自各地的稿件。再加上地中海式的发型和突兀的高个儿，走在人群里有些显眼。
2012年，金宇澄带着沉淀半辈子的小说《繁花》轰动文坛。这本被称为“满纸沪语”的长篇小说正式出版后，作家金宇澄在文坛炸响一地惊雷，街头巷尾谈论《繁花》似乎成了新的时尚。在那几年的“地铁丢书大作战”活动中，选择《繁花》作为自己钟爱的书籍，都会得到一些路人的赞许。《繁花》，一时间成了阅读品位的标志。
维持了三十多年的平静生活被打破，金宇澄有些苦恼，“我说不出这样的状态是好还是不好，在一年半之前，我还不推讲座，现在完全推掉了，因为做不完。”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繁花》小说的雏形，是2011年弄堂网上金宇澄以“独上阁楼”为ID开贴《独上阁楼，最好是在夜里》。用他自己的话讲，只是“开无轨电车”，这篇帖子题目这句话后来成了小说《繁花》的第一句话。“写进去就出不来了”，一个人物连着另一个人物。“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部小说。所以我停了两天，做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提纲。”网友的互动和隐去姓名的自由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只有典型的上海人才能写出上海，作为全国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地方，这座城市也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承受着来自全国其他城市的羡慕和误解，唯有真正的上海人才可解其中味。
而又只有典型的上海男人才写得出《繁花》，金宇澄从不写人物的心理，作者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总隔着一段或近或远的距离，上海男人集体性格中那份沉默与通透、激情与云淡风轻正是在这种距离感的拿捏中显得传神。小说付梓，各路版税进账，金宇澄交出了太太的银行账号。被追问“账号是老婆的？”他的回答不假思索，“当然。”
金宇澄对上海的情感是复杂的。16岁时作为知识青年在黑龙江边上的农场中度过了八年，“离开了城市以后反而对它特别清晰，就像异地恋。”从南到北，从大城市到农村的生活反差，过去生活的城市、城市的生活是知识青年们常常围坐谈起的话题，“上海的形象就特别的逼真。”
金宇澄爱着上海，就连给小说里的主要角色起名都带着浓重的上海痕迹——“淘淘”、“沪生”。金宇澄本名金舒舒，好像一个他笔下的人物。《繁花》的卷首上写着“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不响”在《繁花》中出现一千三百多遍。“不响”是一个上海化的词语，文中大量留白的心理描写由一个“不响”替代，实是作者不响。像上海的梅雨季。相较于对人物心理的留白，金宇澄不吝笔墨，大量对话描写，以及对生活琐事细致的记录，而作者始终没有表露任何倾向，也并不想引导人们的想法，“像一个超市，每个人可以从中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东西”。作家阿城评价：终于开始有人给中国现代的自然主义补课。除了文字描写，金宇澄亲自绘制插画，交代主角们的生活环境，同样是留白的碳笔画，像他的文字。
《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问到金宇澄接下来的写作计划，他说：“我没有什么计划，本来的状态是天天看来稿，每天为作者服务，只因为写了这本小说，我会变成一个很有规律的作者吗？这是不可能的。”金宇澄表示，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在等待，“我觉得我在等待上帝再给我一个灵感，就像《繁花》一样。”那时的金宇澄热情地思考着上海，爱着上海，小而细的眼睛有着作家的锋芒。
“潜伏”了几年之后，金宇澄写了一本非虚构——《回望》。这次，他的文字不说洗尽铅华，但至少褪去了《繁花》里过于热烈的激情，变得平和而深刻，不再如前作般带着一种说书人式的讲述感，而是如同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在卷首同样有一行字，他提笔写下：“献给冬的孤独，夏的别离”。
《回望》建立在书信材料和其母亲口述的基础上，通过让往事的回忆和材料本身无法严丝合缝的对接，从而保留不一致的撕裂，给人留下强烈的在场感。在金宇澄看来，这是一种“寻找”记忆的姿态。
真诚的《回望》，和《繁花》是完全不同的写作世界。在这方面，似乎《新京报》的书评最为透彻：《回望》的出现，也许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叙述方式，看似父母辈的家族回忆录，内里却藏着大历史褶皱处的小人物悲喜。这悲喜的质感，平静到寡淡，它甚至要随风而逝，所以回望是有意义的。2016年，他写完记录父辈记忆的《回望》，一切归于平静。
金宇澄父亲（28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20岁，复旦大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
1947年4月7日。
“爱以闲谈消永昼”，写作的真谛，他认为就像博尔赫斯说《一千零一夜》那样，“旨在给人以感动和消遣”，而文学终究要给人以安慰。虽然这安慰，并不能逃过“花无百日红”的人生宿命。
静下来了，便想着回去，回去黎里那个倾颓的老家，回去父亲母亲相遇的地方。关于父母辈，关于记忆的细部，金宇澄有踟蹰，“担心它们消逝在白茫茫的历史迷雾中”。于是说完《繁花》里的上海故事，他开始追溯自己的根脉。
1952年，金宇澄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就读复旦中文系的上海姑娘，父亲出生在吴江古镇黎里，和柳亚子是远亲，自苏州读书时便家道中落，解放前参与潘汉年领导的中共谍报工作，1942年被日本宪兵抓进监狱受尽折磨。1950年，他才与母亲会合，却不得美满。1955年，父亲因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他的父母，经历了半个近代史，整个当代史。
金宇澄母亲日记封面（右上角贴字“12”，为1966年抄家时编号）
书中的插图大部是用毛边纸彩色影印出的故纸。于是，父亲留下的书信和日记，与母亲整理的剪贴本形成补充对照，《回望》更像一个老去记忆的资料夹。这本“看似平凡、却透露丰富历史真实的非虚构传记”。
有人说，因这《回望》，金宇澄在时光中又见父母。
记忆中，晚饭前的黄昏，父亲开灯，伏在《廿四史》缩字本前。漫长的人生边沿上，他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繁花》中的父亲在新书中变得绵长而温润，时光，也在《回望》中逗留了。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父母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回望往事，对于金宇澄来说，是在即将消逝的“记忆与印象”留取样本。走过《繁华》红极的金宇澄，眼角的“凶”少了些，开始慢慢温和，慢慢深刻。
秦瑞杰｜采写
陈展羽｜排版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部分图片来自《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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