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被稱為“銅鼓之鄉”。自1902年奧地利考古學家F·黑格爾對文山銅鼓進行研究以來，“開化鼓”便成為考古工作者們感興趣的研究對象，黑格爾對銅鼓的四種分類法也一直很有影響。
硯山大各大銅鼓
“文山銅鼓，從分佈之廣、類型之全、數量之巨、年代之久遠、紋飾之豐富、工藝之精良等諸因素綜合考察，在全國當是絕無僅有的”這是文山被稱為“銅鼓之鄉 ”的一個原因。但這個原因不是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是：銅鼓作為傳統文化中的一部分，仍然在文山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正如有論者指出的：
在歷盡千年滄桑的今天，文山的許多地區仍然保持著使用銅鼓的原始狀態。凡重要節日如迎新年、送年、三月三、祭龍、跳宮節、蕎菜節和喜慶之時，都要“請出”銅鼓，伴著鼓聲載歌載舞，通宵達旦，綿延數日。寨中若遇緊要之事，決斷時須有銅鼓作證，銅鼓使用完畢，須焚香擦拭，由專人入土埋藏。埋鼓地點系高級機密，且避免水漬風蝕、人畜踐踏。外借時要為之繫上“魂索”。
文山古木銅鼓
這段描述把作為“物器”的銅鼓與人們的社會生活聯繫起來，顯示了銅鼓的文化價值。但這種描述又是表象化的，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如為什麼會有埋鼓的習俗?這種描述卻無法回答。而我們的想象也不會滿足於此，它要求我們揭示出其中蘊藏的民族心理、民族習俗和哲學內涵。簡言之，想象要求直達銅鼓文化的本質。
文化有著自己的結構。在其深處，是被文化人類學家稱為“精神文化”的部分。按我們理解，精神文化包括宗教哲學、風俗習慣和人的自我意志三個有機的組成部分。而這三個部分，都與物器文化相互聯繫著。銅鼓正是這樣的物器。它好比交通樞紐，穿過它，可以通達民族文化的各個精神要素。
銅鼓是文山本地壯族、彝族等古老民族宗教和哲學思考的凝結物。據我們所知，這些民族的祖先百越人、駱越人、西甌人，還有烏蠻人，西漢以前就得用當地的銅礦資源，創制出青銅文化，利用銅鼓，表達自己對世界的思考。這些民族，用對太陽、月亮和動物、植物的崇拜，傾訴自然對本民族的恩情。今天出土的很多銅鼓和傳世銅鼓，中心都刻有太陽和十二光線，象徵十二個月。而對太陽的崇拜又與雷神崇拜相聯繫。我國近代史學家徐松石著的《粵江流域人民史》上說：“相傳雷應十二方位。這與銅鼓表面中心所列十二芒的太陽，和銅鼓原始形式的十二圓圈，意義相合。”銅鼓上刻畫的蟾蜍即是雷神的象徵。徐松石分析：“蛙鳴象鼓，而且蛙鳴便有霖雨。銅鼓面上有蛙，也有深意存於其中”一些銅鼓上畫的“人形鳥”即是雷神。古人認為，雷神口像鳥喙，身像雞形。丘北縣兩個崖畫點還發現相似的“人形鳥”圖像，也可能是雷神。
銅鼓在少數民族社會生活中有著廣泛的作用。徐松石歸納了6種用處：(1)用於殿堂寺院；(2)用於年節；(3)用於喪事；(4)祀雷神；(5)號召群眾(用於生產和戰事)；(6)其他迷信。這裡僅舉生產中的作用，以見一斑。一些銅鼓上雕刻著馬、牛和牛車，以農耕為主。銅鼓也往往用於農事活動中。古時壯人鋤地或插種或收割，每有一人打鼓，而滿坡滿峒的人依著他的節奏，一面歌唱，一面做工。屈大均在《廣東新語》說：“農者每春時，婦子以數十計，往田插秧。一老撾大鼓，鼓聲一通，群歌競作，彌日不絕”，這是一幅集體生產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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