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被称为“铜鼓之乡”。自1902年奥地利考古学家F·黑格尔对文山铜鼓进行研究以来，“开化鼓”便成为考古工作者们感兴趣的研究对象，黑格尔对铜鼓的四种分类法也一直很有影响。
砚山大各大铜鼓
“文山铜鼓，从分布之广、类型之全、数量之巨、年代之久远、纹饰之丰富、工艺之精良等诸因素综合考察，在全国当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文山被称为“铜鼓之乡 ”的一个原因。但这个原因不是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因是：铜鼓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仍然在文山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如有论者指出的：
在历尽千年沧桑的今天，文山的许多地区仍然保持着使用铜鼓的原始状态。凡重要节日如迎新年、送年、三月三、祭龙、跳宫节、荞菜节和喜庆之时，都要“请出”铜鼓，伴着鼓声载歌载舞，通宵达旦，绵延数日。寨中若遇紧要之事，决断时须有铜鼓作证，铜鼓使用完毕，须焚香擦拭，由专人入土埋藏。埋鼓地点系高级机密，且避免水渍风蚀、人畜践踏。外借时要为之系上“魂索”。
文山古木铜鼓
这段描述把作为“物器”的铜鼓与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显示了铜鼓的文化价值。但这种描述又是表象化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为什么会有埋鼓的习俗?这种描述却无法回答。而我们的想象也不会满足于此，它要求我们揭示出其中蕴藏的民族心理、民族习俗和哲学内涵。简言之，想象要求直达铜鼓文化的本质。
文化有着自己的结构。在其深处，是被文化人类学家称为“精神文化”的部分。按我们理解，精神文化包括宗教哲学、风俗习惯和人的自我意志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而这三个部分，都与物器文化相互联系着。铜鼓正是这样的物器。它好比交通枢纽，穿过它，可以通达民族文化的各个精神要素。
铜鼓是文山本地壮族、彝族等古老民族宗教和哲学思考的凝结物。据我们所知，这些民族的祖先百越人、骆越人、西瓯人，还有乌蛮人，西汉以前就得用当地的铜矿资源，创制出青铜文化，利用铜鼓，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思考。这些民族，用对太阳、月亮和动物、植物的崇拜，倾诉自然对本民族的恩情。今天出土的很多铜鼓和传世铜鼓，中心都刻有太阳和十二光线，象征十二个月。而对太阳的崇拜又与雷神崇拜相联系。我国近代史学家徐松石著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上说：“相传雷应十二方位。这与铜鼓表面中心所列十二芒的太阳，和铜鼓原始形式的十二圆圈，意义相合。”铜鼓上刻画的蟾蜍即是雷神的象征。徐松石分析：“蛙鸣象鼓，而且蛙鸣便有霖雨。铜鼓面上有蛙，也有深意存于其中”一些铜鼓上画的“人形鸟”即是雷神。古人认为，雷神口像鸟喙，身像鸡形。丘北县两个崖画点还发现相似的“人形鸟”图像，也可能是雷神。
铜鼓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有着广泛的作用。徐松石归纳了6种用处：(1)用于殿堂寺院；(2)用于年节；(3)用于丧事；(4)祀雷神；(5)号召群众(用于生产和战事)；(6)其他迷信。这里仅举生产中的作用，以见一斑。一些铜鼓上雕刻着马、牛和牛车，以农耕为主。铜鼓也往往用于农事活动中。古时壮人锄地或插种或收割，每有一人打鼓，而满坡满峒的人依着他的节奏，一面歌唱，一面做工。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这是一幅集体生产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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