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橋之戰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這是周恩來在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後所寫。對一個國家而言，內部相殘根本就不存在贏家。誰是贏家，於中華民族，都是悲劇，更罔論在國難當頭。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期，國共雙方曾經有過兩次較大的軍事摩擦，一為黃橋之戰，一為皖南事變。以兩次摩擦的規模，均堪稱“震驚中外”，後者蓋因歷史教科書的大力宣傳之故，廣為人知。這有些不符合我們當代史教科書的慣例——對中國共產黨軍隊在軍事鬥爭中的勝利大書特書，而對失敗則諱莫如深。竊以為，以黃橋之戰中新四軍之功，完全可以作為出色的軍事戰例，進行大篇幅的報道，以宣揚我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之英勇、善戰。
黃橋之戰是1940年，蘇北地區的新四軍同國民黨駐軍韓德勤部之間，爆發的一次較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戰役自十月三日起至六日結束，新四軍完勝，殲滅國軍韓部第八十九軍軍長以下一萬一千餘人，並乘勝追擊，進佔海安、東臺等地。
傳統國內史料均稱此戰為新四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擊，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而海外資料和國內某些學者新觀點則指出：此役是蘇北地區共產黨的新四軍為擴大根據地，而向當地駐紮的國民黨軍隊發起的戰役。說法迥異，讓人無所適從，但是此次大獲全勝的戰役，卻在日後鮮見傳聞，委實令人費解。
1938年，武漢會戰結束後，日軍凌厲攻勢被遏制，中日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孤軍奮戰，成功抵禦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外敵。然而畢竟是遭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外敵，而且是存心要滅亡你的敵人，中國軍隊在戰爭中的犧牲是巨大的，屢屢受挫。這遭到了日後歷史教科書的諷刺，中國軍隊的表現被罵“妥協、投降主義、一潰千里、豆腐軍……”這可能是中國才獨有的現象——一個國家的歷史教科書極為刻薄地挖苦和辱罵在民族危難關頭奮力抵禦外侮的同胞軍隊，大肆渲染他們的敗績，而不去正面記載他們的頑強抵抗行為和漂亮的勝仗，很難說清這是出自於一種什麼樣的邏輯!
進入相持階段後的中國，進入了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正是1940年，太平洋戰爭還沒有爆發，本年6月份結束的棗宜會戰的失敗(損失軍隊一萬一千餘人，上將張自忠殉國)，令中國陷入最危險的境地。而此刻，抗日統一戰線上的勇士們，一邊與侵華日軍在桂南鏖戰正酣，一邊在江蘇黃橋兄弟相殘。新四軍在黃橋取得了殲敵一萬一千餘人的戰績，這死去的一萬一千中國軍人，定然比棗宜會戰中犧牲的一萬一千同志憋屈，他們不是陣亡於同侵略者的戰鬥中，而是屈辱地死於自己同胞槍口下。韓德勤的部隊是參加了臺兒莊血戰的，1938年3月，韓部為臺兒莊會戰主力之一，其軍隊在高郵、寶應一帶，負責南線作戰，奮力殺敵，為中華大義忘卻生死，成功阻擊了由揚州北進之敵，否則徐州將受到日軍南北夾攻。日酋坂垣徵四郎也承認：韓德勤部的抵抗非常頑強。
黃橋一戰，韓氏主力大折。親者痛仇者快，估計最高興的是侵華日軍悍將板垣徵四郎，抗日力量折一分，侵略者則賺一分。新四軍打敗曾經成功阻擊日軍的軍隊，其戰力足稱勇猛，假如在黃橋的對手換了日軍，我想，戰果必將不可估量，殲敵定會在一萬一千人之上，完全可以和平型關和百團大戰的輝煌相媲!然而，新四軍對日未取得如此戰績。也許是黃橋一戰打出了威風，鋒芒所指，日人遠遁，退避三舍。
很難說黃橋之戰是否同“皖南事變”互為因果，但是仇恨的種子定然是種下了。黃橋之戰後，國府令新四軍北遷，並指定路線。然而新四軍沒有依從指定之路，遭致顧祝同、上官雲相等部國軍圍攻。此時，去黃橋、曹甸之戰三個多月。又是一場同室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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