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文化教育的改革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撥亂反正，重新建立起民族自信心，迴歸民族文化教育的傳統正路，發揚中華民族自主創新精神，當務之急就是要在文化教育這一重要領域，抓住關鍵環節，提綱挈領、旗幟鮮明的宣告放棄漢字改革的拉丁化目標，放棄利用漢語拼音“柺棍”識漢字的錯誤途徑。
關鍵詞：漢語拼音；教識漢字；民族文化
夏秋之交，全國新一屆千萬之多的小學一年級新生入學伊始，學童們又要開始走入語文課本千篇一律——領先設置的漢語拼音教學迷途，進而再邁上利用漢語拼音“柺棍”教識漢字的邪路了。對於天真爛漫的小學一年級學生來說，剛進入神聖的母語文字教育，就遭遇中華民族本不諳熟的“拼音文字”的語音拼合分析序列系統，甚至還要求書寫以圓弧曲折線條為主的“蝌蚪文”——漢語拼音字母（亦即英文字母）。如此讓人牽著鼻子走的拼音教育持續近兩個月，猶如“趕鴨子上架”。一時間，孩童們如墮五里煙霧，莫名其妙，心靈與大腦中充滿了狐疑和迷惘。那種如飢似渴的求知慾望受到抑制打擊，對中華民族母語文字的“崇拜感”被眼前“急用先學”的漢語拼音字母衝擊得七零八落，學習興趣直線銳減，被動學和厭學情緒頓時產生，小學生踏入神聖的教育殿堂之初的那種衝動和愉悅幾乎喪失殆盡。
我國著名作家學者（難得的是他還曾經是一位出任過國家文化部長的高級官員）王蒙先生在《2004文化高峰論壇》上作了題為《為了漢字文化的偉大復興》的熱情洋溢的演講，他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們中國應該明確的放棄漢字拉丁化的目標。……我們應該更好地進行漢語漢字的教學、傳承、研究、數碼化應用與審美化創造。我們應該創造出無愧於祖先的語言藝術的傳世之作。”並且還嚴肅指出：“如果摒棄漢字原本的規律而不顧，一味追求拉丁字的拼音，則從根本上違背了漢字的本意。”
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本人上小學前尚能借助姐姐及其課本的言傳書教，認得千八百個漢字，背誦成百篇課文，如此淳樸自然的“家學”傳統還能勉強傳承苟延。可是自1956年頒佈《漢語拼音方案》，尤其1958年轟轟烈烈的“教育革命”在全國中小學強力推行漢語拼音教學——拄上“柺棍”才能識字以來，中國兒童如遇攔路之虎，學前普遍識字的“家學”傳統便偃旗息鼓，一掃而光了。當時我們一撥已經學過“注音字母”的小學生又一次棄舊圖新，又從頭改學了拉丁化“拼音字母”。記得六十年代初全國開展推廣普通話（包括推廣漢語拼音方案）大賽，我作為學得好的小學生，代表學校先後參加區、市、省級漢語拼音書寫比賽，並且連續獲獎。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我成了上山下鄉的“老三屆”知青，在農場受到貧下中農的信任推選，擔任過“以工代幹”的小學教員，我還教過“複式班”，深諳我國城鄉及邊遠山村初等教育的實際及其存在的問題弊端。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姓趙的趕大車老闆子，他的三個孩子剛上小學時，對漢語拼音式教學根本不入門，缺乏拼音的意識和技能，不管怎麼教，就是學不會。其實這種應該屬於學習心理學的現象是中國兒童直呼音節的語言習慣使然，他們不具備歐美國家拼音文字那樣分析語言音位與拼合字母的語言習慣和能力，分明是出於民族習慣的本能抵抗。趙老闆子對此十分懊喪，對不直接教認漢字的拼音識字教育方式發洩牢騷說：“這叫哪門子識字呢？純粹是脫了褲子放屁——費二遍事。”雖然老百姓的嗑兒嘮得夠粗俗的，但是琢磨這話，確實有些《皇帝的新裝》中那個無邪小孩子的“真知灼見”在裡頭。
1977年恢復高考，我得以進入師範院校中文專業學習，記憶最深的是一次語法學課堂上，老師按書本上掌握話語權的西方語言學觀點來評價漢字，認為漢字屬於書面語言，只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其本身並沒有意義，只有作為語詞進入語言，才獲得其實際意義。
對此，我們幾個“而立之年”的學生與孫也平老師的觀點展開了學術爭辯，以中國文化最初產生的甲骨文——象形表意性質的漢字為例，來質疑書本上面的說法，迫使這位語言學教授亦不能自圓其說。
畢業後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工作。八十年代中，我的孩子上了小學，小學語文課伊始，先學兩個月拼音，再用拼音“柺棍”識字。孩子的學習過程很苦，充滿疑惑與迷惘，還時不時的和學過的那一點點英文字母的讀音相混淆，惹人頗費心思。出於職業的敏感，結合自身的學習和教學實踐，我對此進行了潛心的考察、研究，深刻反思，進而產生了勵志改革的衝動。恰好我在學校圖書館見到了張志公先生六十年代寫的一本專著——《中國傳統語文教育初探》，真令我茅塞頓開，意氣風發。
新中國推行漢語拼音識字才五十年，民國時期頒行的注音字母也不過八十多年。那麼，二者之前中國人是如何識字的呢？中國人啟蒙識字教育二千年以上的傳統，是民族文化的精華還是糟粕？是值得弘揚借鑑還是一概拋棄？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傳教士利瑪竇及其學生給漢字注音的發明，只是按照他們拼音文字國家的文化教育傳統，開標記漢字讀音的先河，為外國人開闢了一條學習中國漢字的途徑。這種按照標識的拼音間接認識漢字的方式只是符合歐美人的學習習慣，為漢字注音的始作俑者們的本意初衷也並非是越俎代庖，為中國人創造什麼文字的科學規範，讓你模仿照搬的。
我十分推崇著名國學大師章太炎在一九一〇年寫的文章《論教育的根本要從自國自心發出來》，開篇明義——“本國沒有學說，自己沒有心得，那種國，那種人，教育的方法，只得跟別人走。本國一向有學說，自己本來有心得，教育路線自然不同”；篇末點題結論——“自國的人，該講自國的學問，施自國的教育。”他文中還指出“還有人說，中國本來有學說，只恨現在的學者沒有心得，這句話雖然不合事實，我倒願學者用為藥石之言。”這是因為當時中國的學界中存在著兩種“偏心”，一是“只佩服別國的學說，對著本國的學說，不論精粗美惡，一概不採”；二是“在本國的學說裡頭，治了一項，其餘各項都以為無足重輕，並且還要詆譭。”章大師洞察歷史，真有先見之明。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滿清封建帝制，“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反封建旗幟，企圖對中國傳統文化推倒重來。中國學人拋棄（或稱“埋葬”）了中國人靠“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啟蒙識字的千年傳統，“倒洗澡水連孩子一起倒掉”。拾洋人牙慧，奉為至寶。從切音字運動——注音識字，到後來的拼音識字，都是一脈相承，這樣的教學，棄己之長，用己之短去識漢字，無異於削足適履。分明是讓已經會跑的中國孩童先得拄上拼音“柺棍”，繞個大彎子，再去認識中國漢字，其必然步履蹣跚，怎麼能健步飛躍呢？這是國人喪失國家與民族自信、放棄文化自主權和話語權的結果，是搞“全盤西化”的產物。
百年的漢字教育使中國學童猶如邯鄲學步，恰似東施效顰，到現在似乎已經找不到家門了。追宗溯源，不難發現問題癥結，便是小學初級階段把漢語拼音這一洋“柺棍”當作教學漢字的“工具”，如此啟蒙，豈能不把學童們導入“誤區”，推上“迷路”呢？其結果必然造成今日之弊端——我國中小學生在母語文字學習方面寫錯別字的現象相當嚴重，尤其是同音字隨意替代，別字氾濫成災，慘不忍睹，令人堪憂。由此造成國民文化素質整體水平下降的嚴酷現實，已不容置疑，也無須粉飾了。
長期以來，廣大語文教育工作者和社會有識之士對此深切憂慮，冠之以“少、慢、差、費”的籠統批評。而其確定的內涵，筆者以為是否可以取得這樣一個共識：即語文教學規律少，進度慢、效果差、課時費。這種低效率弊端在小學啟蒙識字這一開頭環節上表現尤為突出，同行們把識字環節稱為語文教學的“瓶頸”，認為低效率的識字教學拖了閱讀和寫作的後腿。的確不錯，低效率的識字制約著整個民族語文教育的全局，不突破它，語文教學的面貌便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觀。
我國古語有云：源清流潔，本盛而木榮，指的是事物的開頭好，那麼以後發展的結果也會好，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鄧小平同志在“十二大”開幕詞中指出：
“我們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
推行拼音識字，便是明顯的慘痛教訓之一。
我認為，我國母語文字教育的低效率，並不是民族語言文字本身的弊端所致，而是很長曆史時期以來，語文教育體制盲目的、機械的照搬西洋和前蘇聯拼音文字的教學模式和教學經驗，尤其是採用拉丁化的漢語拼音來教學漢字（民國時期使用注音字母還只是強調“難字注音”），乃至近年來在小學語文課本和低幼讀物上強行實施漢語“拼音字”＋漢字的“雙軌文字制”教學貽害無窮。這樣崇洋迷外，違背民族語言文字的特點，拋棄漢字教學的傳統和規律，倒行逆施，愚弄科學，豈有不受懲罰之理？完全是人為造成的惡果。
所謂漢字“難認、難記、難寫、難用”等等，都是鼓吹漢字改革，走拼音化道路，搞“全盤西化”的人強加在漢字頭上的不實之辭。就漢字性質而言，總的說來，漢字是表意系統的文字符號，是形、音、義的結合體。其中表意性是漢字的特質。那麼，語文教學初始階段的啟蒙識字，要揭示漢字形構的意義信息及其對應的語音信息，其中掌握字義是認知漢字的特質，真正意義上的識字就是要獲取漢字形構中字元、部件、筆劃所表示的意義信息，明瞭其結構組合的義理和規律。只要能這樣從漢字形義這一信息優勢方面入手學習，那麼，漢字圖示象形，拼形會意，形聲則是意音的相合，字符表義直觀，識讀性強，信息冗餘度大，是很容易學習記憶的。
應該明確：只有實現了對漢字形、音、義三部分信息認知識記的綜合統一，才是識字過程的完成。忽略或拋棄漢字本身的形義聯繫和形聲因素，只想通過漢語拼音這一“柺棍”——“工具”的標註，機械的、孤立的建立起漢字的形音聯繫，進而死記硬背其進入語言的“單詞”意義，這完全是西洋和前蘇聯等國家拼音文字（所謂“書面語”）的教學模式，如此教學漢字，則是把漢字形——音聯繫當成了識記認知的主要矛盾。我們知道，漢字形、音、義諸因素中，語音無疑是嬗變的活躍因素，“十里不同音，百年不同韻”，所以，現代漢字表音功能較差，而且比較有些混亂。而先行學習和掌握漢語拼音這一“工具”，再以它教學漢字的學習途徑，顯然是從漢字形音這一信息劣勢出發，捨本逐末，削足適履，繞彎子教學識字，只能走入機械的、孤立的、散亂無序的學習漢字的困境，如此教學漢字，顯然不能順應並掌握漢字表意的本質規律，當然要覺得漢字繁難啦。
況且，教學漢語拼音本身算不算“啟蒙”？啟的什麼“蒙”呢？當然是為中國學童開啟歐美拼音字母之“蒙”。那麼，悖謬於民族語言習慣（一字一詞，獨立音節）的拼音教學，對於五、六歲的中國兒童來說，學習和掌握其語音的分析－－拼讀－－直呼的要領和規律，的的確確也稱得上是一項艱難的“系統工程”。無疑實施漢語拼音教學會加重學童的負擔，使得本已足夠難度的語文識字又壓上了一項漢語語音分析綜合及其拼音字母系統的教學，讓中國學童識字教學，又節外生枝，難上加難啊。
為此，九十年代初，我曾撰寫了一篇題為《提高語文教學效率得從啟蒙識字抓起－－兼談語文教育的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問題》的三萬字論文，並身體力行編著出《現代啟蒙識字·臧氏“三、百、千”字書》。我大膽的提出“小學一、二年級語文學科設置三種教材課本，建立教材知識能力綜合體系”的設想：
（一）集中識字啟蒙課本
（二）閱讀和聽說訓練課本
（三）寫字和書法初階課本
這篇論文的主要精髓與《現代啟蒙識字·臧氏“三、百、千”字書》的樣式舉例後來一倂發表於《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１期。
《現代啟蒙識字·臧氏“三、百、千”字書》中的部分內容，我已在本市鐵路、車輛廠地區四個幼兒園進行了科學啟蒙識字的實驗教學，二年半中辦了五輪實驗，效果非凡。參學兒童可在一節課30分鐘時間內，認識１２——１６個，乃至２４個漢字，完全拋棄漢語拼音“柺棍”，而採用兒童喜聞樂見的形象聯想識字、義理相對·相合識字、聲符輻射·形旁辨義識字（即本人創造的“漢字信息綜合教學法”）以及聽讀指認識字、卡片提示識字和背誦字書的方法，直接教授兒童識字，輕鬆愉悅而快速高效。
如果能夠採用符合中華民族文化特質和啟蒙識字傳統的這樣一類字書及其相應的教學方法進行識字教學，迴歸民族文化教育的傳統正路，使漢字啟蒙之傳統得以恢復並創新光大。那麼，中國孩童識漢字便可甩掉漢語拼音這一洋“柺棍”，搬開啟蒙識字的“攔路虎”，加快識字進度，提高識字效率；還可以開闢出孩童早期識字的路徑，從而弘揚中華民族悠久的“家學”傳統，促進中國兒童心智的早期開發，努力發掘兒童智識潛能，提高其綜合素質水平，可稱是為中國新一代少年兒童的智力開發、為全民族文化素質整體水平的提高、為民族和社會造福育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漢字文化的偉大復興作出的一項銳意除弊、自主創新的改革進取的大好事，功德無量，何樂而不為？
世紀之交，一個推崇改革開放的中國真正屹立在世界東方，鼓吹自主創新的大國民族精神，呼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迴歸。改革創新，就是要堅持解放思想，銳意創新，開拓進取，毫不動搖的堅持改革方向，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步伐，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充分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
中國大地需要新一輪的解放思想來帶動經濟、文化、政治制度等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創新，進一步解放思想將成為解放全民族創造力的先導。有良知、勇氣，更對民族命運有擔當的改革者們，會義無反顧的發起向本本與教條宣戰、迴歸常識的衝鋒。
我以為，中國文化教育的改革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撥亂反正，重新建立起民族自信心，迴歸民族文化教育的傳統正路，發揚中華民族自主創新精神，落實科學發展觀，當務之急就是要在文化教育這一重要領域，抓住關鍵環節，提綱挈領、旗幟鮮明的宣告放棄漢字改革的拉丁化目標，放棄利用漢語拼音“柺棍”識漢字的錯誤途徑。那麼，“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個文化教育改革的蓬勃新局面必然會出現在中國新世紀的歷史舞臺。
雖然會有層層阻力，道路也許還會出現曲折，但是，我們有十萬個理由相信，漢字文化的偉大復興一定會到來。讓我們伸開雙臂去迎接這一百花盛開、生機盎然的美好未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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