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3月，當45歲的雄性北白犀“蘇丹”被照顧它的飼養員輕輕放下時，標誌著大草原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種亞種的滅絕。雖然它還留下了兩隻雌性後代，但是除非出現奇蹟般成功的
體外受精，否則它們的徹底消失將只是時間問題。
不難想象，有人會為可愛的北白犀的滅絕而哀悼，它們會出現在圖畫書、紀錄片和玩具收藏品中。但是，對於那些我們不太喜歡甚至完全注意不到的物種——例如某種不起眼的青蛙、令人厭煩的甲蟲、或外表令人不適的真菌，我們也會為它們的消失而感到悲傷嗎？畢竟從另一個角度看，物種滅絕對於自然界來說是不可避免的，有人甚至還將這些滅絕稱為“進化的引擎”。因此，滅絕對我們有意義嗎？
首先，我們有很多針對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實際論據。從個體基因到物種，變異使得生態系統在面對變化時表現出適應力。反過來，生態系統使地球保持穩定，併為人類福祉提供至關重要的幫助：森林和溼地能防止汙染物進入我們的供水系統，紅樹林能通過減少風暴潮從而提供海岸防禦，而城市地區中的綠色區域也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疾病的發生率。但是，持續喪失的生物多樣性將會進一步地破壞這些來自大自然的庇護。
從這個角度來看，由於人類對資源的開採以及對景觀的改造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將具有極大的危害。地球從未同時經歷過這樣的干擾。而如果我們假定人類既能繼續這樣破壞地球環境，又能同時維護70多億人類在地球的生存，則是一個相當大的賭博。
儘管對地球自然資源進行無節制的掠奪會引起很多人的擔憂，但值得指一提的是，物種滅絕本身就是一個自然問題。一些受損的環境可以好轉、被破壞的生態系統可以復原，因此滅絕並不是一件不可逆轉的最終結局。
不均衡的喪失
從對瀕臨滅絕的物種的研究中我們發現，通過觀察這些物種的特徵，我們能預測一個物種滅絕的可能性。例如，體型較大的動物就比體型較小的動物更容易滅絕，這種邏輯對於處在食物鏈頂端的物種也是如此。對於植物而言，在附生植物上生長（生長於另一種植物上但並不作為寄生蟲）會使它們處於更大的滅絕風險之中。
這意味著滅絕並不是隨機的發生在整個生態系統中，而是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表現出相似功能的相似物種。而生態系統需要依賴特定的生物群體以發揮特定的功能——例如授粉或播種，因此如果喪失的是具有這類功能的群體，那麼可能造成的破壞將會十分巨大。想象一下，如果出現了一種只會導致醫護人員死亡的疾病，那麼它對社會的破壞性將遠遠大於一種會隨機造成相似人數死亡的疾病。
這種非隨機的模式延伸成了進化的“生命之樹”。一些密切相關的物種群會被限制在相同的受威脅的地方（例如馬達加斯加的狐猴）或具有同樣脆弱的特徵（例如食肉動物），這意味著進化樹可能失去的是整個分枝，而不是一些分散的葉子。還有一些像指猴以及喙頭蜥這樣近親很少的物種，也具有比較高的滅絕風險。它們的消失將會不成比例地影響進化樹的形狀，更不用說會抹去與它們有關的怪異而又美妙的自然歷史故事。
而認為我們不應該擔心物種滅絕的最常見論點主張的是，滅絕是一個“自然過程”。對於這種論調我認為，死亡也同樣是一種自然過程，但我們並沒有因為它是一個自然過程就溫順地屈服於它。其次，根據化石記錄顯示，目前的滅絕水平約為自然背景下的1000倍。棲息地的喪失、狩獵、氣候變化以及入侵物種和疾病的出現，都嚴重地加劇了滅絕的速度。這種情況對兩棲動物尤為明顯，它們似乎對環境特別敏感，據估計它們的滅絕率是其自然狀況下的45000倍。而且其中大多數滅絕並沒有被記錄下來，因此我們甚至都不知道正在失去的物種有哪些。
不可估量的代價
那麼，這個世界少了幾種類型的青蛙真的很關鍵嗎？假設一種小小的棕色非洲青蛙由於有毒廢棄物汙染了它的溪流而慘遭滅絕。這種青蛙從來沒有被系統科學的研究過，所以沒有人知道它的消失會意味著什麼。撇開那些由持續性的大規模滅絕事件導致的災難級生態系統崩潰，衡量這種青蛙的內在價值則更取決於不同的看法。你可以認為它們進化了數百萬年以適應現在這一特定的生態，因此對我們來說，失去了這種完美平衡也使世界的完美度變得小了一點。
但是，當你不必與生物多樣性在一起生活時，就很容易進行道德說教。讓一個人對自然發出驚歎的或許可以讓另一個人備受折磨，例如一隻猩猩襲擊了一名可憐農民的莊稼，一隻豹子搶走了一個辛苦牧羊人的牲畜。病原體也是生物物種豐富的一部分，但我們有多少人會為消滅天花而哀悼？
所以，我們對滅絕的牴觸程度應該延伸到什麼地步？我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但好在它與所有好的哲學難題一樣——它屬於每個人，它是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校園、咖啡館、酒吧和廣場進行辯論的難題。或許我們對於物種滅絕會有各自的看法，但滅絕的確正在擴大它的影響範圍，而我們需要做的是達成某種一致的共識並採取緊急的行動，才有可能對這種局勢進行控制。
撰文：Elizabeth Boakes & David Redding（倫敦大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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