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黄河，流淌了千年万年，从贺兰山和鄂尔多斯台地间的宁夏平原上蜿蜒流过，为这片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的干旱地区带来了绿色和生命。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以东数十公里，有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名叫水洞沟，它正好位于银川平原和鄂尔多斯台地的边缘地带。
这里人迹罕至，鸟兽难觅，黄沙满地。只有一段颗废的明长城依然顽强地屹立在荒芜的沙丘上，毛乌素沙地南缘的沙丘慢慢侵蚀着长城脚下的黄土地，企图把水洞沟揽人自己的怀抱。在这片难得看到绿色的土地上，奇迹般地流滴出一条孕育着生命的小河。每当夏天暴雨来临山洪暴发，水量骤增，河水像奔腾的驶马向前冲去，缺乏植被保护的黄土层，在激流的无情冲刷下，被切割成一道道深沟，在河岸边形成陡峭笔直的断崖，这种沟壑纵横的破碎地貌，在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原上，随处可见，毫不稀奇。
就在这个被人们遗忘的水洞沟遗址小山沟里，在那被流水冲刷了千万年的断崖上，却深埋着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惊天秘密。近百年来，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发掘和研究下，深藏于水洞沟地下的史前遗迹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数万年前的人类生活图景渐渐从迷雾中清晰起来。今天的水洞沟，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水洞沟，已成为世界人类石器时代的著名古迹，有力地证明了银川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历史的谜团一个接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等着我们去探索其中的未解之谜。要想完整了解水洞沟的过去，还要从水洞沟的秘密如何被发现说起。
这段历史要追溯到20世纪初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古老的中国变成了西方列强眼中的肥肉，任人分割。在辛亥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大清王朝的帝国大厦轰然垮塌，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后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在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局面下，风雨飘摇地独立存在着。然而，混乱无序的政治局面并没有阻止住西学东渐，在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下，考古热在中华大地上蔚然成风，研究甲骨文的王国维、罗振玉，研究古生物的贾兰坡、裴文中成为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师。这段时期，他们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段又一段传奇，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出土，安阳殷墟的发掘……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文明大国，再次成为全世界考古界的焦点。
但是中国的考古热最早却是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这些来自欧美国家的传教士，不远万里，深入中国的乡村城镇，企图把他们眼中处于蛮荒时代的中国改造成信仰上帝的“文明“国家，但他们的“改造计划”却遭到了来自中国封建士大夫和农民阶层的激烈抵抗，往往无功面返。宗教和科学就像是一对李生兄弟，往往并肩而来。一些传教士们，既是神父，又是科学家，大多学识渊博，敢于创新，他们甚至不畏艰险深入中国最偏远的西北农村进行传教和科学考察。但他们的科学考察同时也带着文化掠夺的性质，敦煌藏经洞的浩劫，大量国宝被卖往国外，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成为中华文明史上永远的伤痛。水洞沟的发现，和其他古迹一样，也和这些外来的传教士兼科学家们关系密切。他们，就是来自万里外的法国传教士兼科学家德日进和桑志华。
德日进、桑志华这两位水洞沟文明遗迹的发现者，以及深入研究过水洞沟文明的法国科学家步日耶，都是国际古人类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德日进、桑志华等人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先后多次来华对北京周口店、内蒙古萨拉乌苏古人类遗址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正是在他们的主持下，著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才被中国另一位考古界泰斗裴文中先生从周口店的山洞中发掘出来，他们的考古成果震撼了整个世界，为达尔文“从猿到人”的进化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早在清代末年，一些西方传教士们就沿着黄河，从包头一带的河套地区进入银川平原，在平罗、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建立了教堂。20世纪20年代初，一位名叫绍特的比利时神父，从水洞沟附近的红山堡路过，无意中在沟崖边的土层中发现了一块披毛犀的头骨和一件石英石器。具备简单考古学知识的他，立即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便小心地收藏了起来。1923年，完成传教任务的绍特回到了天津，正巧遇到了来中国进行科学考察的德日进和桑志华，绍特请他们鉴定在红山堡捡到的化石和石器并讲述了在宁夏的见闻，这引起了两位考古学大师对宁夏的浓厚兴趣。他们立即收拾行装，准备到宁夏这块考古“处女地”一试身手。
德日进、桑志华的水洞沟之行就这样开始了。1923年的河套地区，土匪横行，治安混乱。为了安全抵达目的地，德日进、桑志华雇了一支驼队，队伍举着红、白、蓝三色的法国国旗，上面还绣着“法国进士”“中国农林咨议”等字样。进士是中国科举时代的产物，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尊贵身份的象征，怎么又冒出个“法国进士“呢？原来德日进、桑志华都是考古学博士，在他们的头脑中，进土就是博士“中国化“的改称，这也算是入乡随俗吧。而“中国农林咨议”则是在北洋政府农林部要来的虚职。就是这支土洋结合、另类奇特的考古队伍，居然把沿途地方政府官员们给唬住了，在他们眼里，这些长相奇特的“洋鬼子”是从京城来的外国官，容不得息慢。他们毕恭毕敬地接待了这支外国考察队，为他们的科学考察大开绿灯，使考察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德日进、桑志华从包头沿着黄河西行，穿过今内蒙古地区的乌拉山和狼山，在磴口附近东渡黄河，沿着黄河右岸向南到达了今灵武市的水洞沟。当时的水洞沟，方圆数里没有人烟，白天狐狸出没，晚上野狼嚎叫，沿河的坟堆里，晚上偶尔可以看到一簇簇被当地人称为“鬼火”的磷火在闪烁。由于这里是陕北到银川一带的商业通道，有时可以见到收购皮毛、药材的商队经过。为了给来往的商队提供住宿方便，在这片荒野地里，一家小小的客栈应运而生，这家小客栈异常简陋，只有一个大土炕，来往的客商往往自带被褥、粮食、蔬菜，客栈只是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场所。
1923年6月的一天，德日进一行来到了水洞沟，住进了这家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德日进和桑志华认真地投入到野外考察中。到达水洞沟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就在水洞沟的北崖壁上发现了一个古代动物的化石，还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灰烬，这些发现令他们兴奋不已。他们立即拟定了更为全面的考古计划，在当地雇了一些老百姓当帮手，到断崖处进行深入发掘。
外国考察队的到来，无疑成为当地一条爆炸性新闻。人们对这两个服装古怪、行为奇特的外国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在他们的眼中，这些洋人是来挖坟寻宝的。按照当时迷信的说法，到沟崖进行发掘是会带来晦气的，在旷野里游荡的野鬼一定会附在这些洋人的身上，给他们带来霉运和灾祸。在当地村民惊异的目光中，德日进和桑志华夜以继日地开展考察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在水沟的崖壁上挖到了300多公斤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每天的发掘工作结束后，德日进和桑志华都会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细心地抚摸这些白天辛苦取得的“战利品”。根据长期研究西欧古人类遗迹的经验，他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旧石器和西欧旧石器时代莫斯特、奥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石器有着惊人的相似。在距离法国莫斯特古人类遗址8000多公里之遥的水洞沟，发现如此众多且类型相似的旧石器，令两位考古学家震惊不已。发掘工作结東后，德日进、桑志华把这些石器装入木箱，用骡子驮回了天津，准备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正是这年夏天艰苦的科学考察，成就了水洞沟不朽的传奇！
据水洞沟发掘的大量实物，德日进、桑志华和另一位杰出的法国科学家步日耶一起开始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1928年，三人共同发表了长达数十页的《中国的旧石器》报告，德日进和布日耶等在报告中激动地指出：“在水洞沟采集的值得注意的材料，至少三分之一可以同我们欧洲、西亚和北非已演变的莫斯特人类栖居地的材料相提并论。“这份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中国是古人类在东亚的重要活动地区。水洞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开启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水洞沟也成为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之一。
水洞沟遗址被发现后，掀起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研究的热潮。但限于当时战乱频仍的环境和落后的科研条件，对水洞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的认识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贾兰坡、裴文中为首的中国考古学家先后带队到水洞沟进行大规模发掘考察。特别是2003年，宁夏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同组队，采用大量高科技手段，对水洞沟进行了长达4年的全面清理和发掘。
在这次全面的科学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共发掘石制品和动物化石3万多件。石制品类型多样，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特别是发现了具有明显的西欧勒瓦娄哇技术风格的石核与石片，在我国众多旧石器遗址中极为罕见，可以与欧洲旧石器文化传统进行全面比较，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水洞沟遗址不仅仅存在着各种具有欧洲旧石器传统的石器形态，某些地点还发现具有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大量石制品、骨制品以及距今12000年前的典型的草原细石器。考古人员在每一个探方中都发现了大量古人类用火的遗迹，甚至出土了近百枚精美的环状装饰品。装饰品以鸵鸟蛋皮、骨片为原料，用琢制和磨制结合的方法做成，中间钻小孔，有的表面还被矿物质颜料染过色。这些装饰品小巧、规范，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同类遗物中最为精美的制品，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文化的内涵。
考古遗物的大量发现，为我们了解数万年前水洞沟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生产、生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距今40000——12000年前，古老的黄河缓缓流在这片沃野上，由于水流平缓，泥沙淤积，黄河分出许多河汊和支流，一串串珍珠般的湖泊散落在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低洼地面上，河边生长着低矮的小乔木和茂盛的灌木丛，嫩绿的草地为野马、犀牛、羚羊等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离水岸较远的鄂尔多斯台地，气候干爽，生长着茂密的沙生植物，鸵鸟等喜欢在沙地上生活的动物悠闲地散着步。这里是古代草原动物的天堂，同时也为人类的栖息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水源。
数万年前的一天，一群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无穷无尽的旷野上，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去向何方，这群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身上穿着兽皮，手里拿着石刀石斧，疲惫不堪地翻过道道山梁。突然，领头的首领兴奋地大声吼着，手指着前方，只见不远处隐约出现一片水草丰盛的湖泊，远处的草原上可以看到成群奔跑的野马、野驴和羚羊。显然，这是一片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于是他们放下行装，就地扎营，开始在水洞沟书写生活的新篇章。水洞沟就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缩影，在那个时代，人类过着“交通全部靠走，通讯全部靠吼，劳动全部靠手，工具全是石头“的生活。人类从大自然获取食物的能力非常有限，使得他们必须群居，才能维持基本的温饱。男人们手里握着石头打制的简陋工具猎捕奔跑速度飞快的羚羊，女人们则用石器采集植物的果实和种子，偶尔他们也会从鸵鸟窝里取来鸟蛋食用，爱美的少女们则把蛋皮做成好看的饰品挂在身上。
这样的生活不知道过了多少年，突然有一天灾难降临了，连绵的暴雨使河水骤然上涨，惊慌失措的水洞沟人来不及带走笨重的石器，就匆匆逃离了营地。后来湖水和河流淤积的泥沙把这里的一切深深地掩埋起来，一切秘密都深埋于黄土之中，只有一条小河不愿停息，终年流淌在荒凉的沙丘上，冲刷出一道道深沟，今天的水洞沟遗址正是位于河流冲刷形成的断崖上。
时光如梭，如今的水洞沟因古人类的遗迹而闻名世界，附近的明长城、兵沟、藏兵洞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前来寻古探秘的游客。但水洞沟仍然留给人们许多未解之谜。站在水洞沟前的断崖上，人们不禁沉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对自已历史的探索依然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话题。数万年前的水洞沟人真的是从北非、西欧经过中亚草原迁徒过来的吗？水洞沟文化是中西旧石器文化碰撞交流产生的火花吗？水洞沟文明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些历史疑团还等待着人们用科学去探索其中的奥秘。水洞沟，是史前文化的见证，是人类童年的回忆，也是银川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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