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陳白 鄒衛國當整個中國大陸的風險投資人在一張飯桌上就可以坐滿的時候，曾之傑就是這張飯桌上的一員。在這張桌上，其他的成員包括沈南鵬、熊曉鴿等等。
自然，當他抓住了這個時代中風險投資蓬勃發展的紅利時，一切並不令人意外。少有人留意到，從噹噹、新浪到順豐、阿里巴巴等等，在中國那些最為著名的投資案例中，許多都印有他的名字，但相較於同桌的其他人，曾之傑要低調得多。
“你只有耐住寂寞，熱愛這項事業，才能無怨無悔地走下去。”在公司去年年會的那天晚上，曾之傑說，“我們這些人，腦子也不太笨，讀書也沒那麼差，如果20年前我們要做房地產的話，從財務的角度，恐怕會比現在好很多。”那天晚上，曾之傑“喝了不少酒”。
曾之傑最新的身份是鴻泰基金董事長，同時也是元禾厚望成長基金的創始合夥人。在這之前，他曾擔任中信泰富主席助理，中特物流董事長，華登國際董事總經理，中信資本高級董事總經理。
對於曾之傑而言，單從財務的角度，創投並不是一個理想的賺錢模式，並且，創投都是走在企業家背後的人物，出名也不容易。在曾之傑微醺之際，位於南方一個城市的城中村改造的項目正在進行中，項目還沒有完全展開，那家企業的淨利潤就預計數百億元。
“即使到今天，我們也不是沒有這個機會。這個國家總得有人來做一些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創投這個能夠推動這個社會進步的事，雖然從財務角度看沒有那麼好。”曾之傑說，創投是符合他的理想的事業：這個事情，提高產業效率、幫助產業發展，推動國家進步，“或直接、或間接，影響中國社會的變化和改革。”
作為資本的直接配置者，“曾之傑們”的決定，正塑造著我們社會未來的面貌。曾之傑參與投資的新浪微博，改變了社會交流的方式，而其參與投資的京東物流，是中國零售業基礎設施的變革者。
對於曾之傑而言，遍歷過去20年中的各種危機，塑造了他與他的投資哲學：1998年間的亞洲金融危機、2000年以來全球經濟衰退、納斯達克市場的崩潰、明星公司的財務作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乃至2015年中國市場的流動性枯竭。從一個危機的旁觀者，到一個市場波動中會感受到“切膚之痛”的參與者，曾之傑要在複雜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堅持價值投資，把握住面臨的一個個機遇。在這樣的市場中，取得傑出的業績難能可貴。跟隨他創業的同事們稱，曾之傑“經歷三次經濟週期業績常青”。
這些來自各個層面的變化，可能是曾之傑的投資哲學“以人為核心”的重要原因。曾之傑希望把握住公司裡“變的裡面，一些不變的東西”。這個不變的東西，就是公司的“人”。“95%的公司拿到投資的錢之後，商業模式多少都會變”，一些曾經偉大公司的成長經歷亦是如此：比如諾基亞，最早從木材商開始，後來開始做電站，然後再開始做基站，最後再做手機。
曾之傑有一個很精美的杯子喝茶，不過，我們的談話剛剛開始，他要他的同事買了幾杯咖啡。而我們那天中午的午餐是老北京炸醬麵：這款傳統的中式麵食由多種菜碼和炸醬拌麵條而成，簡單且又複雜；冷熱搭配，大部分冷食，輔以溫性食物。
這個飲品和食物的組合，折射了這位出生於江西一個縣裡甚至“不知道具體哪個時辰”的人的特色：他近期正研習王陽明，卻又批評中國的儒家過於功利；他曾就職華爾街，但又更喜歡硅谷，但與在硅谷的精英們各式各樣T恤與牛仔褲式的跳脫風格相比，他依然多年如一日的以純白襯衫在工作時間出現，一如華爾街上那些精緻的投行家。
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全球化與本土邁進的反差與交融，深刻地影響了我們所有人。看上去滲透著硅谷氣質與華爾街內核的曾之傑不是一個例外。
這亦如我們午餐的地方，京城俱樂部是這一帶的至高點。屋內，有兩個少數民族姑娘的半身肖像，他們稍顯陰鬱但眼神都面向窗外，一位坐在林中的石頭上，一位立於石頭牆下；窗外的城市安靜地一直鋪向最遠處的山旁，車流在有節奏地流動，近處的大公交車站旁一塊空地已經清出，可以想象，另外的一棟新的建築正在準備中。
失樂園
曾之傑至今猶記得每天早上在東京通勤幹線上閱讀打發時間的日子，有一段時間日本經濟新聞上連載渡邊淳一所著《失樂園》。那是《失樂園》成為日本一代人精神折射的90年代。
1990年，曾之傑到日本留學並進入日本長崎大學學習。和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留學生一樣，開始了半工半讀的生活方式，他如今的同事對我們說，“ 為了生活，曾之傑在日本的法餐館當過廚子，很辛苦。雖然他自己總是說很懷念那一段時光。”
曾之傑在日本長崎大學獲得了他的經濟學學位，並在知名日企三菱商事開始了他的職場學徒課。三菱集團是當時日本最大的企業，而三菱商事是日本當時最大的綜合性貿易商社。
在七年多日本生活之後，他選擇奔赴香港。在他的履歷中，東京讓他接觸到投資這門手藝，這是一切開始發生的地方。
九十年代之前的日本，常常被拿來作為當下中國經濟與商業發展的鏡鑑。那時候日本經濟為全球所仰望，日企以勤勉著名的企業管理經驗處於商業世界的前沿，嚴謹敬業的企業文化更是直到如今依然馳名全球。
這樣的求學和工作經歷，顯然影響到了他。對於曾之傑來說，三菱商事的工作經歷提供了一個系統的商業訓練，而高頻次的工作節奏，也為後來的穿越危機提供了鋪墊。
展現失落的日本的焦慮與彷徨的“失樂園”，被認為是形容泡沫之後90年代的日本恰當的標籤，而對於曾之傑來說，泡沫破裂之後的經濟危機，更像是一次次的“切膚之痛”。
在離開日本之後，曾之傑來到香港，加入了中信泰富。那是1997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前夜，中信泰富也未能倖免，甚至需要變賣資產來解決流動性風險。“我們當時辦公室沒有人說話，安靜得就連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
從日本到香港的危機所見，使得後來又從香港輾轉奔赴風險投資發源地美國的曾之傑，一度“看淡了”許多。
那個時候正值美國硅谷的黃金年代，一大批創業者和一大批風險投資家締造了無數個資本的狂歡，曾之傑也是其中的投入者之一。
危機到來的時候依然猝不及防，“像朗訊這樣的公司是我們那個年代大家都覺得特牛的公司，特別有技術含量的公司，可是朗訊的股票可以從一百塊錢能夠跌到只有八毛多錢。”
2003年曾之傑成為了華登國際中國地區的負責人，負責對中國地區的投資，並負責跟蹤評價已投公司的運營狀況，提供管理及其他建設性的意見和服務。在華登國際曾之傑完成了噹噹網、高德等優質項目的投資。
噹噹網上市，當天股價上漲86%，並以103倍的高PE和3.13億美元的IPO融資額，成為當年亞太區高科技公司融資額最高的公司。
最讓他印象深刻的還是2008年的危機。“到2008年的時候，你能感受到的是切膚之痛。”曾之傑說。“整個2006-2007年的市場太好了，港股更是好得不得了。冒出來各種的複雜的金融衍生品，事後讓大家都付出了血的代價”對於這一次的危機，曾之傑描述，“很多東西你要有切身的感受才會真正明白。”
歷史總歸是重複的。2018年7月初千股跌停、上證跌破3000點、投資者恐慌情緒蔓延，近期的資本市場再度下探歷史新低。
對於當下市場的變局，曾之傑認為需要有更長的視野去理解，“等你經歷過低谷就會知道，你只要選對了好的公司，短時間的起伏其實就沒那麼害怕。”
化學反應
哪怕是對於曾之傑來說，投資界依然存在一些“潛規則”。
最典型的趨勢是，資金正在不斷地向大型化機構集中。“大者愈大”的規模效應在投資圈同樣存在，“當他們用小而美來形容我們時，其中是有一些‘潛臺詞’的。”
當下的投資環境與曾之傑曾經習慣的美國存在較大差異，很多國內的一線GP，從規模和體量都遠超過美國同行。最典型的是紅杉。中國紅杉現在管理規模遠遠大於美國紅杉。
“我們不會去盲目追求規模，我還是希望保持一個比較精幹的團隊，管理規模也要適中，當然我知道這樣跟當下市場趨勢是有點不符。”
在曾之傑看來，“這兩年最大的一個趨勢，就是資金在不斷往那些牌子很大的機構集中。但要是從回報角度，你要說它的回報就比我們會好，也未必見得。”
曾之傑非常苛刻地對待他的資金規模，“我們不是說沒有這樣的機會。也有許多地方政府來找我們談，但是我們對當地產業沒有足夠的瞭解，還是回絕了。”曾之傑用了“不敢”來表達對這樣規模化衝動的警惕，“核心還是要把我們LP的錢給看好了。第二把他的錢能夠增值，盡心盡責把這兩件事情做好，是我們團隊的生存之道。”
“背叛”趨勢的代價，給曾之傑帶來的直接問題是“團隊壓力比較大”。“因為這就是說我們需要付出比別人多得多的努力來做這件事情。”曾之傑說，“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匠人，我還是相信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對曾之傑的合夥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在選擇投資合夥人的時候，要求是最起碼需要真的經歷過一個週期，“因為經歷過一個週期之後，你就知道所有的事不會永遠向上，這根曲線不會永遠是這樣。而你經歷過兩個週期之後，你會知道曲線也不會永遠向下，總會有機會再起來。”
在美國，以保險公司等等為代表的投資機構的投資週期往往都是能夠跨越經濟週期的。美國LP構成很分散，從退休基金開始，到家族辦公室，到那些著名的校產公司等等，而管理這些資產的人從業經驗理念也都比較長週期。相比較而言，中國的資金基本上都集中在國有系的機構，很多是最近幾年才成立的。
這是在中國做投資和在美國做投資的諸多差異之一。
曾之傑認為，投資又是一門藝術，很難量化。“核心就是要懂這個公司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對於企業家的理解，和他對於週期的信仰略有不同。“我相信人與人之間存在這樣一種chemistry（化學反應）。”對企業家個人的判斷，他更相信自己的直覺。
但他的直覺並非無跡可尋，“當你看了一萬家公司之後，二三分鐘就能判斷一個項目。”他的直覺選擇還有另一重標準，“我經常說就是說一個成功的企業家需要偏執狂，然後再加上一部分運氣。”對於他所形容的這種geek式的企業家，我們在全球商業歷史上其實並不少見，一個經常被提起的典型就是喬布斯與比爾蓋茨。
家國思辨
在曾之傑看來，很多成功的企業家，往往不是那種特別討人喜歡的。“但他首先需要有情懷。”曾之傑所定義的情懷，更像是德魯克所定義的企業家精神：善於發現和捕捉市場機會，尤其當市場中出現新的需求時，他會想方設法滿足這些需求，在實現自身價值也就是賺到了錢的同時，也為社會創造了價值。
對於企業家的理解，反過來再次組成了他對於合夥人的第二個要求。“我選合夥人最大的要求就是說，你最好自己有過創業經驗。所以我們的合夥人基本上都是自己創過業，帶過團隊。因為你天天面對的是創業者，所以核心就是你還要懂公司的運作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果僅僅是觀察者很多時候並不夠。”
他對合夥人要求帶過公司的底氣，建立在他自己的連續創業史上。
當形容起當年聯合創辦“中特物流”的時候，他把最後出售公司形容為“嫁姑娘”。這一他從公司誕生就開始親力親為的公司，做到了特種物流領域的國內行業第一。另一家“世紀互動”則體現了他對於TMT領域的嗅覺，“當年我們做了很多新奇的東西。在沒有智能手機的時候，我們就做了PDA，除此之外，包括手機支付、音樂彩鈴等等，當年做得還是很超前。”
在經歷了連續的成功創業之後，曾之傑還是認為自己最大的興趣愛好是在投資。“我覺得，這個國家總得有人來做一些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的辛苦活，我覺得創投這件事，能夠提高產業的效率競爭能力，幫助產業發展。”曾之傑說，“也正因此，我們的基金定位是與企業家結合緊密的成長型基金。”
在曾之傑看來，這個行業核心還是要回歸兩個目標。“第一是你要能給你的LP帶來財務上的回報；第二是能夠推動行業的產業的發展。”這不是他第一次表達如是觀點，在此之前的一次公開活動上他也曾經說，“如果我們投這些錢，帶動這個公司做這件事情，對社會的發展、對人的幸福能夠帶來幫助，我們就要盡我們所有的力量去投入。”
對於新浪的投資被他認為是一個通過創新投資推動公共領域建構的標本。“如果說沒有微博，大家首先對空氣汙染和pm2.5就不會有概念。”電商的發展也是他認為的助推社會進步的另一個樣本，以零售領域為案例，“北京特別典型，此前北京那種連鎖的24小時便利店開得特別少。但如果你注意會發現，經濟發達的上海深圳開得就很密。這與行政的限制有關係。但是現在有了科技手段，京東就起來了。京東就是因為先有的北京市場，才能有起步的基礎。”在曾之傑看來，技術帶領著中國跳過傳統發達國家零售必經的便利店階段，直接走到新零售。
“有的時候我覺得能夠支撐我們幹下去的，還就是因為這些事情。我們做的這些事情，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變化和改革。”在曾之傑看來，過去二十年儘管是房地產市場的暴利時代，但是他依然希望堅持有公共價值的創新領域投資，“我花了20年幹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值得。而且一點也沒有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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