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孫子兵法》出現之前，中國人就已經深諳貿易戰之道。
中國的“貿易戰之父”
2800多年以前，世界大部分地區仍處於蠻荒狀態。
然而，春秋時代的中國不但擁有巧奪天工的青銅器、精美絕倫的漆器、輕柔細密的絲織品、奇妙複雜的天文曆法，還開始普遍使用鐵器。
不僅如此，春秋時期的政治家們早已經深諳經濟之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裡發行金屬貨幣，並在諸侯博弈中運用貿易戰克敵制勝。
其中，將該手段運用得最成功的，當數齊國的國相，管仲。
早先，齊國並不是個強國，不僅周邊的魯國、梁國、衡山國不把它當回事，勢力更強的楚國根本就沒把這個後來的霸主放在眼裡。
拼刀兵，齊國打不過人家，這口氣就這麼一直憋著也不是回事。
這時，有著豐富經商經驗、深諳貿易重要性的管仲當了國相，他為齊國制定了一條貿易戰路線。
管仲（約前723年—前645年）
“綈戰”征服魯國和梁國
綈，來自紡織技術的革新，是絲與棉花的“混紡”產物。
紡織的時候，以絲作經線、用棉當緯線，織出來的布料比絲綢厚實耐穿。
更重要的是，由於棉線成本比蠶絲低，綈比絲綢便宜得多，因此，一經上市，這種新興紡織品就風靡各諸侯國。
魯國、梁國是綈的主要產區。
可管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偏偏選擇對手的“拳頭產品”展開競爭。
他的大領導齊桓公心裡很沒底：“這麼幹能成功嗎？”
管仲信誓旦旦：“您就等著看好戲吧！”
管仲請齊桓公帶頭穿綈做的衣服。
大王的帶頭作用十分彪悍，霎時間，齊國掀起一股巨大的“綈服潮”，市面上的布料很快被國人搶購一空。
這時，管仲發動各國商人向齊國出口這種原本物美價廉的布料。不僅如此，他還暗中囤積糧食、穩定糧價。
結果，綈價一漲再漲，魯國、梁國的老百姓們看到有大把油水可撈，紛紛放下鋤頭和轅犁，一窩蜂地去織或者去做布匹貿易——這可比種糧食划算多了！
大夥幹得熱火朝天，沒成想，有一天，齊桓公把所有綈服都扔了，改穿帛。
自然，齊國很快又掀起“帛服熱”，綈大量滯銷。
這時，管仲下達貿易禁令：中止綈進口，同時，對魯、梁兩國實行糧食禁運。
可想而知，魯、梁的綈大量滯銷，價格暴跌；同時，糧價一路狂漲。
齊國糧價10錢一石，而魯國、梁國一石糧食飆到數百錢！
兩國百姓斷了生路，紛紛向齊國逃亡。
最後，魯、梁兩位國君為了避免亡國，不得不向齊國低頭，承認齊桓公的霸主地位，以換取齊國的支援。
春秋列國示意圖
“兵器戰”征服衡山國
衡山國國土不大、國力不強，但是，人家有殺手鐧——衡山國出產的兵器獨步天下。
管仲突然向衡山國訂購了大量兵器。
這個消息對其潛在對手燕、趙、秦來說可不得了！
三國國君心驚：齊國厲兵秣馬，這是要開戰的節奏嗎？
防人之心不可無，燕、趙、秦也紛紛向衡山國下了“軍火大單”。
一時間，這四國有點要搞軍備競賽的架勢。
衡山國挺高興：你們鬥吧，我正好大賺一筆。
不過，區區衡山國，要完成這麼多訂單，只得動員全國百姓全力以赴打造兵器。又沒人種糧食了。
這時，管仲在齊國發起了“收糧運動”——高價收購糧食。
各國商人又樂開了花，都把糧食往齊國運。
於是，衡山國出現了糧荒。
衡山國想向齊國高價買糧，管仲表示：本國糧食禁止出口。
兵器再貴重，總不能當飯吃。飢餓的衡山國百姓大量逃亡。
齊國趁機發兵，衡山國只好乖乖投降。
在管仲的輔佐下，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鹿戰”打擊楚國
楚國可是傳統大國、強國，當時的齊國望塵莫及。
管仲這回選的武器有些特別——鹿。
楚國產鹿，管仲派人出高價去買，經過一番炒作，鹿價上漲了5倍！
楚國的百姓看到商機，也沒有心思種糧食了，都去捕鹿、販鹿。
管仲如法炮製，突然下令禁止從楚國買鹿。
於是，楚國鹿價暴跌、糧價狂漲，四成老百姓外逃。
堂堂一個霸主被管仲一個小心機搞得元氣大傷。
“禁售令”維護國家統一
時針指向漢朝。
公元前204年，趙佗趁中原混戰控制了嶺南，建立南越國，自封為“南越武王”，“國都”定於番禺（今廣州市）。
注：全盛時的南越國疆域包括當今中國廣東、廣西的大部分地區，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區，海南、香港、澳門以及越南的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區。
劉邦在世時，曾派名士陸賈去嶺南，封趙佗為南越王，命其“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雙方還開通關市進行貿易。
南越王趙佗（約前240年—前137年）
趙佗接受了分封，向漢朝稱臣。
呂后稱制後，趙佗越來越不服管，南越國的分裂苗頭愈演愈烈。
呂后發現，在經濟方面，南越國對中原的依賴程度很高，尤其是農具，全賴中原地區支持。
於是，呂后下令：“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絕了南越國鐵、銅製農具的進口。
這道“禁售令”對“南越國”打擊很重。
趙佗一開始很生氣，乾脆自稱“南越武帝”，與漢朝火拼到底。
這時，呂后去世，漢文帝繼位。
漢文帝又派陸賈去嶺南，對趙佗曉之以理、動之以情。
趙佗也很識時務，自知沒了大漢朝的支持，自己日子不好過，於是主動取消了“帝號”，重新接受漢朝的分封，避免了國家的分裂。
看到沒，這“大棒+胡蘿蔔”戰術，呂后和漢文帝母子倆在兩千多年前就用得駕輕就熟了。
得好馬者得天下
在漫長的冷兵器時代，戰馬是軍事力量的決定因素。
著名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分析秦統一中國的原因時提出：
“秦國領有中國最佳的戰馬產區，所以騎兵特強。
以悍卒乘壯馬，如虎添翼，絕不是東方的怯懦步兵所能抵拒。
只有趙國北境也產馬，訓練騎兵。所以戰國後期能與秦國一抗的只有趙國。
當秦趙長平一戰，趙國失敗，喪師四十多萬之後，東方六國就已經精神崩潰了。”
漢武帝試馬圖（錢曄畫）
漢取代了秦，經過長時間混戰，天下雖然統一，但國力十分衰弱，這也表現在戰馬上，“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也就是連皇帝所乘輿車的馬都不能配成同一顏色。
漢朝實施了鼓勵養馬、護馬的政策，併為每匹馬都進行登記，也就是國家為馬匹建立專門檔案，以便需要時可以隨時徵調，
漢朝政府多次徵調民間的馬匹為國效力（“籍吏民馬，補車騎馬”），對於隱匿不出的給予重罰。
然而，漢武帝不斷對外用兵，對戰馬的需求大增，還是不夠用。
為了解決官馬不足的問題，他創造了“官貸民牧”的管理模式——把官馬中的母馬交由民戶蓄養，待產下馬駒後官民分成。
漢武帝還在西北地區設置大量的牧苑養馬，遍佈驪苑、上郡、北地、安定、天水、武都、金城等地（大體位於今關中與蘭州之間）。
為了獲取更優良的馬匹以改良戰馬品種，漢武帝甚至不惜專門發動戰爭。
如太初四年（前101年），漢武帝派李廣利伐大宛，前後派出10萬餘人，用兵4年。取得的主要戰績是——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
東漢銅奔馬
到了唐代，馬政仍是王朝的重點關注目標。
國家不僅設置大量牧馬場，還不斷從各少數民族地區引入“胡馬”，從而充實戰馬數量、持續改良戰馬品種，主要通過邊貿獲取。
注：其他途徑還有進貢、和親所取得的納聘馬。
然而，賣方深知自己手裡的馬對於唐王朝的重要性，這就造成了“賣方市場”，漫天要價，買方可是吃了大虧！
茶葉成了重要戰略物資
後來，中原王朝發現，自己手裡也握著對方求之不得的寶貝——茶葉。
西北地區氣候寒冷，牧區缺少水果和蔬菜，當地人習慣吃肉，喝茶是助消化和補充人體所需微量元素的的絕佳搭配。
因此，牧區不產茶葉，但是這地方的人離不開茶。
那就好辦了，從唐朝開始，中原王朝想出了好辦法——以茶換馬。
唐朝“專賣”加收稅
不過，茶葉雖然重要，但與馬匹相比，畢竟不是什麼特別稀有的物資，如果充分“放開搞活”，勢必形成“馬貴茶賤”的局面。
為此，唐朝實行了“榷茶制”，也就是對茶葉進行官府專營專賣，對於違禁向番區進行茶葉貿易的商販，政府將給予嚴厲打擊。
唐人陸羽著《茶經》
唐德宗時，朝廷又頒佈詔令，對茶葉貿易收稅，稅率為10%。
態度很明確：我離不了你的馬，你離不了我的茶，想漲價，咱們一塊漲。
宋朝成立茶馬司
然而，到了宋朝初年，馬匹又漲價了。
在宋朝初年邊境貿易中，平均每匹馬要價在30貫錢以上。
這是什麼概念？
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朝廷出賣開封的幾塊官田，其中最高一等的官田約3貫一畝。
換言之，1匹馬能換來大宋朝首都附近的10畝田！
嫌貴不買？這可是戰略性物資，離了它，軍隊就玩不轉。
這種情況與宋朝初期的茶馬貿易體制有關，當時宋朝設立了兩個機構：“茶場司”和“買馬司”。
兩個機構，兩套人馬，考核指標也不一樣。
因此，茶場司只關心把茶葉賣個好價，對馬的事不關心；買馬司只想完成購買馬匹的任務，茶葉是否獲利無所謂。
二者脫鉤，違背了“以茶易馬”的初衷，所以，茶葉賣得價格再高，也只能成為一種普通的出口物資，換不來好馬。
宋朝政府很快意識到錯誤，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將二者合併為“茶馬司”，統一管理各地的茶場和買馬場，將茶場分為內銷區和外銷區兩類。
介紹茶馬司的碑刻
內銷區的茶葉不得外銷，外銷區的茶葉實行嚴格的專產專購、專運、專賣，避免大夥都往牧區銷售而導致惡性競爭。
這樣一來，西夏、遼、金等國想獲取茶葉，就必須跟宋朝政府打交道，用馬來換。
此後，茶馬交易就規範多了，價格也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一匹馬約換200斤茶，顯然比10畝田的高價合理多了。
明朝“以茶馭邊”
到了明朝，朱元璋認為茶葉的作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於是，他提出要“以茶馭邊”。
明政府進一步強化國家對茶葉生產和貿易的絕對壟斷地位：
- 先後成立了茶課司、茶倉、茶廠、批驗所等機構；
- 制定“茶法”；
- 派御史等官員定期巡察。
這時，明朝的茶可不僅用於換馬，更以此為手段影響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關係好的就多給點兒茶葉，關係不好的，就用茶葉卡你脖子（“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
張居正應對“鐵鍋戰”
瓦剌部是遊牧民族，除了茶葉外，布匹、棉花、食糖、糧食等也是他們要從中原地區進口的重要物資。
注：瓦剌部（元朝稱斡亦剌惕，明朝稱瓦剌部）屬西部蒙古族，意為居住在大漠以西的部族。明朝前期，瓦剌部活躍在蒙古高原，明朝政府賜以漢文官印，命其統轄諸部。該部多次嚮明朝進貢，雙方達成互市協議。
明朝與北部少數民族政權
當然，瓦剌部還希望能採購到硝磺、盔甲、鐵製兵器、弓箭等戰略物資。
這些屬於“軍火”，明朝政府當然不賣。
張居正主政時，發現瓦剌部提交的物資採購清單中有一類東西數(78.195,-1.89,-2.35%)量較多——鐵鍋。
這個東西本屬生活用具，不在禁賣之列。
但是，鐵鍋熔化後，與鐵製兵器之間只差幾道工序。
實際上，瓦剌部大量採購鐵鍋，就是要造武器。
如果禁止鐵鍋出口，似乎不太仁義，不符合大明朝禮遇藩國的慣例。
面對難題，張居正想出了一個辦法：鐵鍋貿易可以進行，但必須受到嚴格限制。
張居正（1525年—1582年）
他的辦法很巧妙：
- 實行鐵鍋專賣
只在邊境的幾個市鎮備有鐵鍋，由官方負責交易，任何民間商人不得從事此類交易；
- 採取“以舊換新”之法
要買新鐵鍋，必須用舊鐵鍋來換；
- 限定輸出鐵鍋的品類
在各類鐵鍋中，廣東一帶出產的“廣鍋”不易熔化再煉，由此，輸往瓦剌部的鐵鍋就指定為“廣鍋”，其它品類不得出口。
這些辦法既解決了瓦剌部的生活需要，又保證其不利用鐵鍋貿易打造兵器、再生戰端。
努爾哈赤打贏“人參戰”
論打貿易戰，生活東北地區的女真部也是行家裡手。
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後金政權，他發現，自己在對外貿易上有些被動——東北地區的畜牧業不具備明顯優勢，不能用優質馬匹與明朝換茶葉。
天無絕人之路，努爾哈赤沒有好馬，卻擁有別人沒有的緊俏貨——人參。
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
早在公元4世紀時，中原王朝就用人參賞賜大臣，貴重程度不亞於黃金。
不過，後金人用於貿易的人參屬“水參”（通常“以水浸潤”來保鮮），不易儲存。
明朝抓住了這個弱點，動不動突然來個“禁買”，一到這時，後金人就得咬牙吃大虧，只能將人參低價賤賣。
比如，明朝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為打擊後金經濟，明朝政府宣佈停止人參貿易，後金人的10萬多斤人參爛掉，損失慘重。
努爾哈赤小時候當過“參農”，經過“科研攻關”，發現將人參煮熟後再晾曬，就能長期儲存。
“水貨”成了“乾貨”，明朝再不能趁火打劫了，在定價方面，努爾哈赤佔據了主動權，人參越來越貴。
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2000多年前，中國人就認識到“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崇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認同“國強必霸論”。
但是，愛好和平不意味著怯戰，除了實力，幾千年來無數中華兒女的智慧和經驗也是中國敢於正面迎擊挑戰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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