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以塞謬爾·享廷頓和弗蘭西斯·福山為代表的美國學者鼓吹“文明衝突論”和“歷史終結論”。實際上，隨著東方民族的經濟崛起，東方文明必然獲得重建與復興，各種文明之間應該是對話與融合多於衝突。本文試圖借鑑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說”和杜維明的“新軸心文明論”來破斥這種謬論。
關鍵詞：軸心時代；新軸心文明；雅斯貝爾斯
一
卡爾・雅斯貝爾斯與馬丁・海德格爾並列為德語世界存在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作為存在主義哲學的開創大師，他聞名遐邇，但作為一位歷史哲學家，其思想和理論卻鮮為人知。雅斯貝爾斯在其歷史代表作《歷史的起源和目標》中提出的“軸心期”理論是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綱要性勾勒，蘊含著既豐富又系統的歷史哲學理論。為了準確把握人類歷史的本質，深入探索人類發展的奧秘，西方不少思想家以其所處的時代為下限，從文化形態的角度和哲學的高度，對自古以來的歷史現象進行了儘可能廣泛的理論概括。斯賓格勒提出了八個歷史的存在，湯因比歸納出二十多種文明，雅斯貝爾斯在此書中向世界奉獻了他對歷史的獨特解釋——軸心期理論。雅斯貝爾斯認為：人類發展已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史前。那個時代如此久遠、漫長，以至人們永遠只能揣測而不能確知當時人的思想與狀況。在史前，由於語言的產生、工具的製造、火的應用，人第一次變成了人。從生物學上講，全世界各人種、各民族的人同屬一類，這種一致性是後來人認識歷史的基礎。
第二個階段是古代文明。三個最早的文明在地球上三個地區興起，先是埃及、蘇美爾、巴比倫、愛琴海，然後是前雅利安印度文化，接著是古代中國。這時，已有文字、高大的建築和美妙的藝術品。更重要的是人的內在變化，人類開始從非歷史走向歷史。然而這一時期幾乎沒有精神運動。
第三個階段是軸心時期（又叫軸心時代）。公元前800年—200年發生的精神過程，標誌著人類歷史正處於一個軸心時期。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在此歷史階段，在中國誕生了孔子、老子、莊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印度，那是佛陀的時代，所有的哲學派別，包括不可知論、唯物論、詭辯論、虛無主義等得到了發展；巴勒斯坦出現以利亞、以賽亞等先知；希臘出現了荷馬、赫拉克利特、柏拉圖等賢人哲士。所有這一切幾乎同時而相互隔絕在中國、印度和西方產生。
第四個階段是科學技術時代。它從15世紀開始，經過17世紀決定性的發展，到19世紀全面展開，把歐洲與世界其它地區，特別是亞洲完全分開，使歐洲成為世界的中心，人們今天感受到的是這一時代改造的結果。在雅斯貝爾斯看來，上述四個時期的歷史意義不能等量齊觀。史前與古代文明可以說是第一個間歇期，而軸心時代為突破期，科技時代則是第二個間歇期。在軸心期，眾多的哲學家在世界三個地區首次湧現，反映出人類意識的覺醒。當時人類體驗到了人世的恐怖和人對外部世界的束手無策。正因為看到自己能力的有限，人類才意識到自己作為整體的存在，才去追求更高的目標，才對歷史有了認識。人開始敢於依靠自已站立起來，在自己身上尋找根源，以自己的內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軸心期產生了我們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種基本思想，創立了人類賴以不斷生存的世界宗教（中國除外）。此後人類歷史的每次新飛躍前，人類都要回憶這時期，從中獲得希望。回憶和重新認識軸心期的做法叫做復興，總能為後人提供精神的原動力。任何沒有獲得軸心期突破的民族仍是“原始”的，繼續沒有歷史的生活。生活在軸心期三個地區以外的民族，要麼與之保持差距，要麼與之有所接觸，被拖入歷史。例如，西方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東方的日本人、馬來人等。當然，這時期並沒有達到盡善盡美。在當時的條件下，哲學家靠個人遊學、傳道，間接地影響大家。傑出人物與芸芸眾生之間的鴻溝極大，絕大多數人跟不上聖賢的步伐。從全球來看，三大文明區域還只是孤立的三個點，這時期也有破壞與下降，最初的自由後來變成無政府主義的混亂。為了擺脫這種狀況，三個地區都建立了強大的帝國，而軸心時期精神上的聯繫仍在各地留存，一直受到尊崇，並影響後來的學派和教育（儒家思想在漢朝的發展，阿育王時的佛教，奧古斯丁時代希臘羅馬式的文化教育）。
二
相比而言，科技時代第二間歇期與第一間歇期有著根本的不同。其一，在第二間歇期裡，人們有了對前一個間歇期的歷史經驗；其二，第一個間歇期內，人類世界是分裂或幾個平行發展的地區，哪怕是帝國內發生的事件都是地方性的，對整體沒有決定性影響，這就有可能造成西方的特殊性，使它率先進入科技時代。而今後不可能再有中國、歐洲、美洲的界限，對局部是決定性的事件，對整體必然也是決定性的。因此，第二個間歇期有可能導致新的軸心期。從顯層次看，雅斯貝爾斯所論證的歷史起源和目標始終是歷史的統一。但是，除了史前那段猜測性的“一致性”之外，實際歷史過程的“統一”只是多元文明表象之上的抽象的統一。而那種作為歷史目標的“完全統一”，雅斯貝爾斯明確聲稱僅僅是歷史運動的一個方面，甚至是一種假設。美國學者塞謬爾・享廷頓認為，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潰，冷戰的國際體系成為歷史。在冷戰後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亨利・基辛格也認為21世紀的國際體系將至少包括六個主要的強大力量——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國，也許還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國家和小國。此外，還存在著一些重要伊斯蘭國家，它們的戰略位置、龐大的人口和石油資源，使得它們在世界事務中具有影響力。在這個新世界中，區域政治是種族政治。全球的政治是文明政治，文明衝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弗蘭西斯・福山認為，隨著共產主義世界的崩潰，共產主義已經終結，只有資本主義是唯一可以發展千古的模式。這些論調無一不是極端的西方中心主義，把本來只是適合於西方的一套價值理念，強行向世界各地推廣，其結果已經有目共睹。每一個民族，每個文明有自己的優劣，各有千秋，互相學習，並沒有像西方中心主義認為那樣有一種恆常的、至上的、普世的文明價值。為了回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和弗蘭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全球語境中論說文化中國，哈佛大學語言與文明系主任、美籍華裔學者杜維明教授提出，目前應該建構旨在使各文明平等對話的新軸心文明。此前，針對西方一元現代性、西方中心論的獨斷，通過已經實現了東亞現代化的明證，杜維明在理論上論證了多元現代化的可能。“如果說，多元現代性是為了通達文明對話境地，而在西方一元現代性與非西方多元傳統之間開鑿一條狹窄的山脊的話，那麼新軸心文明構想作為多種文明並存的自然規定性的否定之否定，則為所有遞傳至今的人類文明——包括軸心傳以及原住民文化的多元平等對話鋪設了一條康莊大道（胡治洪——《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顯然，新軸心文明的構想是杜維明對雅斯貝爾斯歷史哲學理論的引申，也是雅斯貝爾斯歷史哲學的現代意義所在。
歷史軸心期各大文明一直延續至今，這幾大文明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到現在，對於人文世界仍有一定的導引作用。其生命力如此旺盛，可以肯定地說，面向21世紀，所有第一次軸心文明時代的大傳統是不可消解的，而且仍然是有極大的塑造力的文明。我們不能想象，面向21世紀時，猶太教、希臘哲學的基本理念、興都教、錫金教、佛教、儒家、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會失去影響力，這是不可能的。這種多文明並存的格局正是新軸心文明建構的基礎，而容納多種文明的新軸心文明無疑也就為多元平等的文明對話的進行提供了充足的條件。
新軸心文明的建構及其特質，不僅滿足了文明對話的前提條件，而且提出了文明對話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文明對話的主旨即在於考慮生態環保、社會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參照的可能。實際上，非西方軸心文明、原住民文化以及西方文明範圍內的希臘傳統和“後現代”思潮，近三十年來一直在以各種形式駁詰或破斥一元現代性論說、單一富強模式、西方中心主義。印度以其豐富精彩的精神資源在乾枯無味的物質世界中標舉性靈，對於唯富強是追求的迫切心態無疑是一種清涼劑。現代新儒家經過創造性轉化所開展的個人、社群、自然、天道面面俱全的包容性人文主義，正可矯正西方以個人為中心的排斥性人文主義。伊斯蘭文明作為雖非第一軸心期傳統，但同屬亞伯拉罕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的統稱），因而理當納入新軸心文明。它以其倫理宗教傳統在世界觀、禮儀、教育方法以及人的相關性方面為我們提供了豐富而有實際價值的資源。至於原住民本土宗教傳統以其與自然的親和、對血緣的重視、同祖先的關聯，概括而言即物質精神性特徵，對於否定笛卡爾式的心物二分理念，挽救人類中心主義造成的生態系統破壞，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因此，尤爾・卡森斯認為散佈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是我們的老師，因為他們一直在傾聽地球所發出的信息。而福柯通過知識考古學一直挖掘至前蘇格底時期期以解構啟蒙主義以及理性傳統；麥金太爾繼承亞里士多德倫理學思想解決現代社會“德性之後”的困境。
三
在當今世界，以啟蒙反思為主題的文明對話的主要道場在聯合國及其開展的國際合作。互補意義上的文明對話則由文明傳統的雙邊或多邊互動構成。如基督教保守主義者從印度傳統中獲得多元宗教的影響，基督教神學家與禪學家長期對話，從而形成基督教能從佛學中學到什麼的問題意識，等等。以儒家文明為主體的互補意義上的對話，基本上在各大文明之間展開。在儒家與希伯來—希臘傳統之間，據杜維明記述：第一次儒耶對話的國際會議於1988年6月在香港新亞書院舉行，成績甚佳；第二次1991年夏天在柏克菜聯合神學研究院舉行，據說也相當成功；1994年杜維明與伯格公開對話，圍繞世俗倫理、個人主義以及禮儀三大問題，往復辯難，雖然用語尖銳而不傷和氣，且使彼此頗為受益。
另一方面，杜維明認為，印度文明可能更多地單向地有益於中國文明。歸根到底可能有益於近代以來被啟蒙心態所障蔽的儒家傳統的重新發揚。他的基本看法是，“假如中國比較傑出的知識分子開始能夠重視印度，認為能夠從印度的文化中吸取養分，那就是顯示我們心態已經超越了富強第一的典範，就可以面對21世紀的挑戰；假如中國的知識分子完全被西化，或被東洋化觀點所籠照，就不能瞭解其他第三世界。如果發展得越神速，受傷害就越大，倒不如穩步地全面成長。有時，有選擇性地發展，並不表示生存能力不夠。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提出的世界三大文明，一個是西方，一個是中國，另一個是印度。西方是動力橫絕天下，侵略性極強；而中國不學西方，則無法自立；但西方文化發展到一個高度以後，就擋不住印度文明的誘導。”（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
綜之，從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到杜維明的“新軸心文明”的構想無不彰顯一個命題：世界是多極的，文化是多元的。因此，那種認為現代化就是西化，或者說白了就是美國化論調，要麼是一元現代性、單純富強論者的一廂情願；要麼在文化比較中目睹中國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而憤然採取矮人政策者的激憤之語。兩者都不具有建設性，因而只能停留在自說自語的純話語層面。
二十一世紀中葉，中華民族實現全面偉大的復興，是這個時代賦予中華民族的宏偉事業。在經濟、科技、文化、政治諸領域，我們要達到中等發達水平，作為一個後發展國家，我們必須實行跨越式的發展，要實現“趕超型”的現代化。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不可遏制的趨勢，為了與自己的物質力量相適應，更為了破斥“中國威脅論”，我們應該對我們源遠流長的豐厚資源進行現代化的改造，使之成為一種充滿活力、高層次的、為大眾喜愛的文化，這樣的中國對世界人民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這是一個漫長且艱辛的工作，也是必須要做的工作。我們應謹記“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祖先教誨，抱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堅定信念，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復興中華的大業中。唯其如此，我們才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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