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以塞谬尔·享廷顿和弗兰西斯·福山为代表的美国学者鼓吹“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实际上，随着东方民族的经济崛起，东方文明必然获得重建与复兴，各种文明之间应该是对话与融合多于冲突。本文试图借鉴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说”和杜维明的“新轴心文明论”来破斥这种谬论。
关键词：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雅斯贝尔斯
一
卡尔・雅斯贝尔斯与马丁・海德格尔并列为德语世界存在主义的两个代表人物。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开创大师，他闻名遐迩，但作为一位历史哲学家，其思想和理论却鲜为人知。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代表作《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提出的“轴心期”理论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纲要性勾勒，蕴含着既丰富又系统的历史哲学理论。为了准确把握人类历史的本质，深入探索人类发展的奥秘，西方不少思想家以其所处的时代为下限，从文化形态的角度和哲学的高度，对自古以来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尽可能广泛的理论概括。斯宾格勒提出了八个历史的存在，汤因比归纳出二十多种文明，雅斯贝尔斯在此书中向世界奉献了他对历史的独特解释——轴心期理论。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史前。那个时代如此久远、漫长，以至人们永远只能揣测而不能确知当时人的思想与状况。在史前，由于语言的产生、工具的制造、火的应用，人第一次变成了人。从生物学上讲，全世界各人种、各民族的人同属一类，这种一致性是后来人认识历史的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古代文明。三个最早的文明在地球上三个地区兴起，先是埃及、苏美尔、巴比伦、爱琴海，然后是前雅利安印度文化，接着是古代中国。这时，已有文字、高大的建筑和美妙的艺术品。更重要的是人的内在变化，人类开始从非历史走向历史。然而这一时期几乎没有精神运动。
第三个阶段是轴心时期（又叫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期。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在此历史阶段，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印度，那是佛陀的时代，所有的哲学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唯物论、诡辩论、虚无主义等得到了发展；巴勒斯坦出现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希腊出现了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贤人哲士。所有这一切几乎同时而相互隔绝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产生。
第四个阶段是科学技术时代。它从15世纪开始，经过17世纪决定性的发展，到19世纪全面展开，把欧洲与世界其它地区，特别是亚洲完全分开，使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人们今天感受到的是这一时代改造的结果。在雅斯贝尔斯看来，上述四个时期的历史意义不能等量齐观。史前与古代文明可以说是第一个间歇期，而轴心时代为突破期，科技时代则是第二个间歇期。在轴心期，众多的哲学家在世界三个地区首次涌现，反映出人类意识的觉醒。当时人类体验到了人世的恐怖和人对外部世界的束手无策。正因为看到自己能力的有限，人类才意识到自己作为整体的存在，才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才对历史有了认识。人开始敢于依靠自已站立起来，在自己身上寻找根源，以自己的内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轴心期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赖以不断生存的世界宗教（中国除外）。此后人类历史的每次新飞跃前，人类都要回忆这时期，从中获得希望。回忆和重新认识轴心期的做法叫做复兴，总能为后人提供精神的原动力。任何没有获得轴心期突破的民族仍是“原始”的，继续没有历史的生活。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民族，要么与之保持差距，要么与之有所接触，被拖入历史。例如，西方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东方的日本人、马来人等。当然，这时期并没有达到尽善尽美。在当时的条件下，哲学家靠个人游学、传道，间接地影响大家。杰出人物与芸芸众生之间的鸿沟极大，绝大多数人跟不上圣贤的步伐。从全球来看，三大文明区域还只是孤立的三个点，这时期也有破坏与下降，最初的自由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三个地区都建立了强大的帝国，而轴心时期精神上的联系仍在各地留存，一直受到尊崇，并影响后来的学派和教育（儒家思想在汉朝的发展，阿育王时的佛教，奥古斯丁时代希腊罗马式的文化教育）。
二
相比而言，科技时代第二间歇期与第一间歇期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一，在第二间歇期里，人们有了对前一个间歇期的历史经验；其二，第一个间歇期内，人类世界是分裂或几个平行发展的地区，哪怕是帝国内发生的事件都是地方性的，对整体没有决定性影响，这就有可能造成西方的特殊性，使它率先进入科技时代。而今后不可能再有中国、欧洲、美洲的界限，对局部是决定性的事件，对整体必然也是决定性的。因此，第二个间歇期有可能导致新的轴心期。从显层次看，雅斯贝尔斯所论证的历史起源和目标始终是历史的统一。但是，除了史前那段猜测性的“一致性”之外，实际历史过程的“统一”只是多元文明表象之上的抽象的统一。而那种作为历史目标的“完全统一”，雅斯贝尔斯明确声称仅仅是历史运动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一种假设。美国学者塞谬尔・享廷顿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亨利・基辛格也认为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石油资源，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政治。全球的政治是文明政治，文明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弗兰西斯・福山认为，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共产主义已经终结，只有资本主义是唯一可以发展千古的模式。这些论调无一不是极端的西方中心主义，把本来只是适合于西方的一套价值理念，强行向世界各地推广，其结果已经有目共睹。每一个民族，每个文明有自己的优劣，各有千秋，互相学习，并没有像西方中心主义认为那样有一种恒常的、至上的、普世的文明价值。为了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全球语境中论说文化中国，哈佛大学语言与文明系主任、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提出，目前应该建构旨在使各文明平等对话的新轴心文明。此前，针对西方一元现代性、西方中心论的独断，通过已经实现了东亚现代化的明证，杜维明在理论上论证了多元现代化的可能。“如果说，多元现代性是为了通达文明对话境地，而在西方一元现代性与非西方多元传统之间开凿一条狭窄的山脊的话，那么新轴心文明构想作为多种文明并存的自然规定性的否定之否定，则为所有递传至今的人类文明——包括轴心传以及原住民文化的多元平等对话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胡治洪——《全球语境中的儒家论说》）。显然，新轴心文明的构想是杜维明对雅斯贝尔斯历史哲学理论的引申，也是雅斯贝尔斯历史哲学的现代意义所在。
历史轴心期各大文明一直延续至今，这几大文明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现在，对于人文世界仍有一定的导引作用。其生命力如此旺盛，可以肯定地说，面向21世纪，所有第一次轴心文明时代的大传统是不可消解的，而且仍然是有极大的塑造力的文明。我们不能想象，面向21世纪时，犹太教、希腊哲学的基本理念、兴都教、锡金教、佛教、儒家、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会失去影响力，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多文明并存的格局正是新轴心文明建构的基础，而容纳多种文明的新轴心文明无疑也就为多元平等的文明对话的进行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新轴心文明的建构及其特质，不仅满足了文明对话的前提条件，而且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文明对话的主旨即在于考虑生态环保、社会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实际上，非西方轴心文明、原住民文化以及西方文明范围内的希腊传统和“后现代”思潮，近三十年来一直在以各种形式驳诘或破斥一元现代性论说、单一富强模式、西方中心主义。印度以其丰富精彩的精神资源在干枯无味的物质世界中标举性灵，对于唯富强是追求的迫切心态无疑是一种清凉剂。现代新儒家经过创造性转化所开展的个人、社群、自然、天道面面俱全的包容性人文主义，正可矫正西方以个人为中心的排斥性人文主义。伊斯兰文明作为虽非第一轴心期传统，但同属亚伯拉罕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统称），因而理当纳入新轴心文明。它以其伦理宗教传统在世界观、礼仪、教育方法以及人的相关性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有实际价值的资源。至于原住民本土宗教传统以其与自然的亲和、对血缘的重视、同祖先的关联，概括而言即物质精神性特征，对于否定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分理念，挽救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生态系统破坏，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尤尔・卡森斯认为散布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他们一直在倾听地球所发出的信息。而福柯通过知识考古学一直挖掘至前苏格底时期期以解构启蒙主义以及理性传统；麦金太尔继承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解决现代社会“德性之后”的困境。
三
在当今世界，以启蒙反思为主题的文明对话的主要道场在联合国及其开展的国际合作。互补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则由文明传统的双边或多边互动构成。如基督教保守主义者从印度传统中获得多元宗教的影响，基督教神学家与禅学家长期对话，从而形成基督教能从佛学中学到什么的问题意识，等等。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互补意义上的对话，基本上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在儒家与希伯来—希腊传统之间，据杜维明记述：第一次儒耶对话的国际会议于1988年6月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成绩甚佳；第二次1991年夏天在柏克菜联合神学研究院举行，据说也相当成功；1994年杜维明与伯格公开对话，围绕世俗伦理、个人主义以及礼仪三大问题，往复辩难，虽然用语尖锐而不伤和气，且使彼此颇为受益。
另一方面，杜维明认为，印度文明可能更多地单向地有益于中国文明。归根到底可能有益于近代以来被启蒙心态所障蔽的儒家传统的重新发扬。他的基本看法是，“假如中国比较杰出的知识分子开始能够重视印度，认为能够从印度的文化中吸取养分，那就是显示我们心态已经超越了富强第一的典范，就可以面对21世纪的挑战；假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完全被西化，或被东洋化观点所笼照，就不能了解其他第三世界。如果发展得越神速，受伤害就越大，倒不如稳步地全面成长。有时，有选择性地发展，并不表示生存能力不够。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提出的世界三大文明，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印度。西方是动力横绝天下，侵略性极强；而中国不学西方，则无法自立；但西方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度以后，就挡不住印度文明的诱导。”（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
综之，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到杜维明的“新轴心文明”的构想无不彰显一个命题：世界是多极的，文化是多元的。因此，那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或者说白了就是美国化论调，要么是一元现代性、单纯富强论者的一厢情愿；要么在文化比较中目睹中国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而愤然采取矮人政策者的激愤之语。两者都不具有建设性，因而只能停留在自说自语的纯话语层面。
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华民族实现全面伟大的复兴，是这个时代赋予中华民族的宏伟事业。在经济、科技、文化、政治诸领域，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水平，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我们必须实行跨越式的发展，要实现“赶超型”的现代化。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可遏制的趋势，为了与自己的物质力量相适应，更为了破斥“中国威胁论”，我们应该对我们源远流长的丰厚资源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使之成为一种充满活力、高层次的、为大众喜爱的文化，这样的中国对世界人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工作，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我们应谨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祖先教诲，抱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坚定信念，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复兴中华的大业中。唯其如此，我们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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