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目前中國的進口關稅沒有特別突出的偏高問題，但也不是說就沒有調整的必要。近年來，我國的幾次調整，已更多地側重於結構，是區別對待、有所側重地來做出調整。
新京報：我國目前的進口稅處於什麼水平？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呢？
賈康：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就有承諾要逐漸降低進口關稅。經過這麼多年來、多輪次的下調，總體來說是兌現這個承諾的。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目前中國的進口關稅沒有特別突出的偏高問題，但也不是說就沒有調整的必要。近年來，我國的幾次調整，已更多地側重於結構，是區別對待、有所側重地來做出調整。
新京報：去年12月，187項商品的進口關稅進一步調低，平均稅率由17.3%降至7.7%，其中嬰兒尿布及配方嬰幼兒奶粉進口關稅甚至降為零，所以關稅下調更側重日用消費品？
賈康：這就是區別對待的案例，有它的結構特徵。有一段時間國內奶粉出現了質量問題，本土奶粉受到一定的衝擊，所以適當地調整標準，使消費者少一些海外代購的麻煩，更多通過進口渠道來解決國內需求的問題。這都是有它的一定的政策考慮。
新京報：下調關稅對國內企業有何影響，將如何促進產業升級和貿易平衡發展？
賈康：這要看企業是什麼樣的需求，它如果正好是進口產品的用戶，能夠使它原來不容易取得的產品更便捷、更低廉地取得，當然有非常好的支持發展的作用。如果進口衝擊它原來的產品，那麼和它是競爭關係。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這種競爭關係不可排除，我們不應該把競爭統統擋在外面，大方向是更多地鼓勵競爭，這樣有利於我們提高發展質量，也是優化結構的一種機制。
新京報：3月11日，商務部部長鐘山也表示將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下調汽車、部分日用消費品等進口關稅，汽車關稅下調有哪些特殊性？
賈康：汽車關稅需要專門討論。剛才談到的關稅裡面，一般來說大部分商品的進口關稅水平不太高，但是我國的中高檔汽車進口關稅還是偏高的。這與我們國家原來自己的汽車生產能力不夠，需要得到一定程度保護的歷史有關。但經過這些年調整和發展，現在汽車關稅是不是還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和必要性，這個很值得討論。
新京報：降低進口稅帶來了哪些實惠？對進口商品價格產生多少影響？
賈康：對於消費者來說當然有實惠了，比如說想買一輛中高檔汽車，原來關稅把它價格抬得比較高，關稅降低國內買者不就馬上得到實惠了嗎？
相關數據估算，現在我國居民一年去境外購物大約2000億美元，這個購物清單當中，既有高檔商品也有日用消費品。境外購物反映出我國優質商品供應不足，而且價格偏高。商務部也表示將豐富國內市場供應，降低消費成本。
新京報：進口稅下調的預期幅度會有多大？有聲音認為如果大幅下調汽車進口關稅，會讓一些國內汽車企業轉為出口為主？
賈康：力度上當然要漸進，可以分兩步三步來做。公司策略上來說，把一部分低端產能，向欠發達的經濟體去做一些對應性的輸出方向的調整，也合乎一般的邏輯。不過從長期來看，我們企業做好做大做強，可以適當地分工，但總體來說汽車企業還是應該在競爭壓力之下提高自己產品的性價比。對於我們自己本土的汽車，中高檔的產能還是應該提升起來。
新京報：除了汽車和部分日用消費品外，還有哪些領域商品需要下調關稅？
賈康：有些人希望對一些國外品牌、帶點奢侈性質的高端特徵的產品降低關稅，讓國內老百姓不用花那麼高的價格去買。其實，那種高端帶有奢侈性質的商品，實際上原來的關稅並不太高，在國內的價格之所以抬得那麼高，主要是國外廠家它的營銷策略決定的。
國外一些商家分析中國市場後，知道中國人對這種名牌更多的是以高價來體現特定的消費需求。假如這次關稅降低了，商家可以短期內降點價，過一段時間價位又回到原來水平，這是由商品性質是奢侈品所決定的。國外的高端奢侈品牌在中國大陸的定價策略就是高價位。我們如果只在降低稅率上做文章，實際上是使肥水流入外人田。
（本文系新京報2018兩會專題報道，來源：新京報網）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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