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1月在商貿促進會供應鏈論壇上的發言）
黨的十九大強調，在實現“強起來”現代化新時代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按供給側改革的內在邏輯，是要以改革帶來整個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的提高。在這個認識框架下，我們可以從產業經濟視角，結合產業鏈條上分工合作完成最終產品有效供給的“供應鏈”理論概念，以及與此相關的收益分配視角的“價值鏈”概念，作一些展開的分析認識。
生產經營活動，可以理解為一種旨在滿足人們需要、從各種要素的最初投入而一直環環相接地推進到產品和服務送達其消費者的全過程。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在市場競爭中形成和體現其供給能力，併力求取得較高的投資回報。簡明地表現這種要素的主體在供應鏈不同環節上價值回報水平的演變，有直角座標系上的一條兩頭高中間低的“微笑曲線”（像個微笑嘴形），就是在整個生產經營從初始投入到產出形成和最終消費這個物質資源配置環環遞進的演變過程中，最前端的主體你如果有好的創意，和有好的實施方案，在這個直角座標系縱軸上表現的收益水平是很高的——這是在微笑曲線的左方。然後這種實施方案進入生產製造過程，隨著環節後續的延伸，橫軸中部表現的是發揮作用的主體，收益有一個降低過程。當這個降低階段推展到整個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後端，在右方到了品牌營銷、售後服務，一茬又一茬的產品的推出，它又變成了升到右方上端，是高收益的。兩頭高中間低的微笑曲線，已被人們討論了不少年。實話實說，中國在變為世界工廠的過程中，我們大量主體做出努力後的結果，是不得不落在中間這一段，所以，就出現了以珠三角為代表，被稱為世界工廠的情況——在那個地方我們玩具的生產佔全球供應總量的80%-85%，即4/5以上。但是在這個以東莞為主的區域生產出來的玩具，實際的價值分佈是什麼呢？比如芭比娃娃，主要生產在中國本土，但是它的創意和掌握它無形資產知識產權的主體，是微笑曲線左側高收入的外國主體；到了中間階段由我們製造出來，提供了實實在在的產品，然後銷售到全球去，我們只取得了中間較低的收益，當然，也有了這方面的GDP，有工人的工資和政府的稅收收入，促進了就業和製造區域的經濟繁榮，但收益的水平是相當低的。到了人家掌握的全球分銷環節以後，品牌營銷、售後服務合在一起，主體收入又回到了微笑曲線右端的較高位置上。所以，在這樣一個供應鏈、價值鏈的分工中，中間環節上的主體，實際上帶有一定的“賣苦力”的特點，雖然在這裡面是分享了發展的成果，但是畢竟從收益水平來說，是明顯低於左右高端的。
這樣一個情況，也有它不可迴避的必然性，因為在人類各個經濟體發展過程中，雖然有共享發展成果的特徵，但確實又有這方面實力比拼上的高中低之別，也確實有這裡面不可能齊頭並進、大家按照一個收益率水平來共享發展成果的客觀制約。與此伴隨著的，是人類社會各個經濟體總是在你追我趕，總是在合作中有競爭。經濟學過去分析的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已經可以比較好地從理論框架上解釋一般競爭性領域這種要素流動的過程。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比較優勢是低廉勞動力，以及地皮開發起來成本低，還有我們在政府的推動組織下可以比較快地在發展中完成一些前期的組織活動。地方政府競爭之下引進外資，人家帶來的是資金、技術和已經成熟的有創意的產品製造方案。我們做中間這個階段，別無選擇。也就是說一開始我們必須是從微笑曲線中間進入全球供應鏈的，進入後我們可以積累我們所需要的各種從經驗到資金的發展要素，完成原始積累過程。而現在，我們必須順理成章地提出，在這個合作進程中，中國要進一步升級發展，就意味著我們還必須提高自己投入所帶出的增加值，我們要爭取從微笑曲線的中端，向左右高端上提升，這就是所謂升級換代，也就是在珠三角早早就喊出來的所謂“騰籠換鳥”的發展。那些傳統的大路貨的製造業，我們不得不把其產能向外轉，除了向我國中西部轉移之外，還不得不向越南、柬埔寨、老撾、孟加拉、緬甸等等地方轉移，這在競爭時代跟當初別人那些產能往我們這裡轉，是一個道理。中國現在面臨的就是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以後，一是原來低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在很快喪失，二是我們的土地徵地拆遷補償的成本越來越高，三是資金雖然雄厚起來，但是常規投資邊際收益遞減普遍發生。怎麼解決這些問題，就是挑戰性的新考驗。在你追我趕的競爭發展中，中國現在要抓住全要素生產率，就要在勞動力、土地、資金等等供給側常規的競爭性要素旁邊，聚焦於怎麼樣釋放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潛力——全要素生產率不是各個要素等量齊觀，供給側要素裡，中國要抓住的龍頭要素，是科技“第一生產力”，而科技這種第一生產力乘數放大的作用發揮出來，一定要依靠完成中國經濟社會轉軌的制度紅利的取得。也就是說，制度創新是核心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中國轉軌過程中，必須依靠制度創新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空間，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個轉軌過程中，“制度高於技術”，否則我們大量的一線人員、科研人員的聰明才智，並不能得到一個很好的制度環境來充分發揮。這都是中國面對全球價值鏈而要加入你追我趕國際競爭的挑戰性任務，它緊密聯繫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這個改革中，從實際的市場表現來看，我覺得我們首先還要有信心，就是在比拼改革成果、比拼解放生產力的過程中，中國天然具有一個別的經濟體望塵莫及的優勢：我們整個經濟社會體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我們的發展縱深非常可觀。中國現在的工業化其實總體而言就是中期，沿海到了中後期，中西部很多地方是初中期，伴隨著工業化繼續往前推進，我們又可以有後發優勢明顯的高科技化。同時，又有我們的城鎮化——真實城鎮化水平現在綜合一下，只有百分之四十幾（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1%，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為57%），我國的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只走了不到一半，後面還至少有20個點的高速增長的潛力空間，一年提高一個點還要走20年。其間，一輪一輪的基礎設施的升級換代和建成區擴大，一輪一輪的產業發展和人力資本的培育，在釋放中國市場於全球來看首屈一指的巨大需求潛力，而我們在和平發展中與全球做生意，就形成了和平發展中通過經濟手段得到全球供給回應的機制，以這樣經濟的大循環，來彌閤中國的二元經濟，走完中國的現代化從追趕到趕超的過程。這裡面如講我們的信心，具體落實到市場主體，以及支持市場主體，實體經濟升級換代，其實大家應該有一個基本判斷，就是機遇俯拾皆是——不僅高科技、戰略性新興產業，有了好的創意後的巨大開發空間，就說最基本的，有這麼大的市場潛力和縱深的全球聯動下，怎麼考慮適應人群的需要。我前面所舉芭比娃娃的例子，是對應於人群裡老少男女裡的“少”——兒童要有玩具，我們就可以反思一下，我們過去為什麼只能是給人家代工打工，中國是不是可以在這麼多年發展的基礎上，最後走到創出中國叫得響的兒童玩具品牌，像芭比娃娃幾十年長盛不衰，一茬一茬推出它的換代產品，中國是不是有可能在這方面也加入這個價值鏈的高端，即微笑曲線左右高端，我們也加入進去。當然這需要在實際生活中做應對挑戰的努力並獲成功。
老少男女，我們還可以舉一個“女”的例子。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中國百姓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了，中國婦女的需求是什麼？很顯然跟全球其他經濟體一樣，時尚用品，婦女服裝，還少不了化妝品。那我們問一下，在中國市場上不斷銷售的女性化妝品裡，有什麼叫得響的中國品牌嗎？很遺憾，經過多年努力以後，現在仍然沒有。這麼幾十年，我知道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沒有成氣候，包括劉曉慶推出的曉慶化妝品系列，沒成氣候。但今非昔比，幾十年改革開放以後，到現在我們在微笑曲線裡能不能爭取把化妝品往左右高端踏上個臺階呢？我前幾年跟商務部和工信部的同志座談時，我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在這方面動動腦筋：綜合國力提升了，在財政資金裡有沒有可能形成比較好的激勵-約束機制，咱們在全國本土的化妝品生產廠家裡挑個八家十家，配上我們的資金支持？過去有財政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現在有產業引導基金，支持這些企業讓他們創品牌，三年五年不行，八年十年行不行？只要這裡面有那麼兩三家脫穎而出，整個世界市場上女性化妝品競爭的格局就會改變。這只是一個假設，現實生活中可能遠比這個複雜，但是至少可以看出來，面對全球合作分工的供應鏈、價值鏈，我們不能甘心於已經有的“世界工廠”的中部位置，固守這個微笑曲線上的分工。我們一定要努力地通過供給側改革，在左端和右端往上提升。前端的創新創意、方案設計，會有很多的困難，但中國一定要在這方面往上走；有了前面的創意，後面還要積累經驗，品牌營銷、輪次推行、售後服務這方面，我們也乘勢往微笑曲線的上方提升，這是一個必然要選擇的方向。
再往下，需再談一下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上，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我認為應該有一個“守正出奇”的概念。對別的經濟體發展過程中怎麼佔領微笑曲線高端的經驗，我們當然要注意，比如改革開放的改革說的是什麼？就是要走市場化這條道路，鄧小平認定，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所專有的，社會主義也要搞市場經濟，南巡引出一錘定音，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自此以後，二十幾年中國出現了更加有希望把現代化之路越走越寬的態勢，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終於確立了一個提升的認識，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而緊跟著又要求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這裡面的關係處理確實具有挑戰性。我所說的守正出奇，就是要在戰略思維上認識到中國走市場經濟之路，一方面必須充分地尊重、認識、順應市場的規律，敬畏市場的力量，中央說到“決定性”，意味著中國一向強勢的政府，就資源配置全局而言不要想唱主角，市場是決定性的，政府在總體上只能是輔助性的；但另一方面，實際生活裡又不是在一切領域、一切場合、一切的事項上，由市場決定一切，在某些領域、某些事項、某些階段、某些政策必須發揮作用的場合，政府作用可能又是主導性的，以彌補市場缺陷，服務弱勢群體，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等方面，政府必須發揮應有的、甚至主導性的作用。這樣總體來說的“守正”，是有效市場，後面跟著的“出奇”，又涉及有為和有限的政府。有的學者已經強調了政府有為，另外的學者強調光講有為是可能產生偏差的，我覺得這個討論很有價值。我的理解就是有效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充分發揮旁邊，所謂有為的政府是必須注意到政府的制度供給和政策供給這方面的責任，抓制度供給必須推進“革自己的命”和整個改變制度安排“攻堅克難”的改革，雖然非常困難，雖然步履維艱，但是深水區的改革我們是一定要通過配套，衝破它的瓶頸期的。這個有為的政府在推動改革這一制度供給旁邊，政策供給也不可或缺，但又面臨著非常棘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這個概念，絕對不能拋之一邊——有的學者說得非常痛快，說產業政策的概念應該完全拋棄，但實際生活中這不可能。全球所有的經濟體，除了特殊個別的、很小的一些經濟體可能不提產業政策之外，稍微有一定規模的經濟體和政府，都不能不涉及產業政策和技術經濟政策問題，關鍵是這個產業政策和技術經濟政策的具體化和實施機制，非常具有挑戰性。方向上，我們早已說清應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文化創意產業，這些大方向都不會有多大問題，關鍵是這些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以公共資金（財政為後盾）去支持，再加上政策性融資和加上我們商業銀行金融系統跟進去支持的時候，政府這邊要發揮的特定作用，有沒有可能走偏？現實生活證明，非常容易出現走偏的情況。這就需要應對挑戰處理好，爭取出奇而制勝。我們不能不發揮政府對特定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應貫穿於發展中間的產業支持政策的作用，同時，怎樣處理這方面很難做到完美的情況下，政府一旦出現偏差，它的影響又往往是非常具有負面效應的。為處理好這個事情，就還必須要加上“有限”，這個“有限”我願強調的就是“理性的供給管理”。我們現在供給側改革推進過程中，有些同志已經產生了疑惑，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管理部門似乎管理起來非常容易走老路，確實，我們過去傳統體制下的那個集中命令經濟的特點，就是一種走到極端的供給管理，在供給側管一切結構問題，自認為有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社會中心，一直管到企業裡要修建一個廁所也要它審批，它要不批的話你就不能動，一直管到這些結構的細節問題。這是嚴重違反生產力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的，是束縛所有微觀主體活力的。我們現在當然不能把供給側的改革所匹配的供給管理，做成是向這個方向上靠近。我們要處理的，是守正之後怎麼樣出奇的理性供給管理，在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的後面，還必須有超越市場一般而言的平均利潤率生成過程的追趕，和趕超中出奇制勝的努力——這裡面有風險，但是我們必須應對風險，不僅要出奇，還要力求制勝。比如政策性的產業引導基金，它是有別於商業性金融的——支持我們在供應鏈上升級的金融，是要把商業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健康、可持續地結合在一起來支持。前面所說到的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在實際生活中，怎樣防止它走偏，就是不能簡單地按原來我們那種已經形成的思維慣性，去由政府直接上陣操作。我觀察到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在積極地運用產業基金這方面的新機制：這個產業基金是要以基金中的母基金方式設立，這個母基金有財政的支持，在財政為後盾的情況下，吸引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資金力量，比財政投入放大若干倍形成整個資金規模，還帶有一批子基金，這些子基金的決策團隊是不能由政府直接操控的，它們按照政府產業政策的方向，自己獨立決定怎樣支持一個個具體項目。比如我前面說到的挑選若干個我們本土的女性化妝品生產廠家，那只是一個比喻，類似的支持對象選擇，由這個團隊自己挑選，他們要考慮怎麼防範風險，同時地方政府還可以強調團隊成員必須“跟投”，把他們個人自己的利益和共同基金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母基金只是在後邊助一把力——這就是我認為非常有價值的機制上作創新探討的例子。機制上的創新探討合在一起，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我們過去一講產業政策就會在實施過程中走出偏差的可能——不敢說一點偏差沒出，但是要最大努力減少這種偏差的可能，形成“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信貸式放大”的可持續機制。
供給側改革在總體來說，要守正出奇，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結合在一起的過程中，我們一些已有的理念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比如自貿區從一開始，就對企業講負面清單，而反過來對政府講正面清單。這個大的理念與原則非常好：企業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讓它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只是不能觸碰負面清單的這些事項，一開始所有文件合在一起、多達兩三千項的負面清單，以後慢慢要減少它裡面的具體項目，這是個漸進改革的過程；到了政府這邊，對不起，反過來了，正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而且有權必有責，政府任何一個事權的執行都有問責機制。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框架，這個框架之下，當然我們還要進一步看機制的創新，比如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去處理我們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包括一些產業新區的建設和運營。我們在打造更有水平的供應鏈，爭取價值鏈上，逐漸靠近高端的背景下，這個PPP的機制是耳目一新的，它已經超越了政府和市場主體各行其道劃清邊界、“井水不犯河水”這個思維，是螺旋式上升走到了政府和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一起形成合作夥伴關係，強強聯合，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績效提升。這個重大的機制創新，在全球比較而言，我們現在實際上已經有把PPP推到前沿的特徵，它體現著我們守正後面的出奇，而有希望出奇制勝。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在我們提升價值鏈上地位的過程中，支撐我們從追趕最後走到趕超狀態，落實到十九大明確提出的全面小康之後，還要在2035年左右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意味著那時候一定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進一步推進到2049、2050年那個時點上，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這個守正出奇的發展過程，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上，我們共同面對挑戰而必須共同做出的努力。
這些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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