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
——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
一、我非常遗憾活到这把岁数
古德尔最后的人生之旅开启于上周五：从家乡澳大利亚出发，飞往瑞士，专程走向死亡。
见证过两次世界大战；
拥有三个博士学位，发表过100余篇论文；
104岁高龄仍从事工作；
荣获澳大利亚勋章；
这些标签足以组成一部跌宕曲折的话剧，现在老人所需要的，就是给自己的剧本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郑重地给人生的舞台加上一场无憾的谢幕。
九十岁时，他跟朋友出去打网球，发现自己的体力已大不如前，脚步跟不上节拍。
他热爱话剧，在没有这么老的时候，下班就会去一个业余剧团演出莎士比亚的话剧。然而，因为视力减衰和年纪渐长，他的驾照被吊销了，出演话剧这一爱好，也只能无疾而终。
虽然生活中的爱好已成奢望，但是老人还是心念工作。
毕竟是在过完100岁生日的第二天，就发了一篇SCI论文的人啊。
然而在他102岁时，学校开除了他，理由是为了他的身体健康。
即便是据理力争，他也不能回到学校，和同事们一起热情讨论了。
朋友们也纷纷先他而去。
被爱好抛弃，被工作抛弃，被朋友抛弃，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在自己的房间摔倒了，“我打了电话，但没人能听到我的声音”。
直到两天后，躺在地上的古德尔，才被清洁工发现并送到医院。
从此，老人的日常生活只剩下：起床，早餐，吃午餐，然后躺下。
“我非常遗憾活到这把岁数”老人这样抱怨着。
因此，老人104岁的生日愿望，就是能够带着尊严，平静的去死。
二、死亡质量指数
世界上，能像古德尔老教授这样，唱着贝多芬的欢乐颂，坦然的接受安乐死注射，带着尊严走向死亡的人并不多。
尤其是在中国。
死亡质量指数由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以姑息治疗与医疗环境、人力资源、医疗护理的可负担程度、护理质量，公众参与水平五大指标为依据。
依据其排名，得分23.3分的中国在80个受调查国家中位列71。和同类型国家相比，中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中排倒数第四，发展中国家中排倒数第五。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持有“百善孝为先”观念的中国大陆地区，死亡质量指数得分如此之低，甚至不到中国台湾地区（83.1分，总第六名）的三分之一呢？
也许前著名医生，现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一句话可以点明其中奥妙吧：“科技发展到今天，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
我们的医疗技术确实已经比较先进了，我们能够让一个病人尽可能的延长寿命，但是我们却忽视了，如何让那个病人有尊严的与世界告别。
三、选择与尊严
曾经在人民网上看过一个故事。
陈毅元帅1970年末被查出肠癌，虽经手术和化疗，一年后还是逐渐恶化全身转移了。
当时正在东北当兵的陈小鲁赶回北京，父亲已进入弥留之际，全身插满管子。
医生不停地进行各种治疗，吸痰、清洗、不停翻身，陈毅非常痛苦。陈小鲁不忍，他悄声问医生，“能不能不抢救了？”
他的想法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无力回天，何必浪费资源，增加病人痛苦？
医生对陈小鲁说了两句话，令他终生难忘，一句是：“你说了算吗？”第二句是：“我们敢吗？”
是啊，我们都只想着要长辈延长生命，害怕他们这么快离我们而去，却没有站在老人的角度考虑：这份痛苦他们愿意承受吗？
陈小鲁和罗瑞卿后来成立的网站“选择与尊严”，就是希望能够让人们关注临终老人的尊严。
当一个老人虚弱的躺在床上的时候，他固然希望获得亲友的关注，但是他们同样也害怕，害怕自己虚弱无力，目光呆滞的样子被人看到，因此，不是照顾老人的亲人，前来看望老人时，保持一些距离，会是更好的办法。
当一个老人饱受疾病折磨，现代科技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老人自己是想相对安详的离开，还是在行刑般痛苦的治疗下多残喘几日。请把选择的权利留给清醒时的老人，而不是因为自己的所谓“孝心”，让老人多受苦难。
歌德说“青年，好比百灵鸟，有他的晨歌；老年，好比夜莺，应该有他的夜曲”。请让老人最后的演唱会，演奏的是欢乐颂，演奏出生命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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