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壓正》（電影劇照/圖）
備受期待的《邪不壓正》上週五上映，觀眾的評價卻出現了明顯的兩極分化，有的人覺得片子好看過癮，帶有極強的“姜文風格”，沒有讓自己失望，而大多數觀眾則表示看的雲裡霧裡，劇情平庸又拖沓，充滿導演個人的趣味，觀感不佳。
（資料圖/圖）
這部片子到底為什麼不合大多數人的口味，而又被另一些人捧上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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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來釐清一個概念，何謂作者電影？
“作者電影”泛指具有明顯個人風格特徵的影片，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是法國新浪潮運動中提出的一種創作主張。
作者電影大多不是商業電影，而是導演本人的思想情感的反應。許多的商業電影因為考慮到票房市場，電影公司和製片人會參與較多，導演本人的風格會被壓制。
最典型的作者電影有賈樟柯的《小武》，當然還有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這兩部影片都帶有導演本身極強的個人風格和情感主張，甚至有點像個人傳記，運用大量長鏡頭和視覺化的電影語言來表達人物的內心。
說起作者電影和普通商業電影的區別，我們看看《我不是藥神》和《邪不壓正》就只知道了，《我不是藥神》的成功和他本身的商業片定位分不開，他最開始就瞄準的是現實題材，普羅大眾都會關心的“治病難”的問題，就像片中臺詞說的，“誰家還沒有個病人”，只有真正與醫療體制和貧窮打過交道的人才會懂這部片子中那種心酸和無奈。
中國龐大的患者群體以及大眾的就醫現狀也就決定了這部片子是有非常廣泛的群眾基礎的，再加上片子本身從拍攝到演員到宣傳都質量上乘，票房大賣，口碑爆表不難想象。
但《邪不壓正》正好相反。這部片子之所以被評“很姜文”，就是因為它本身就是一部“作者電影”，姜文在拍攝這部影片的時候不會過多地去考慮受眾會不會喜歡，那些梗他們能不能看得懂，票房會不會大賣之類的事情，他專注的是在這部影片中把自己想表達的東西都拍出來，比如花大價錢蓋的屋頂，只為了還原一個“屋頂上的北平“，讓彭于晏在屋頂上跑酷，談戀愛，是滿足他心中的浪漫幻想。
還有史航飾演的影評人潘公公，只寫五個字的影評，正應了他當年說過的“影評人評電影就像太監談做愛”的觀點，算是一個夾帶私貨的暗諷。
除此之外，許晴飾演的唐鳳儀露著屁股打針，被小亨德勒大夫蓋上日本人的印章這樣的情節設定其實並沒有出乎姜文的電影範式，在他之前拍攝的多部作品中，都有關於情慾和肉體露出的鏡頭，不管是《陽關燦爛的日子》中對米蘭圓潤豐滿身材的特寫，還是《太陽照常升起》中那情趣盎然的“隔布摸屁股”，都可以看出姜文對女性足部、臀部的鐘情。這似乎成了姜文電影的一個特色，是這個野性的大男人對女性的情慾投射。
姜文作品的這種極強個人風格其實從很早就開始展露。
30歲那年，其處女作《陽關燦爛的日子》一經問世，便技驚四座。這部片子通過馬小軍這個角色將那個年代青春的成長與躁動刻畫得細膩而又生動。馬小軍執迷於英雄主義,戴著老爸的軍功章，在鏡子面前耀武揚威，為了引起米蘭注意，可以冒著生命危險從高臺縱身一躍，這和少時那個叛逆又任性的少年姜文如出一轍。
臺灣著名影評家焦雄屏採訪姜文時曾問過他，“中國這麼多導演，哪個優秀？”姜文答：“現在沒有，以後會有。”“誰呀。”“我！”
那時候，姜文28歲，還沒拍過一部電影。這種不可一世的狂傲在他之後的導演生涯中展現的淋漓盡致。
在《陽光燦爛的日子》大獲成功後，姜文拍攝了第二部作品《鬼子來了》。這部作品暗含著濃重的黑色幽默，將抗日背景下中國老百姓的麻木、愚昧和奴性一面突出呈現出來。那一句“大哥大嫂過年好”所營造的喜劇效果很多人都記憶深刻，也構成了對姜式黑色幽默的最初印象。
喜劇的背後是正劇。《鬼子來了》對戰爭和人性的描摹代表了姜文對“什麼是真”的追尋，他第一次用歷史的視角對抗著那些以假亂真的“真”，帶著骨子裡那股執拗、不服輸的勁。
40歲的姜文經過漫長的苦澀和掙扎，似乎有所頓悟：愛情總是那麼小，人生總是那麼卑微，但無論結果如何，命運，太陽依然會升起，不會因為任何事而發生停止，於是有了《太陽照常升起》。
這部片子的背景同樣是那個特殊年代，發生在一些男人和女人身上的性壓抑。瘋媽和唐老師的命運被大時代所裹挾，最終都淪為悲劇。姜文同樣用極具感染力的四季的畫面、浪漫詩意的配樂，“腳、鞋、槍、天鵝絨、火車“等意象構建了一個壓抑又企圖突破這種壓抑的矛盾世界。
2010年，《讓子彈飛》問世，姜文把鏡頭由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推向民國，通過一部麻匪冒充縣長上任的滑稽戲描摹了一部“時代”的革命史。這部片子在商業上大獲成功，同時將姜文再次推上了神壇。
在這部影片中，姜文把黑色幽默和戲劇化的影視手法運用到極致，“讓子彈飛一會兒”“站著把錢掙了”“沒有你，對我很重要”這些經典臺詞讓姜文的硬氣第一次超越了電影本身被大家認知，他想用這部影片證明的“站著也可以掙錢”做到了。
於是，他開始玩開了，把自己的想法和態度一股腦地塞到一部電影裡，要多飄有多飄，完全把觀眾放到了一邊。這就是後來的《一步之遙》，而這部片子無疑成為了他的滑鐵盧。
《邪不壓正》作為“北洋三部曲”的終章，更像是對“姜文式電影”的一個總結，荒誕的情節、戲劇化的表演、無處不在的隱喻、對性和暴力的大膽運用都在這部電影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甚至帶有一種模版化的套路。
因而，姜文的電影對於姜文的個人影迷來說是一種享受，因為他們本身對姜文式的表達方式足夠熟悉，也非常沉迷於姜文構建的那個荒誕不經，又浪漫多情的電影世界，可以在他的電影裡持續不斷地獲得高潮體驗。
但對於普通觀眾來說，他所攜帶的精英視角卻不那麼好理解。
他10歲定居北京，從小在京東城區的軍區大院長大，在這裡，他遇到了發小英達，濮存昕等人。一幫青春期男孩沒事就在一起彈吉他、抽菸、聊女人，聊文學，這也構建了他最初的關於世界的認知，讓他在今天后的電影創作中逃不出這個大男孩的影子。
出身不凡的英達後來考上了北大，但姜文卻落榜了，英達請父親的朋友幫他輔導，才考上了後來的中央戲劇學院。而英達的父親英若誠正是當時文化屆的名人，大名鼎鼎的話劇演員。這也就不難理解他的電影為什麼臺詞和表演都話劇味極濃。
也就是說，姜文從小混的是精英圈子。就像王朔、崔健，這些大院子弟確實從小比大多數老百姓有更多的信息獲取量和各種資源，在文藝方面的造詣，走在時代的前列。所以多少都有點高高在上的姿態，思索著這個世界的未來。
姜文拍出來的片子總帶有些隱喻和歷史梗，象徵隱喻要遠遠大於寫實。一般的觀眾看到這些節點會瞬間卡殼，不僅跟不上姜文的黑色幽默，而且還覺得影響觀影的流暢感。
比如他諷刺老蔣愛寫日記，說正經人誰寫日記？寫日記的人說出來的話能信嗎？云云，這種帶有極強隱喻的臺詞需要作者對民國曆史有一定的瞭解，才能真正明白它的話中話。
還有一個歷史梗，是在協和醫院展覽的梁啟超的腎，據說當時梁生病去醫院，醫生診斷後決定割除他的右腎，最後割完了才發現割錯了，原來生病的是左邊的那隻腎。這段公案恐怕也只有平時讀點史看點書的觀眾才能懂他的點。
這樣的諷喻和歷史梗在姜文的電影裡多得數不清，有時候需要刷幾遍才能全部搞懂。他所追求的間離效果，刻意跟觀眾拉開距離，讓觀眾保持理性，但是大部分觀眾進入影院更多是追求一種感性的體驗。這也就間接給一些觀眾造成了文化隔膜和理解隔膜。
正因如此，我們看到的《邪不壓正》看起來是姜文電影，其實是姜文藉助電影向我們展示的一個個人化的“民國舊夢”。
姜文堅信，人只能表達自己。這或許正是我們常常迷失在他天馬行空的藝術世界的原因，每個人都只能看到他想表達給你的那一個切面，你看到了就是看到了，沒看到可能是時間的問題，也可能是這部電影本來就不是拍給你看的。
這種對自我的專注和表達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帶有一定的侷限性和封閉性，姜文自己可能也從沒想過。也無論觀眾喜歡或者不喜歡這部電影，都擋不住他在電影裡放飛自我。就像他在採訪中曾經提到的那樣：只有我高興，觀眾才能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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