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电影剧照/图）
备受期待的《邪不压正》上周五上映，观众的评价却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有的人觉得片子好看过瘾，带有极强的“姜文风格”，没有让自己失望，而大多数观众则表示看的云里雾里，剧情平庸又拖沓，充满导演个人的趣味，观感不佳。
（资料图/图）
这部片子到底为什么不合大多数人的口味，而又被另一些人捧上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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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来厘清一个概念，何谓作者电影？
“作者电影”泛指具有明显个人风格特征的影片，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法国新浪潮运动中提出的一种创作主张。
作者电影大多不是商业电影，而是导演本人的思想情感的反应。许多的商业电影因为考虑到票房市场，电影公司和制片人会参与较多，导演本人的风格会被压制。
最典型的作者电影有贾樟柯的《小武》，当然还有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两部影片都带有导演本身极强的个人风格和情感主张，甚至有点像个人传记，运用大量长镜头和视觉化的电影语言来表达人物的内心。
说起作者电影和普通商业电影的区别，我们看看《我不是药神》和《邪不压正》就只知道了，《我不是药神》的成功和他本身的商业片定位分不开，他最开始就瞄准的是现实题材，普罗大众都会关心的“治病难”的问题，就像片中台词说的，“谁家还没有个病人”，只有真正与医疗体制和贫穷打过交道的人才会懂这部片子中那种心酸和无奈。
中国庞大的患者群体以及大众的就医现状也就决定了这部片子是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再加上片子本身从拍摄到演员到宣传都质量上乘，票房大卖，口碑爆表不难想象。
但《邪不压正》正好相反。这部片子之所以被评“很姜文”，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部“作者电影”，姜文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不会过多地去考虑受众会不会喜欢，那些梗他们能不能看得懂，票房会不会大卖之类的事情，他专注的是在这部影片中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都拍出来，比如花大价钱盖的屋顶，只为了还原一个“屋顶上的北平“，让彭于晏在屋顶上跑酷，谈恋爱，是满足他心中的浪漫幻想。
还有史航饰演的影评人潘公公，只写五个字的影评，正应了他当年说过的“影评人评电影就像太监谈做爱”的观点，算是一个夹带私货的暗讽。
除此之外，许晴饰演的唐凤仪露着屁股打针，被小亨德勒大夫盖上日本人的印章这样的情节设定其实并没有出乎姜文的电影范式，在他之前拍摄的多部作品中，都有关于情欲和肉体露出的镜头，不管是《阳关灿烂的日子》中对米兰圆润丰满身材的特写，还是《太阳照常升起》中那情趣盎然的“隔布摸屁股”，都可以看出姜文对女性足部、臀部的钟情。这似乎成了姜文电影的一个特色，是这个野性的大男人对女性的情欲投射。
姜文作品的这种极强个人风格其实从很早就开始展露。
30岁那年，其处女作《阳关灿烂的日子》一经问世，便技惊四座。这部片子通过马小军这个角色将那个年代青春的成长与躁动刻画得细腻而又生动。马小军执迷于英雄主义,戴着老爸的军功章，在镜子面前耀武扬威，为了引起米兰注意，可以冒着生命危险从高台纵身一跃，这和少时那个叛逆又任性的少年姜文如出一辙。
台湾著名影评家焦雄屏采访姜文时曾问过他，“中国这么多导演，哪个优秀？”姜文答：“现在没有，以后会有。”“谁呀。”“我！”
那时候，姜文28岁，还没拍过一部电影。这种不可一世的狂傲在他之后的导演生涯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大获成功后，姜文拍摄了第二部作品《鬼子来了》。这部作品暗含着浓重的黑色幽默，将抗日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麻木、愚昧和奴性一面突出呈现出来。那一句“大哥大嫂过年好”所营造的喜剧效果很多人都记忆深刻，也构成了对姜式黑色幽默的最初印象。
喜剧的背后是正剧。《鬼子来了》对战争和人性的描摹代表了姜文对“什么是真”的追寻，他第一次用历史的视角对抗着那些以假乱真的“真”，带着骨子里那股执拗、不服输的劲。
40岁的姜文经过漫长的苦涩和挣扎，似乎有所顿悟：爱情总是那么小，人生总是那么卑微，但无论结果如何，命运，太阳依然会升起，不会因为任何事而发生停止，于是有了《太阳照常升起》。
这部片子的背景同样是那个特殊年代，发生在一些男人和女人身上的性压抑。疯妈和唐老师的命运被大时代所裹挟，最终都沦为悲剧。姜文同样用极具感染力的四季的画面、浪漫诗意的配乐，“脚、鞋、枪、天鹅绒、火车“等意象构建了一个压抑又企图突破这种压抑的矛盾世界。
2010年，《让子弹飞》问世，姜文把镜头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推向民国，通过一部麻匪冒充县长上任的滑稽戏描摹了一部“时代”的革命史。这部片子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同时将姜文再次推上了神坛。
在这部影片中，姜文把黑色幽默和戏剧化的影视手法运用到极致，“让子弹飞一会儿”“站着把钱挣了”“没有你，对我很重要”这些经典台词让姜文的硬气第一次超越了电影本身被大家认知，他想用这部影片证明的“站着也可以挣钱”做到了。
于是，他开始玩开了，把自己的想法和态度一股脑地塞到一部电影里，要多飘有多飘，完全把观众放到了一边。这就是后来的《一步之遥》，而这部片子无疑成为了他的滑铁卢。
《邪不压正》作为“北洋三部曲”的终章，更像是对“姜文式电影”的一个总结，荒诞的情节、戏剧化的表演、无处不在的隐喻、对性和暴力的大胆运用都在这部电影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甚至带有一种模版化的套路。
因而，姜文的电影对于姜文的个人影迷来说是一种享受，因为他们本身对姜文式的表达方式足够熟悉，也非常沉迷于姜文构建的那个荒诞不经，又浪漫多情的电影世界，可以在他的电影里持续不断地获得高潮体验。
但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他所携带的精英视角却不那么好理解。
他10岁定居北京，从小在京东城区的军区大院长大，在这里，他遇到了发小英达，濮存昕等人。一帮青春期男孩没事就在一起弹吉他、抽烟、聊女人，聊文学，这也构建了他最初的关于世界的认知，让他在今天后的电影创作中逃不出这个大男孩的影子。
出身不凡的英达后来考上了北大，但姜文却落榜了，英达请父亲的朋友帮他辅导，才考上了后来的中央戏剧学院。而英达的父亲英若诚正是当时文化届的名人，大名鼎鼎的话剧演员。这也就不难理解他的电影为什么台词和表演都话剧味极浓。
也就是说，姜文从小混的是精英圈子。就像王朔、崔健，这些大院子弟确实从小比大多数老百姓有更多的信息获取量和各种资源，在文艺方面的造诣，走在时代的前列。所以多少都有点高高在上的姿态，思索着这个世界的未来。
姜文拍出来的片子总带有些隐喻和历史梗，象征隐喻要远远大于写实。一般的观众看到这些节点会瞬间卡壳，不仅跟不上姜文的黑色幽默，而且还觉得影响观影的流畅感。
比如他讽刺老蒋爱写日记，说正经人谁写日记？写日记的人说出来的话能信吗？云云，这种带有极强隐喻的台词需要作者对民国历史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真正明白它的话中话。
还有一个历史梗，是在协和医院展览的梁启超的肾，据说当时梁生病去医院，医生诊断后决定割除他的右肾，最后割完了才发现割错了，原来生病的是左边的那只肾。这段公案恐怕也只有平时读点史看点书的观众才能懂他的点。
这样的讽喻和历史梗在姜文的电影里多得数不清，有时候需要刷几遍才能全部搞懂。他所追求的间离效果，刻意跟观众拉开距离，让观众保持理性，但是大部分观众进入影院更多是追求一种感性的体验。这也就间接给一些观众造成了文化隔膜和理解隔膜。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的《邪不压正》看起来是姜文电影，其实是姜文借助电影向我们展示的一个个人化的“民国旧梦”。
姜文坚信，人只能表达自己。这或许正是我们常常迷失在他天马行空的艺术世界的原因，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他想表达给你的那一个切面，你看到了就是看到了，没看到可能是时间的问题，也可能是这部电影本来就不是拍给你看的。
这种对自我的专注和表达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封闭性，姜文自己可能也从没想过。也无论观众喜欢或者不喜欢这部电影，都挡不住他在电影里放飞自我。就像他在采访中曾经提到的那样：只有我高兴，观众才能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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