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小時記住三年單詞量”、“籤合同保證提高30分”、“名校老師一對一補課”……
暑假裡，各種補習班廣告滿天飛，價格更是一日三漲，一天百元最為平常，所謂的“名師一對一”每小時千元都難以排上號……
每逢暑期，孩子要不要上“補習班”都令每位家長糾結不已。教育部門禁令愈來愈嚴，校外補課卻愈來愈火，“禁”與“補”的二律背反如此離譜，“中國式補課”彷彿成了一道無解的方程。
記不清哪位哲人說過，“存在即合理”。面對屢禁不止的補課，我以為，我們不能只是一味地“禁”，而是該反思一下其中“存在的合理性”。
大家都知道，學生學習，除了集體上課之外，還有個別輔導，這個輔導，除了在校時間的校內輔導外，還包括非在校時間的校外輔導。當下人們所說的“補課”，實際上是校外輔導的一種通俗說法。而校外輔導，並不是新鮮事，更非我國所獨有。
教育自從出現了學校，自然就分成了兩部分——校內和校外。校外輔導是伴隨著學校教育的出現而出現的，是學校教育的衍生物。在國外，不少國家的孩子放學後也會參加校外輔導。據報道，世界上大部分有數學天賦的學生都來自校外輔導產業發達的國家。世界經合組織（OECD）發佈的2012年國際學生評估（PISA2012）結果顯示，亞洲國家的校外輔導面非常廣，學生參與校外輔導的比例是澳大利亞學生的兩倍。中國上海15歲學生的數學水平相當於澳大利亞18歲學生的數學水平。這個差別，除了學校課程設置的標準及要求不同外，校外輔導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上海大約71%的城市學生會參與校外數學輔導，而澳大利亞的這一比例只有27%，明顯低於OECD38%的平均水平。
這也就是說，校外輔導，並非是一種“不合理”的孤立存在，它是隨著學校教育的出現而出現的，與學校教育相輔相成。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國際教育規劃研究所所長，香港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馬克·貝磊(Mark Bray)把校外輔導比喻成學校教育的“影子”，稱之為“影子教育系統”。他認為，課外的補充性輔導因主流教育系統的存在而存在的；課外輔導的規模和模式隨主流教育系統的規模和模式的變化而變化；課外輔導存在著正反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幫助學生學習，為學生提供與他人交往的機會，增加他們的人力資本，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如限制了孩子的視野範圍、狹隘他們學習內容、僵化了他們的思維方式，甚至妨害孩子的身心健康。
綜上，課外輔導不是獨立存在的，它是學校教育的一種延伸，是學校教育的一種補充，是學校教育的“影子”，只要學校教育存在，課外輔導就會存在。作為學校教育的“影子”，它的目標、內容、形式，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與學校教育一脈相承。換言之，課外輔導追求的價值取向取決於學校教育的目標追求。當下，社會上把課外輔導狹隘甚至異化成了單純的“補課”，讓校外輔導簡單成了學校學習內容的重複學習，正是學校“應試”陰魂投射的“影子”。學校教育的唯分數是瞻，對成績的頂禮膜拜才是導致孩子負擔加重的根本原因，學校應試教育觀念不除，校外惡性“補課”就不會消解。
因此，要切實減輕學生過重的學業負擔，把學生拯救出“補課”的泥潭，僅是單純地禁止“學校”、限制“教師”有償補課是不夠的，關鍵是要釜底抽薪，從本抓起。“減負”不能只在“負擔”的“影子”上下功夫，而是要端正“影子”主人的 “身子”,標本兼治。
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實施真正的素質教育；切實發揮高考、中考指揮棒的作用，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不再單純以升學率評價學校和教師，不再把分數作為學生躍入大學龍門的唯一，讓孩子不再做考試的機器、分數的奴隸，將教育從“應試” 牢籠中徹底解放出來。如是，我們的校外輔導才會摘下“補課”的帽子，輔之以學校教育一道，為社會培養出品德高尚、身心健康、體魄強健、具有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的社會主義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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