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在其著作《史通》中，總結治史者應具備“才、學、識”三長。千年之後，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在其著作《中國哲學簡史》序言中進一步闡釋，歷稽載籍，良史必有三長：才、學、識。學者，史料精熟也；識者，選材精當也；才者，文筆精妙也。這些都是從治學的角度闡發的宏論。
實際上，在社會分工中，立言當學者的只是少數人，大多數人還須幹事創業，為民族為國家立點事功。延伸來看，良史三長：才、學、識，同樣適用於幹事成事。在此，我不妨對三者的次序略作調整：學、識、才，這樣更加符合人類的認知規律與實踐規律。
“學”是認知層次的事。《論語》的首篇是“學而”、首句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荀子》的開篇是“勸學”，幹一件事之前，首先必須學習黨的基本理論、通曉相關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有了豐富的理論素養、充足的專業知識儲備，乃至長於一技或精於一技，就不會說外行話、做外行事。在學習的基礎上，還須重視調查研究。真實的情況、鮮活的經驗，都來自調查研究。只有深入調查研究，才能全面掌握客觀對象的第一手資料，準確把握事情的來龍去脈。通過學習和調研而獲得真知、掌握實情，這是我理解的“學”。
“識”是判斷層次的事。面對同樣的事實、同樣的材料，由於“識”有高低之分，判斷與結論自然就有精彩與平庸、沉穩與虛浮、準確與偏頗之別。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船山說：“道莫盛於趨時。”意指思想在於與時俱進。在幹事創業的道路上，偶然性非常之多，一個偶然的因素，往往可以影響甚至決定事情的成敗。因此，在面對各種偶然性時，保持獨立思考，不盲從、不跟風，促使偶然性組合成必然性，既在客觀上符合時代趨勢，又在主觀上符合個人潛能，方能找準努力的方向。當然，格局大者往往見識高，心裡山高水闊，眼裡天地澄明。當代著名藝術家吳冠中主張“風箏不斷線”，指的是作品好比風箏，飛得再高再遠也不能斷線，因為線的另一端是啟發作品靈感的母體，是人民大眾之情誼。所以，我們在作選擇的時候，既要考慮是否適合並有益於成就自我，更要考慮是否有益於造福他人和社會。
“才”是運用層次的事。在我看來，才至少有兩種：文才和幹才。有文才者，能把文章寫得優美；有幹才者，能把事情幹得漂亮。如何把我們所研判的見識見解和事業規劃，結合社會的需要，結合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落實得更好、呈現得更好，需要我們拿出幹才，善作善成。曾國藩說：“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幹才不僅體現為一種業務能力，同時也蘊含著一種擔當負責的態度。只有敢於擔當，善於作為，方能把事情做對，把事情幹成。
明代著名哲學家王陽明說：“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有意識培養“學、識、才”三長，並有勇氣將“學、識、才”三長付諸行動，付諸實踐，達致幹成事的願景，這才是我們幹事創業的正確打開方式。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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