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歷來崇尚道德禮儀，以“賢”見載史冊，早在西漢時期，就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的美譽（《漢書》卷28）；同時，又以“忠節”之德，被眾多史籍稱讚。東漢名臣虞詡高度評價古代涼州人的忠勇品質，稱：“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涼州）習兵壯勇，實過餘州。”“其（涼州）士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後漢書》卷58）武威人自古受禮儀良俗的薰陶，早在漢代就呈現“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的謙和平易的社會環境，到了魏晉之間，“號有華風，憲章無虧，”道德教化風行隴上。在民間自發產生並流行千年的“涼州寶卷”誦讀和“賢孝”彈唱，發揮了守德、勸善、敬賢、行孝的古代道德教育作用，對古今武威人尚德品性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今日武威民風淳樸，崇德向善，德潤人行。人民勤勞節儉，自強不息，尊老愛幼，倡興仁義，有樂善大氣的精神品格。武威以德治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見義勇為、扶貧濟困等高尚道德行為蔚然成風。
忠貞尚義 代代相傳
一座城市的靈魂，是綿延承襲的文化；而文化的核心，正是道德教化的恪守不輟。翻開史頁，“睢陽”、“安慶”等一批批留名青史的城市，都曾因道義幹雲的歷史事件出名，勾起人們的旅遊嚮往。元代武威人餘闕率領三千軍民，以忠勇、節義互相激勵，困守安慶七年，城破後軍民“相繼赴死”，餘闕被《明史》列為同唐張巡、宋文天祥併名的千古忠節之臣。而在涼州歷史上，貴義秉忠、氣節浩然的古人比比皆是。《甘肅通志》卷21概括古代涼州人的道德操守說：“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涼州。雖居戎域，崇節儉，敦禮讓，質而不野，尚武興文。”
歷史上，在朝代顛覆危亡的幾個重要時段，涼州官吏和士民表現出了忠貞剛烈的道德操守，涼州的重要性屢屢引起中原王朝的重視，“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西漢末年，王莽篡漢祚，涼州牧竇融、涼州太守梁統等人帶領五郡百姓，保境安民，呼應光武帝恢復中原。西晉“永嘉”之亂後，“五胡亂華”，以儒家道德綱常為基礎的封建統治秩序和民族心理結構破壞殆盡，在北方中國，“赤野千里”，惟有涼州刺史張軌及其後代，繼續沿用西晉“建興”年號，奉東晉為“正朔”，崇尚經儒，敦興德治，保護華夏流失文物於河西，使涼州成了史上公認的一塊遠離東晉數千裡的“飛地”。唐代“安史之亂”後，“（涼州）華人百萬皆陷於吐蕃”，但唐末、五代時期，涼州人仍以“華人自號”，杜牧為此歌頌涼州人的忠節：“牧羊驅馬雖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舊五代史》卷138載，後唐天成二年（927），涼州遺民看見路過的使者，舉著中原旌節，“夾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猶念陷吐蕃生靈否？’”在使者的眼裡，涼州人“其語言小訛，而衣服未改”。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涼州社會生活中積澱下了豐厚的“清廉仁賢”的德治底蘊，湧現出了不計其數的尚德名人。東漢武威郡姑臧長孔奮，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清廉官吏。他是史書最早記載的“道德楷模”之一，以道德文章聞名天下的著名經學家劉歆，看到孔奮的言行，感嘆說：“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後漢書。孔奮傳》載：“（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他離任時家無餘資，“單車就路，”涼州人感其清廉，“贈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像孔奮這樣的涼州清廉官吏，代代輩出。
勇武敢直 保衛社稷
文治武衛，是“道”體現在古今中國人身上的最基本的源動力。1917年4月，青年毛澤東在《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一文，論述強健體魄以救國，“體者，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例舉說：“烈士武臣，多出涼州。此數古人者，皆可師者也。”崇文重武，是達“道”致“德”的最直接途徑。自古涼州人尚武以達“道”致“德”，不凌孤弱，亦不畏強暴。《資治通鑑》載，在西晉末年的洛陽街巷上，歌謠傳唱：“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在朝廷社稷危亡關頭，一批又一批的涼州人奔赴遙遠的京洛，打敗了入侵的強虜。為捍衛明朝的北方疆域，抵禦韃靼長達兩百多年的入侵，涼州人毛忠、吳克忠、張達等一代代將領率領家鄉兵，慷慨赴死，枕血沙場。嘉慶九年（1805）四月，臺灣遊擊、涼州人武禹亭帶領120多人固守北汕，面對海寇四天的圍攻，以一當十，殲寇千餘。最後關頭，他跳下炮臺，在潮水中與海寇拼殺，中17刀，為維護祖國海疆主權英勇犧牲。
尚氣節、秉道義是“賢”的重要內涵，古往今來，涼州人“賢於內郡”的史例很多。唐代涼州人段秀實六歲時，母親病重，他急得七天不吃不喝，等母親病情好轉才肯吃飯，當時人們稱他為“孝童”。到他長大後，深沉忠厚，以匡扶道德為己任，慷慨激昂有救天下的志向。他秉承涼州人謙和禮讓的傳統，雖仕至太尉而平易近人，宋代史學家宋祈描述：“段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當面對分裂國家、摧毀社稷的舉動，段秀實又顯出正直、剛烈的品格，勇敢地在大堂之上用象牙朝笏猛擊企圖控制長安當皇帝的朱泚，罵賊不絕口，英勇就義。唐文宗稱讚說：“秀實忠衛宗社，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載凜然。”著名文學家柳宗元讚歎：“自古歿身以衛社稷者，無有如（段）秀實之賢。”
元末武威人餘闕，甘肅歷史上惟一的榜眼郎。他無論治郡，還是治軍，閒暇總是不忘儒德教化，擇品行好的軍人、士子為徒，悉心教授學問，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賢德人才，如元末明初著名詩人戴良、明代開國功臣宋濂等。 1358年，餘闕孤守安慶，率三千羸兵屢次擊退陳友諒大軍的進攻。在戰鬥間歇時，餘闕仍不忘請來郡國學館老師，招集諸儒，在帥堂論學，還命令將士們聚在堂口，一起聽課。他的這種臨危不亂的豪邁氣概，受到了後世人們的崇敬和讚揚。
武威人李閩學於1923年考入北京匯文學校（今北京二十六中）後，不斷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並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3月18日，李閩學同愛國學生一起，手執旗幟，高呼口號，上街遊行，痛斥西方帝國主義的暴行。當他們走到新華門前時，遭到當局鎮壓。李閩學身中數彈，壯烈犧牲。請願隊伍當場死47人，重傷150多人，魯迅的學生劉和珍、楊德群等也在死難者之列。這就是歷史上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被魯迅稱為中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明禮和氣 推崇德教
涼州人對古代傳統道德典籍的推崇，歷史悠久。武威磨咀子6號漢墓出土的《儀禮簡》，反映出漢代武威禮法分明，歷來就崇尚禮儀；18號漢墓出土的《王杖詔書令冊簡》，記載了漢代尊老、養老、敬老制度。這些都見證了武威人生生不息的尚德傳統。
五涼時期，儒家學術大興，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卷123：“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涼州刺史張軌提出：“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這一閃爍著傳統道德“修身齊家平天下”光芒的警語，影響了五涼及北朝、隋、唐涼州人幾百年。宋纖“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太守馬岌贊其“先生人中龍也”。祁嘉博通《經》《傳》，精究大義。“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439年，五涼儒教傳輸中原，為北魏、隋重建封建綱常倫理道德秩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涼州人自古就有“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的謙和平易的禮治傳統。古代涼州人積極吸取佛教經變文中向善、忠正、慈孝的優秀道德元素，唐代以後的涼州民間，自發產生了念唱“涼州寶卷”的全民德教活動，積澱在涼州的各類“涼州寶卷”多達700多個。自西夏始，涼州三絃藝人又借鑑宋元彈評，在勸賢機構的推動下，產生了以勸化百姓行善盡孝的“涼州賢孝”。“寶卷”和“賢孝”作為武威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千百年來，在城鄉廣為流行，使武威人的血脈深處蘊存了賢、孝、善、忠的優秀道德基因。
清代武威進士王化南“好學，至老而不厭”。他山東做官時，每天早起批閱公文，午間處理公事。下午則集合幕僚、儒生、子侄學習，讀經史，談德治。王化南為官以廉潔尚德聞名，為此，百姓編了一首民謠：“王公來，謀民食。浚源泉，汰蠹役。民利興，民害息。公不來，吾誰翼？” 整個清代200多年，民勤盧氏家族崇儒尚德風氣綿延不輟。這個家族不但有道德教化的“教材”，是先祖自編的《四書迴文》，還有“碑屋”，專門刊刻歷代名人訓語、家規。道光年間盧氏舉人盧寶綸曾作文稱：“隆冬日，徹夜燈光熒熒，家人相伴讀。”在如盧氏這樣的許多耕讀家族帶動下，涼州民風淳厚，鄉俗和氣，見載武威各地誌書中的鄉賢、節婦多達千餘人。
崇德向善 弘揚正氣
當代以來，武威道德模範人物層出不窮。民勤宋和村石述柱、古浪八步沙六老漢、涼州長城鎮王銀吉等，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奮戰在治沙播綠第一線，為西部生態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古浪山區教師張福友，以高尚師德獲“大國良師”榮譽稱號；年輕大學生魏玉川捨己救人，被教育部追授為“全國優秀大學生”……在武威這片崇文尚德的大地上，湧現出了很多傳承優秀傳統美德併發揚光大的典範，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樹立起良好的道德風尚，感染、引領著身邊的人崇德向善，弘揚了社會正氣。
尚德，是當代社會人人應當具備的重要品行，這既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應有傳承，也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體現。把尚德確定為武威城市精神之一，就是以此把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美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結合起來，引導廣大幹部群眾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鐫於心、呈於行，弘揚良好的社會風尚，為創建全國精神文明城市增強精神動力。大力提倡尚德精神，使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每個武威市民的自覺行動，不斷增強市民的主人翁責任意識，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凝聚共識、匯聚力量，為武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和道德滋養。
本報記者 李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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