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當代英語小說界最高獎“布克獎”獲獎作品閱讀不多，就粗淺涉獵看，獲獎作品多半對人類在複雜歷史裡的共通處境、人性巨大的情感及道德之力量、生命哲學等議題有不俗且深邃的描繪，也就是說，它們是充滿歷史感和世界眼光、藝術及哲理兼顧的英語小說。比如理查德•弗蘭納根記錄修建緬甸死亡公路的西方戰俘和日本守衛的《深入北方的小路》（2014年獲獎），J.M.庫切描寫身陷性醜聞的白人教授如何一步步淪落到黑人世界一粒塵埃的《恥》（1999年獲獎）。不少作品因其改編成電影而廣為人知，比如石黑一雄的《長日留痕》（1989年獲獎），講述旁觀歷史大事件而不自知的英國忠僕令人心碎的一生；揚•馬特爾對宗教和人性有挑戰性理解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2002年獲獎）；還有通過斯皮爾伯格之手向世界人民普及猶太大屠殺歷史的托馬斯•肯尼利的《辛德勒的名單》（1982年獲獎）。
50年間獲“布克獎”的作品，未必都經得起重審，但最近的“金布克獎”，即“半個世紀以來布克小說獎之最佳作品”、1992年獲獎的《英國病人》，具有前述所有魅力，當之無愧。大部分人都是先被安東尼•明格拉改編的同名經典電影打動，再從原著裡發現更美麗豐富的詩意，更多層面的內涵，更高明的敘事，更原創的語言風格，然後明白，明格拉當年完成的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結果，連邁克爾•翁達傑自己都說那些令人難忘的面孔已取代他腦中具體幻想過的人物形象，拉爾夫•費因斯內斂孤僻卻蘊含極大情感能量的臉，朱麗葉•比諾什感性多思、易受傷害的臉。翁達傑曾表示，後者飾演的角色漢娜是全書最貼近其自身的人。
電影《英國病人》
通俗易懂的好萊塢電影，促成我們先入為主地抓住翁達傑以巧妙剪輯的文字碎片拼貼出的故事主線，降低了閱讀難度：護士漢娜在意大利被戰火摧殘過的廢棄別墅裡照顧被燒傷的“英國病人”艾爾麥西，後者想念著他死去的愛人凱瑟琳；一路尋仇的卡拉瓦喬找到他憎恨的艾爾麥西，卻漸漸陷入後者的故事與記憶迷宮，最終原諒了他；漢娜愛上印度拆彈兵基普，並最終看著他離去……四個主角的內心聲音如四樣樂器，此起彼伏，合奏或獨唱。
明格拉從片段化、非線性的敘事裡剝出一個故事主線是難的，就連用對等的文字轉譯、還原他的文字風格都難。舉個例子，“Above the shins the burns are worst. Beyond purple. Bone.”（脛部以上燒傷最嚴重。極深的紫色。露出骨頭。）一個句子加兩個短語，用最簡潔的詞素描繪一幅畫面，這不是老派作家的語法，譯者要斟酌意譯還是直譯。這是從大量詩歌寫作沉積下來的習慣和風格自信。翁達傑首先是詩人，然後才是小說家，《英國病人》常被比作“長篇敘事詩”。如果我們讀過他最近出版的中譯本詩集《剝肉桂的人》，就會發現他的詩歌很像小說。
《英國病人》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品方: 99讀書人
譯者: 丁駿
出版年: 2012-10-1
這些詩敘事性很強，有的像真實人物小傳，有的又像為寫小說做共情練習，潛入某個希臘神話或歷史人物的境況，模擬他們的口氣、心理，以豐富的意象自白。甚至，他可以寫一個陌生人的死亡瞬間，把慘痛轉化為美。如此，翁達傑的內心是沒有版圖的世界，他可以隨便去哪裡，隨便附身某人。有時，一首詩裡描摹兩個以上人物，並存一處，就產生不同心理、時空層次。他的詩歌裡蘊含寫《英國病人》的一切要素。
比如，四個人物的活動舞臺，是戰火中世外桃源一般的房子。每個人默想或者訴說自己的記憶，記憶連著的四條故事線，影響他們此刻的舉止。講述之間，我們看到層次錯落的心理時空，也看到人物命運的相似與相關。漢娜照顧艾爾麥西的舉止，連著她對未能拯救燒傷致死的父親懷有的遺憾，依偎在父親般的男人身邊，陪伴他度過生命最後的日子，是一種心理彌補。正是艾爾麥西為了愛情，帶領德軍穿越沙漠，使其佔據非洲戰場優勢，間接導致卡拉瓦喬這位戰前小偷、戰時間諜失去手指，失去身份，陷入迷茫。靈魂在不同軀體裡活動，彼此隔離，又互相依存影響，這是生存於同一空間的人類的真實狀態。
翁達傑能化慘痛為美，這使他某些詩意描寫顯得不可思議，例如重度燒傷的艾爾麥西感知自己被當地人救活的過程。人被剝離一切，連身體都已變形，他可能離自然界的風、青草氣息、唾液味道、鳥鳴、從炮洞闖進房間的雨水和月光更近，類似一隻不能動彈的動物。客觀世界的物，映入主觀世界，在人的記憶和想象空間化開，成為內涵豐富的意象。他看到一個長著人類腦袋的桌子朝他移過來，接著發現那是扛著巨大扁擔的人，扁擔上掛著油膏、香水、藥品組成的瓶簾。這個救活他的人的形象，令他想起學童時臨摹的天使長，扁擔即翅膀。翁達傑既描繪了燒傷者回歸童稚的脆弱狀態，又明喻了沙漠中商人醫生的天使職能。從慘境裡提煉出詩是難的，但翁達傑做到了。
如此，我漸漸理解翁達傑說他這種“古怪的小說”是“唯一能敘事的方式”，他深知講述的魅力。語言和記憶，其實是《英國病人》裡另外兩個主角。一個人的記憶，是故事，許多人的記憶，是歷史。每個角色都為故事和講述故事的語言著迷。漢娜為艾爾麥西讀書，沉入《最後的莫西幹人》《巴馬修道院》製造的夢境；卡拉瓦喬認識漢娜的父親，他為了繼續聽艾爾麥西訴說記憶，激動地給後者打嗎啡；基普的記憶連著英國軍營裡的印度兵這一身份，殖民與民族的記憶折磨他；艾爾麥西是在凱瑟琳唸詩歌、讀希羅多德的《歷史》裡弒君娶後得天下的時刻愛上她的……經由記憶和語言，翁達傑賦予這些人物栩栩如生的獨特性，激發我們的同理心、共情力，同時，他與人物保持一定距離，領我們沉思人生和命運。
當然，《英國病人》最讓人慾罷不能的，是電影加強過的兩條愛情線。愛情是戰火裡最美的詩，也是最能模糊人類各種界限的強力。艾爾麥西本身是“穿越國境易如反掌”的沙漠獨行客，他的博學多才和長期孤獨使他自然躍入無視普通倫理及界限的境地。他的國家觀和愛情觀皆異於常人，他“不屬於任何人，不屬於任何國家”，這種強烈的獨立，也是愛人當初離開他的一個原因。他瘋狂地愛上有夫之婦，這是真愛突破婚姻對愛之自由的限制，用機密換取德國人的資源，奔赴“泳者之洞”，信守三年前返回洞中拯救負傷愛人的承諾，儘管他知道對方已死，這是真愛擊穿戰爭中敵對國家間的界限。這事發生在善惡分明的二戰時代，能否以不義之舉行必須之善，是激發本書讀者及電影觀眾無限討論的重大命題。但艾爾麥西不在乎，連生死的界限他都可以跨越，真愛已逝，死亡只是個選擇。他只渴望“走在一個沒有地圖的地球上”。
相對的，漢娜和基普的愛情，沒那麼驚世駭俗，這是戰爭和國家歷史長期摧殘、折磨的兩個靈魂短暫而浪漫的相依。他們的分離，正是艾爾麥西想拋棄的那些界限所製造的不幸事又一樁。翁達傑是大膽的，即便他只願做個私人寫作者，而非公共知識分子，試圖在文本里探索全新的普世價值，依然需要勇氣。
文 | 張閱
本文刊載於2018年07月17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報》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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