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真的是美極了，我從來沒見過這麼美的飯館女招待，像一碗剛端上來的小餛飩那麼清純，像一束百合花那麼幹淨。她看上去和我們差不多大，十七歲，或者十八。後來過了很多年，每當我想到她的時候都會心如刀割。”
在《十七歲的輕騎兵·馱一個女孩去莫鎮》中，路內這樣寫道。
《十七歲的輕騎兵》
路內 著
這是非常路內的句式。在他看來，像清純這樣的“大詞”，只在小餛飩的基礎上方可想象。類似反諷，在《少年巴比倫》《花街往事》《雲中人》中，很容易翻到。
《十七歲的輕騎兵》（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是短篇集，與路內早期創作相似：主人公都是路小路，他一如既往毫無個性，簡單得有如連接符；故事都發生在戴城；都聚焦於青春成長；都有一分可有可無的愛情，那愛情看上去很像解藥，可悲壯地失敗後，發現它不過如此……
然而，《十七歲的輕騎兵》又有不同：少了幾分犀利，多了幾分悲憫，透露出寫作者由青年轉入中年的心態變遷。在《慈悲》之後，路內對時間似乎有了更深的感慨——一切正被歷史沉埋，唯有小說，在打撈著最後的記憶與自我。
所以在《十七歲的輕騎兵》中，沒有抱怨，沒有反抗，只有無奈。
技校生的“異世界”
《十七歲的輕騎兵》聚焦在一批化工技校生身上，他們正逢人生最好的年華，卻沒有了未來——命中註定（其實是考試決定），他們將在硫酸廠之類地方度過此生。
他們無力改變命運，當命運判決時，他們尚不知它意味著什麼，等明白時，一切已經晚了。這世界每個細節都被註釋填滿，任誰也無法挑戰其強大的合理性，可當一舉一動都被賦予意義，還剩多少空間留給具體的人呢？
他們甚至沒有姓名，只有刀把五、花褲子、大飛、老眯、黃毛、大臉貓之類的諢號。名字是屬於陳國真這類兇狠的老師的，或者是李霞、司馬玲等美女的。可即使是司馬玲，也經常會以小蠻婆的名目現身。
躲進諢名中，人便無需對自己負責，則命運強加給“我”的苦難也就變成給“他”的了。
然而，諢名也會綁架個體。“刀把五”為了自己霸氣的諢名，不得不努力扮演著強橫角色，將父親留給他手上的刀疤解釋成黑社會的傑作，當這個秘密被父親“菜刀頭”向其同學揭穿時，“刀把五”暴怒了，一番慘烈鬥毆後，他終將粗胳膊父親揍趴下。
“刀把五”勇猛嗎？當司馬玲的報復降臨時，他又默默吞下了臀部挨刀的羞辱。
在這個被常軌排斥的“異世界”中，再微茫的希望也能掀起波瀾。傻彪因殺了女友，被懸賞5000元通緝。這是一筆驚人的鉅款，足以讓技校生穿著牛仔褲上學（校規禁止學生穿牛仔褲，一次罰款5元），一直穿到畢業為止。
有了這筆錢，多少卑微的愛情會被拯救，多少夢想將被激活？總戴著紅珊瑚手串（該手串後被司馬玲搶走）的丹丹發出“我現在只想離開這個鬼地方”的哀嘆時，她恰好交不起5000元的違約金（技校生需服從畢業分配，否則只有交罰金才能拿到畢業文憑）。
暗戀丹丹的“刀把五”為幫她圓夢，一路猛追傻彪，甚至比市級長跑運動員堅持得更久，直到跑吐了仍不放棄。精疲力竭的傻彪最終落到丹丹男友“花褲子”手上，就在愛與遠方閃出希望之光時，“花褲子”突然大發慈悲，決定放走曾是鄰居的傻彪，結果被一板磚拍暈。暈倒前，他看到32名工人已將他們團團圍住……
“花褲子”在醫院治腦震盪期間，5000元獎金終於發下來了，平均每名工人得到165.25元，沒有“花褲子”的份兒。
哪怕是一瞬間的善良，也沒逃過“異世界”狠狠的嘲諷。
浪漫終將被打敗
在《十七歲的輕騎兵》中，也有“喜劇”，如《十七歲送姐姐出門》。
大學畢業生表姐在車間主任張小拴（一個可以擁有名字的人）的壓力下，痛苦地接受了繁重勞動，好在她還有希望——父母都在國外，她的出國手續正在辦理中。
在塵埃中，瘦弱的奚志常努力照顧著表姐。他是中文系畢業生，他的名字出自《詩經》，可在張小拴的口中，奚志常只被喊成“瘦子”。張小拴想給表姐也起個諢名，便對奚志常說：“中文系的，你過來，你想想看叫她什麼好。”
表姐最終拿到出國手續，卻遇到新的困境：如何才能離開封閉的硫酸廠？關鍵時刻，奚志常挺身而出，通過一系列驚險操作，表姐終於去了上海。
然而，這段“虎口脫險”的戲仿其實毫無意義，工廠根本不會限制表姐的人身自由，她完全可以坦然離開，但奚志常需用“救美”來確認自我。
辛酸的是，這一切最終被當事人主動遺忘。在國外的表姐偶爾會問起奚志常，但誰也找不到他，也沒人認真去找。曾經的熱血、真誠、犧牲，最終被一一拒絕。路小路偶爾還能想起奚志常，只因他帶走了一張老照片，上面記錄著表姐和同學們的青春風采。
在小說的結尾，路內寫道：“是的，她們當然會老，變得像歷史一樣可以被人指指點點，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沒得到那張照片，它被奚志常帶走了而你根本不知道奚志常去了哪裡。”
時間終將打敗一切浪漫，但更可怕的是，太多生命會從你的故事中退出，消失得無影無蹤，記憶因此殘缺，再也無法迴歸完整。
在宏大敘事的覆蓋下，有多少寫作者關注到個體故事的凋零？如果說《十七歲的輕騎兵》中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則絕不來自誇張的情節、凌厲的幽默，而是來自於它的悲憫。它探到了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焦慮：我究竟是誰？
路內對王朔的超越
青春苦悶並非新題材，自郁達夫以後，作家們反覆書寫這一話題。然而，它常落入兩種俗套中：其一是對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大師的庸俗仿寫，將自我假設為道德、真理的代言人，以“塑造完美人格”為藉口抹殺自我。其二是將世界的不完美歸因於父權文化，通過撒嬌、破壞、嘲諷來挑戰它，於是，所有的成年人都成了“妖怪”。而要戰勝它，只能依靠本能，可在“我是流氓我怕誰”的背後，依然隱喻了一個更高級、更美好的世界，之所以沒能達到它，皆因父輩無能，這就又回到用好世界來否定人的思路中。
這兩種俗套看似對立，實為一體，均源於啟蒙主義。
啟蒙主義興起於17世紀至18世紀法國大革命之前，以後逐步覆蓋到整個知識領域，1919年後，它被作為救世良藥引入中國。啟蒙主義給人以向上的力量，但它也虛擬了一個絕對正確的未來。
可問題在於：如果未來已確定，人的意義何在？
路內早期創作很容易讓人想到王朔，然而，70後畢竟是如此獨特的一代人，他們正處在社會轉型的關節點上，此前的神聖已消散，後來的庸俗尚未到達，在意義的真空中，他們突然發現：自己正被青春背叛。
《偷書人》中，“飛機頭”因單戀小書店的女老闆，不斷到新華書店中偷新書給她送去。這是“傷痕文學”常會寫到的故事，而書作為意象，被賦予追求啟蒙的含義。可“飛機頭”的動機不過是青春期萌動，連愛都算不上。
“飛機頭”的把戲最終被拆穿，女老闆被公開羞辱。
路內寫道：“過了一會兒，那些新書，那些偷來的、沒人看的書，一本一本，像搶食的鳥兒一樣從書店裡飛了出來，最後，她砰的一聲關上了門。”
“關上的門”隱喻著關上的心，從此之後，受害者可以坦然地成長為加害者中的一員。從這裡，體現出路內對王朔的超越。
也許可以這樣說：王朔的反抗並沒達成真正的超越，只是用另一種方式接受了枷鎖，路內則超越了反抗，從而更接近了生命的真相——每個人只是在逃命中，最終停在哪裡，只能命運說了算。
在逃命的路上，也有愛的撫慰，但這愛猶如露水，當露水乾涸時，曾經的一切真的發生過嗎？那些傷害，那些疼痛，那些悔恨，還是真實的嗎？
不能不說，至少在真誠這個維度上，《十七歲的輕騎兵》超越了。
文| 唐山
本文刊載於2018年07月03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報》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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