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作為一種十分複雜的政治思潮，在當今世界發生的重大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上都能找到它的影子。民粹主義不僅是影響一些西方國家政治走向的重要變數，同時還發展成為一種世界性的現象和突出的社會政治問題。近年來，以英國公投退出歐盟、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意大利民粹主義政黨上臺執政等事件為標誌，民粹主義不僅對西方國家造成了強烈衝擊，也正在對世界政治的發展發揮著獨特的影響和作用。
民粹主義是西方民主政治發展過程的必然產物。民粹主義的產生和興起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和發展邏輯。民粹主義從19世紀下半葉肇端到現在已有百年曆史，其間曾出現多個時期的發展浪潮。近年來新一輪的民粹主義發展浪潮再次興起，正改變著世界政治發展的光譜。目前，學界較為公認的說法是，民粹主義運動源於19世紀下半葉在歐洲和北美同時興起的俄國“民粹派”和美國“人民黨”的社會政治實踐。這兩場政治實踐興起的根源在於當時的工業革命推動政治、社會、經濟格局的劇烈變化，引發社會自上而下的不公正的轉型，進而造成城鄉嚴重分化和底層民眾極端貧困等問題，導致社會的認同危機，致使民眾對現有社會和政治體制不滿爆發。
民粹主義推崇人民直接統治，強調廣泛政治權利，帶有強烈的道德理想主義色彩，這形成了民粹主義最初的“人民至上”、反對精英政治等標誌性特徵，但民粹主義把“人民至上”異化為可以以人民的名義對任何事物進行整治和道德雙重審判，這使其成為一些精英為達到某種個人目的而採取的政治修辭和動員手段，甚至是被利用來操縱大眾的政治噱頭，導致民粹主義成為異化和危險的政治思潮。 1929年爆發於美國的經濟危機蔓延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導致了1929—1933年史稱“經濟大蕭條”的全球性經濟大衰退。經濟大蕭條加重了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和制度危機。經濟大蕭條重創了德國經濟，這使得揹負《凡爾賽條約》規定的鉅額戰爭賠款的德國雪上加霜，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國內的社會矛盾急劇上升，催生了以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為特徵的民粹主義的流行。希特勒充分利用民眾的民粹主義心理，調動民眾情緒並通過合法選舉手段登上政治舞臺，進而利用民粹主義打出法西斯主義並在全社會進行廣泛的政治動員。希特勒利用民粹主義開展蠱惑人心的宣傳鼓動，在德國社會形成了“反猶”等一系列的非理性和情緒性的浪潮，最終在全民支持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同一時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也是藉助民粹主義的掩護，通過政變等手段上臺執政，進而操縱民意，走上對外擴張侵略的道路。這是民粹主義給歐洲和世界帶來深重災難和重創的典型案例。
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使民粹主義成為推動美國消除種族歧視和推動社會公正的進步力量，成為西亞北非國家的社會改革推動力，成為拉美國家實現獨立和經濟現代化發展的主導意識形態。 在上世紀70—80年代至冷戰結束後，伴隨第三次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社會形態和社會思潮也在持續發生變化，民粹主義再次成為推動社會政治發生變化的重要旗幟。無論是推動“草根美國”的佩羅、意大利“電視民粹主義者”的貝盧斯科尼還是法國的勒龐，均將民粹主義嵌入其政策主張的內核。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此次民粹主義的崛起打破了原有政治思潮中左和右的分野，例如歐洲的民粹主義無論左與右都對歐洲一體化進程表示反對。這一時期的狂飆奔進的民粹主義更多的是表現為對既有體制的破除，在行動和言論上表現得比一般的保守主義更保守，比一般的激進主義更激進。原蘇東國家的瓦解與民粹主義的推動緊密相關，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民粹主義的傳統理想主義在這些國家又遭遇到了現實的無情打擊。民粹主義對這些國家的現行制度的不滿日益上升，對其批評和不滿日漸增多，其反對再反對、抗議再抗議的運動則不斷侵蝕著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穩定的基礎。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傳統國家政府在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的經濟持續低迷、貧富鴻溝日益拉大、民生髮展瓶頸無法解決等方面缺乏良策，引發民眾的強烈不滿和失望。同時伴隨著西亞北非地區的劇烈動盪，大批的難民湧入歐美等西方世界，西方國家民眾受到由此引發的就業、安全等問題的困擾日益加深，對政府作為不力的憤怒日漸激烈。民粹主義思潮和運動在歐洲趁勢而上，認為全球化加劇了經濟發展失衡、財富分配不均、種群文化衝突等問題。它以社會底層民眾支持為依託，煽動種族對立，反對外來移民，鼓動普通民眾與精英對立，不斷提升其影響力。此次的民粹主義思潮發軔於歐美，帶有明顯的反全球化、反體制、反精英的特徵。歐洲的一些民粹主義政黨利用歐債危機後民眾對歐盟的失望，反對本國向歐盟讓渡主權，反對歐盟法律凌駕於本國法律之上。伴隨著法國國民陣線、意大利五星運動等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原本處於歐洲政治光譜邊緣的民粹主義已成為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而當前歐洲許多國家的執政黨為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在其政策中都相應增加了包含民粹主義的內容。同時，歐洲的一些民粹主義政黨刻意迎合民眾不滿情緒，製造社會分裂，政策短視偏激，甚至有發展成極端主義的風險。
這既反映出歐洲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性弊端，也反映出歐洲內部深層次的矛盾。意大利五星運動組閣成功和民粹主義政黨佔據歐洲議會四分之一的議席意味著民粹主義對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將構成嚴峻挑戰。在拉美，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基礎是民眾對傳統政府貪腐無能和懸殊貧富差距日益增長的厭惡情緒。拉美民粹主義者擅長通過廣場集會或示威遊行等方式發動底層群眾，打出反對貪腐和分配不公等空泛但讓民眾心動的口號，利用社會的悲觀無助和失望情緒，煽動民憤，通過選舉等途徑上臺執政。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拉美的民粹主義者喊口號很響，往往把民粹主義視為一幅貫穿於政治生活的裝飾圖案，在上臺執政後提不出切實可行和行之有效的政策舉措，反而利用自身權力，肆意揮霍政府開支，推行高福利政策培植政治基礎，甚至不惜採取不切實際的沒收外國投資等極端政策，造成投資銳減、通貨膨脹，導致社會和經濟走向封閉，民生福祉被嚴重損害。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玻利維亞等拉美國家以民粹主義等為主要干預經濟手段，違背經濟發展規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躑躅不前。他們高舉民粹主義旗號，在經濟發展和國家治理上不遵循基本規律，最終經濟崩潰，民眾生活陷入困境，社會安全陷入混亂。
美國是有民粹主義傳統的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美國，貧富差距日益加劇，財富主要流入少數跨國集團和金融寡頭的腰包，精英和平民之間的鴻溝不斷擴大，全球化帶來的產業分工和轉移導致低技能崗位大量流失，底層和中產階層實際收入增長緩慢甚至還有所下降，中下層民眾的獲得感很少。同時，貧富差距也導致階層固化，優質資源被壟斷，底層民眾實現階層跨越的障礙越來越大。傳統的政治精英不接地氣，注重私利，講求“政治正確”，導致民眾對其喪失信任。而全球化帶來的外來人員流入加重了美國普通民眾的就業壓力和社會負擔，更帶來文化衝突和族群身份認同意識的增強。
特朗普在2016年的大選中利用民粹主義異軍突起成功當選總統。作為對民粹主義支持的回報，特朗普在就職演說中稱要把權力歸還給人民，提出美國優先，承諾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在執政500多天的時間裡，推出了比較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基本建設投資規模，提高進口貨物關稅，加強對美國命脈部門的外資管理，強調美國製造，限制美國企業資本的自由流動，收緊移民政策等。這些舉措都包含著民粹主義的內核。特朗普還置全球化浪潮於不顧，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等國際協議，認為這些是以犧牲美國的就業和經濟為代價的協議和協定。特朗普還退出了伊核協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甚至威脅要退出世界貿易組織。特朗普更是向世界揮起了以保護主義為特徵的民粹主義大棒，向世界主要貿易伙伴提出了加徵關稅的要求，並威脅要與中國展開“貿易戰”。特朗普一系列包含民粹主義的政策不僅攪動著其國內的傳統政治生態，刺激著國內的民粹主義思潮朝著極端的方向發展，而且其外溢效應不斷擴大，已影響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並給國際政治格局的發展平添了更多不確定性。
當前，我國正處於新一輪經濟轉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期，面對民粹主義思潮在全球的泛濫，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充分認識到民粹主義極端化的危害。我們要在堅決摒棄和抵制民粹主義思潮的前提下，高度重視新一輪民粹主義浪潮效應的不斷外溢，防範民粹主義對我國對外開放新格局和和平崛起進程的干擾，尤其是要防範該思潮與我國社會當前轉型期交織發展的各種矛盾的共振而引發的社會不穩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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