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我們稱之為“畢業季”
畢業生們忙著找工作
從此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
……
那麼你現在工作了嗎？
為什麼會從事這份工作？
這份工作你已經做了多久了？
對於這些問題，
廣州市花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韋華生
和我們分享了
他和他的普法30年！
我與普法30年
韋華生
對法律的深刻認識緣於上小學時參加的一次公審大會。那是七十年代的一個秋學期，學校組織師生參加公審大會，桂中的冬天寒氣逼人，但小鎮郊外的公審現場仍人山人海，因為有一人犯被現場執行槍決，所以記憶深刻。“殺人償命”，這或許就是那個年代我們所接受的普法教育吧。
與法律結緣是在1985年，那時我提為正排職幹部剛一年。因為軍校讀的是中專，為進一步提升學歷，我報讀了廣東廣播電視大學法律專業（大專）。報讀時有中文和法律兩個專業可供選擇。如果遵從內心真實想法，我偏向於報讀中文，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積極建設社會主義法制成為時代主題，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我捨棄了學中文的想法。
同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了《關於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定》，開啟了具有啟蒙和掃盲性質的全民普法活動序幕，我正是在“一五普法”期間完成了法律知識掃盲，並取得了法律專業大專文憑。
“一場官司十年仇”，80年代，打官司還不被一般老百姓所接受。我也一樣，認為打官司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特別是鄉里鄉親的，應該以和為貴。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我終究還是打了一場官司。
記得是1989年，我回家探親，父親又跟我提起房子的事。我們家的房子是爺爺解放前置買的，與隔壁鄰居家的房子有一約50公分的三角地帶空地。鄰居房子很窄，經老輩協商同意，將三角地帶讓與鄰居。鄰居便拆掉了其自家的山牆，將桁條搭在我們家的山牆上。隨著時間遷移，老一輩過世，對方後輩認為我們家的山牆為兩家共有。時逢當年村委開展農村住房確權工作，我們家原來的房契遺失了，為順利辦理新證，在協商無果後，父親想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這個問題。
房子的事之前聽父親講過，但訴諸法律的想法我是頭一次知曉，雖在情理之中，但我仍不免心存顧慮。父親是一名中學校長，有這想法不奇怪，但鄰里兩家關係一直不錯，一但打了官司，關係不免僵化。但父親說，不管結果如何，“讓他三尺又何妨”。我還沒有道出自己的顧慮，倒受了父親的一番教育。就這樣，我支持了父親的想法，官司終究還是打了。一審時我出了庭，委託我堂哥為原告，庭前堂哥與對方握了手。縣法院一審將山牆權屬判歸我家所有，市中院二審時卻只將山牆前半部分判歸我們，後半部分判為雙方共有。雖然結果不盡如意，但事情終歸算是解決了，父親心裡很坦然。
沒想到，學了法律後的我竟是用了這樣一種方式運用了法律。經過這件事，法律意識在我內心深深根植，同時使我明白，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是正道。學法用法，在全社會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維護法律的良好風尚，是構建法治社會、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在部隊工作期間，經常有各種形式的普法活動，印象較深的是軍事法院在部隊舉辦的公開庭，有的就是發生在身邊的案件，非常有教育意義。
2006年，我通過了全國高等教育法律本科自學考試，並如願轉業進入檢察機關工作，經過一年辦案部門鍛鍊，我被調整到了政工部門，普法成為我工作的一部分。
11年來，但凡院裡組織諸如“舉報宣傳週”、“檢察開放日”、“送法下基層”等大型涉及普法工作的對外活動，我都有幸作為工作人員參與其中。前幾年，我院開始與高檢院影視中心“法治中國”欄目、南方電視臺“警戒線”欄目等主流影視媒體合作，我作為院裡專職宣傳工作人員負責協調配合，將執法辦案中具有典型性、教育性的案例拍成普法宣傳片，共拍攝《考題迷局》、《劍指六合彩玄機報》、《打擊假藥犯罪》等短片10餘部，在全國20多家電視臺播出。與《今日花都》報合作，開闢法制宣傳專欄，加強普法宣傳。我個人撰寫的宣傳稿件在《檢察日報》、《南方日報》、《今日花都》報等各級報紙上共計發表近百篇。近年來，我院結合檢察職能，按照“誰執法誰普法”要求，建立“檢察官宣講團”，踐行以案釋法制度要求，做到一案一分析，一案一教育，實行平等互動的普法形式，贏得了社會公眾的信賴與支持。
因為在檢察機關工作，平時不免會有人有事請託。怎麼辦呢？我想，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第一，把握一個原則，違反規定的事堅決不能做。第二，在不違反原則的前提下，儘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代為諮詢法律問題，指引通過正常渠道查詢案件等，既幫助了別人，又在不經意間起到了普法作用。
“一五普法”以來，我國的普法活動伴隨著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已走過了整整30年。經歷個人實踐和工作實踐，我感到，經過長期的普法教育，幹部群眾的法律素質明顯增強，單位依法行政的能力與水平普遍提高，但要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普法工作者仍責無旁貸。
普法永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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