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放电影
跟周围的单位相比，我们285大院的设施相当完善，基本上就是一围墙里的小社会，不光有服务社、托儿所、卫生院，还有洗澡堂和上下两层的大礼堂。当时一位老首长戏称：如果部队再建一座火葬场，那么从生到死都不用离开部队了。差不多每周二、周四，大院里都会放电影，一到这时，就是整个大院最热闹的时候。
虽然大院里建有礼堂，但夏天的夜晚，经常在操场上放露天电影。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刚吃完饭我就搬着一堆马扎跑到礼堂前的广场占地方。那时我家就住在大院的七号楼，这是距离我们部队大礼堂最近的一栋楼。因为近，所以每当看电影抢座位都特别方便，跑得快的话，只需要二十秒我就可以从自己写作业的桌子跑到广场第一排。为了给自己家人占据一个较好的观赏位置，小朋友之间还经常发生口角，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第二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偶尔正面的位置被占满了，就去背面。背面人少，看得反而更真切。唯一的缺陷，就是左右手都是反的。不过这没有关系，并不影响我们高兴得一塌糊涂。
七十年代初，可看的片子很少，除了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就是八大样板戏。京剧虽说是国粹，可依依呀呀的唱腔，孩子们实在欣赏不了，总感觉不如战争片来得惊心动魄。于是乎，那战争老片我们差不多都看了二三十篇，不光里面的情节耳熟能详，就连其中的经典台词都张嘴就来。有次我们踢完球口渴，就偷吃附近农民果园里种的甜瓜，结果被人家发现，要我们找父母来赔偿。一发小昨晚刚看完《小兵张嘎》，里面胖翻译官的台词脱口而出：“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何况吃你两个破西瓜。。。”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每人脑袋挨了一巴掌，还被农民跟撵狗似的追得到处乱窜。
那时候中国基本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反映在文化交流上也是如此，除了能够看到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旧电影，对外面世界的现状根本就无从得知，总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被压迫的兄弟姐妹要等待着我们去解放。那时朝鲜的电影业还比较发达，什么《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都很受我们父母们的青睐，每当《卖花姑娘》的音乐响起，台下总是哭声一片。也正因为朝鲜影片的催人泪下，那时的人们把聊聊几部的外国进口影片总结性地归纳为“朝鲜的哭，越南的炮，阿尔巴尼亚的搂搂抱抱”。意思是指朝鲜的电影很煽情，越南的电影很暴力（多是反映抗美的战争片），只有被毛主席成为“欧洲社会主义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它的电影才有点擦边的“小黄色”，从而深受大院青年男女们的欢迎。
到七十年代末，我们大院购进了第一台彩电，就放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里。每到晚上，只要没有电影放映，会议室必定被挤得水泄不通。那时候电视内容非常单调，基本只有中央台一套节目，除了全程贯穿领导接见和会议纪要的新闻联播，只有极少数文革后新拍的电影和刚刚解禁的老片子。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会议室里，我看过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斯琴高娃主演的《归心似箭》，其中的主题曲《雁南飞》脍炙人口，可谓文革后较成功的电影流行插曲。
再后来，刚满十岁才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又在会议室守着那台十九寸电视，看完了新中国引进的首部大型科幻片《大西洋底来的人》。从这部造成万人空巷惊人收视效果的美国电视剧中，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新奇世界。男主角麦克·哈里斯戴的蛤蟆镜，几乎成为整个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时尚，另外他独特的海豚式游姿，也吸引了中国观众极大兴趣。直至今日，有很多人（当然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中老年人）一到水中，还会以他的经典姿势在水中潜行。
随着时光进入到了21世纪，中国的电影业步入空前的繁荣期，继2010年电影市场突破了百亿大关后，2011年全国电影总票房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217.69亿元。电影多了、市场繁荣了，倒不知道看啥好了，从年头到年末走进影院的次数不会超过一巴掌，不但因为日趋高昂的票价，也由于颇为无聊的剧情。想想还是儿时看过的电影印象深，虽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但里面的经典台词仍然耳熟能详，几乎张口就来。其中背得最熟悉的还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中，卫士瓦西里前往乡下征粮前对饿得半死的妻子安慰的话“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很长一段日子里，这句话寄托了我的童年对未来的憧憬和希翼。现在，儿时的很多梦想都变成了现实，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瓦西里对未来准确的判断和预见性。
文：老橡树，大院子弟：神龙推荐
閱讀更多 大院故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