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向改革開放40週年致敬！
中國經濟的新時代：從“縣際”競爭到“市際”競爭
華說
多年以後，當人們回眸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將會清楚地看到，公元2017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新起點，一個新時代的開端。
中國的改革開放，官方的定義，始於1978年，到今年（2018年）恰好是整整四十週年。古人云，“四十不惑”。於今回顧，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清楚而明確：承包責任合約率先在農業出現，幾乎是立竿見影，取得巨大成功；接著，這承包責任合約引入工業，效果令人失望，但催生了“層層承包”的合約安排。承包責任合約和“層層承包”的合約隨後又被引用到有地理界限的地區層面。一九九四年，整齊劃一的17%的產品增值稅推出，以“縣際競爭”為核心的地區競爭制度逐漸成形並浮出水面。張五常在其《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中，詳細解釋了“縣際競爭”制度形成的來龍去脈，並指出這是持續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奇蹟之密碼所在。
制度安排並非一成不變，它總是在不斷的演進之中。明顯地，在改革開放迎來四十週年之際，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正在出現新的變化。而其核心的要點，餘以為，是從“縣際”競爭轉向“市際”競爭。
“搶人”大戰烽火四起
2017年11月23日，地處中原的河南省會城市鄭州對外發布“史上最強”吸引人才政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引才目標：到2020年，集聚100名國內外頂尖人才、3000名重點產業急需緊缺人才、2000名社會事業領軍和專業骨幹人才，新增40000名高技能人才，每年吸引20萬名高校畢業生在鄭創新創業。
為達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目標，鄭州推出了多項力度空前的舉措：
重金獎勵和發放生活補貼：對兩院院士等頂尖人才和國家“千人計劃”“萬人計劃”等國家級領軍人才，分別給予500萬元、200萬元獎勵；對獲得世界技能大賽金、銀、銅牌和優勝獎的選手，分別給予200萬元、50萬元、20萬元、10萬元獎勵。對獲得“中華技能大獎”、“全國技術能手”和“中原技能大獎”的高技能人才，分別給予200萬元、50萬元、20萬元獎勵；對地方級領軍人才、地方突出貢獻人才，分別給予50萬元、20萬元獎勵；對新引進落戶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5歲以下的碩士研究生、本科畢業生和技工院校預備技師(技師)，三年內按每人每月1500元、1000元、500元的標準發放生活補貼。
提供住房及購房補貼：對兩院院士等頂尖人才和國家“千人計劃”“萬人計劃”等國家級領軍人才，提供不超過300平方米、200平方米的免租住房，工作滿10年且貢獻突出的，可無償獲贈所租住房。對符合條件的博士、碩士和“雙一流”建設高校的本科畢業生，在鄭州首次購房分別給予10萬元、5萬元、2萬元購房補貼。
“零門檻”落戶：全面放開對高校畢業生、職業（技工）院校畢業生、留學歸國人員和技能人才的落戶限制。專科以上畢業生、職業（技工）院校畢業生，憑畢業證來鄭即可申請辦理落戶手續。
實際上，鄭州是一個後來者。在此之前，眾多的城市已經向各類人才拋出了誘人的橄欖枝。2017年7月2日，成都出臺 “蓉漂計劃”： 實行全日制大學本科及以上畢業生憑畢業證落戶制度；對畢業5年內在蓉創業的大學生，給予最高50萬元、最長3年貸款期限和全額貼息支持；支持在蓉高校和職業技術（技工）院校根據產業發展需要調整學科（專業）設置，給予最高2000萬元補貼；對國際頂尖人才團隊來蓉創新創業給予最高1億元綜合資助……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為了吸引外地人才到成都找工作，成都專門設立了青年人才驛站，外地本科及以上應屆畢業生來蓉應聘可免費入住7天。
7月1日，南京正式實施《人才安居辦法》。辦法規定：對當地無房且5年內無住房登記信息和房屋交易記錄的六類人才，南京給予每月最少600元的租房補貼，最大可提供150平方米的共有產權房，以解決這些創新創業人才的住房問題。
6月29日，“長沙人才新政22條”發佈：未來五年，長沙將投入百億以上資金，吸引儲備100萬名人才。在長沙落戶並工作的博士、碩士、本科等全日制高校畢業生，兩年內分別發放每年1.5萬元、1萬元、0.6萬元租房和生活補貼，博士、碩士畢業生在長沙工作並首次購房的，分別給予6萬元、3萬元購房補貼。
5月22日，武漢“戶籍新政”實施，18項戶口遷移政策調整，大學生落戶幾乎“零門檻”：按照新規，凡留在武漢創業就業的大學生，畢業3年內無須買房即可申請落戶，博士、碩士人員則可直接落戶。
此外，還有杭州、西安、福州、無錫……如果願意，這個名單可以開得很長。為吸引人才，這些城市開出了越來越多的優惠條件，籌碼一個比一個誘人，大有“亂花漸欲迷人眼”之感。不過，萬變不離其宗，這些城市的引才政策，大抵可以歸結以下幾類：近乎“零門檻”的寬鬆落戶政策、優惠的住房政策、現金補助、就業創業激勵等等。用坊間的大白話說，就是“給戶口、給房、給錢。”
蓋自中國的大學擴招以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每逢畢業季，當數百萬高校畢業生湧入就業市場之時，輿論的話題，便是“史上最難就業季”，年復一年。但進入2017年，形勢為之一變，眾多的城市打開了大門，張開了歡迎的臂膀。是的，公元2017年，一度失落的“天之驕子”——大學畢業生受到了久違的禮遇。
“營改增”收官，增值稅一統江湖
也就是在這一年，一項持續多年的重大稅制改革——“營改增”正式收官。
2017年10月30日，當天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國務院關於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和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的決定（草案）》。這標誌著，在中國實施了60多年的營業稅已然謝幕，原先營業稅和增值稅並行的格局，在經過幾年的“營改增”之後，增值稅終於一統江湖。修改相應的法規，顯然是要將這一稅制改革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加以確認和鞏固。
增值稅的引入要追溯到1979年。當年，國內對開徵增值稅可行性進行調研，並於次年選擇柳州等若干城市，在重複徵稅矛盾較為突出的機器機械和農業機具兩個行業試點開徵增值稅；1981年，試點範圍擴大到自行車、電風扇和縫紉機三種產品；1983年，徵稅地點擴大到全國範圍；1984年，國務院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草案）》。不過，總體而言，在一九九四年之前，增值稅徵稅範圍有限，稅額無足輕重。直至1994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正式實施，增值稅作為主體稅種之一的地位方才得以確立，也由此形成了營業稅和增值稅兩大稅種並行的格局：銷售貨物，加工、修理修配勞務和進口貨物統一徵收增值稅，而對其他勞務、不動產和無形資產徵收營業稅。
進入21世紀，增值稅抵扣範圍進一步擴大。2004年，增值稅在東北三省展開轉型改革試點，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允許抵扣固定資產及相關進項稅額，並採用增量抵扣的辦法。2009年開始，則允許全國範圍內的所有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抵扣其新購進設備所含進項稅額，未抵扣完的進項稅額可結轉下期繼續抵扣。
“營改增”，即將徵收營業稅的行業改為徵收增值稅的稅制改革，啟動於2012年。2012年1月1日起，上海率先在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試點“營改增”，隨後在當年分4批次擴大至北京市、江蘇省、安徽省、福建省（含廈門市）、廣東省（含深圳市）、天津市、浙江省（含寧波市）、湖北省等 8省（直轄市）；2013年，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營改增試點向全國推開，同時將廣播影視服務納入試點範圍；2014年，鐵路運輸業和郵政業在全國範圍實施營改增試點；2014年6月1日起，電信業在全國範圍實施營改增試點。營改增試點由此覆蓋“ 3+7”個行業，即交通運輸業、郵政業、電信業 3個大類行業和研發技術、信息技術、文化創意、物流輔助、有形動產租賃、鑑證諮詢、廣播影視7個現代服務業。
2016年5月1日，“營改增”迎來收官之戰：最後實施營業稅的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納入試點範圍，這四大行業涉及試點納稅人1100多萬，營業稅佔原營業稅總收入的比例約80%。“營改增”覆蓋至這四大行業之後，也意味著有著60多年曆史的營業稅場徹底退出了歷史舞臺。
在長達四年多的稅制改革過程中，為了確保稅負“只減不增”的目標順利實現，財政部、稅務總局出臺了一系列部門規章。有統計數據說，僅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財稅部門就出臺了40多份政策性文件。這些指導“營改增”的政策，在實踐中經過總結完善，最終需要上升為相關法律法規，以保證稅收制度的權威。《國務院關於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和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的決定（草案）》的通過，可以視為“營改增”正式收官在制度層面的確認。
增值稅是因，“搶人”是果
一般認為，增值稅取代營業稅的最大好處，是有效避免了重複徵稅，減輕了企業的稅負。因為增值稅是以貨物或服務的增值額為稅基，應納稅額為銷項稅額抵減進項稅額的餘額，可以環環抵扣，而營業稅以貨物和服務的營業額為稅基，應納稅額為營業額×適用稅率，環環徵收，就會出現重複徵稅的現象。此外，由於增值稅具有環環抵扣的徵抵機制，納稅人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會盡量索取發票，從而有效控制偷漏稅行為。
就稅收本身而言，上述說法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從更廣闊的層面看，增值稅的最大意義，是對生產力的促進。
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中，張五常正確地指出，增值稅的合約本質，是佃農分成：一方面是投資者與縣政府分成，一方面是縣與上級政府之間的分成。在這合約安排下，對縣以及上級政府而言，要有增值稅的收入，首先必須爭取投資者的到來——曾經聽過東部沿海城市一位經濟官員將此概括為一句話，非常的精彩：“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因此，增值稅在一九九四年正式推開之後，中國大地上便掀起了蔚為壯觀的“招商引資”熱潮，各地政府競爭之激烈前所未見。不止此也，在佃農分成合約下，地主對農戶的操作履行的關注，要遠遠超過固定租金合約。道理簡單，因為農戶的操作履行狀況如何，直接關乎地主的收入！也因為如此，引入投資者之後，各地政府不會就此認為萬事大吉，進而袖手旁觀；正相反，作為地主，在提供土地之外，地方政府還會為投資者提供各種服務，不斷地催促投資者儘快開工建設和投入生產以爭取增值稅收入。這是說，增值稅的引進，促成了“縣際競爭”為核心的地區競爭制度，縣與縣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各地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因為這空前激烈的競爭而大幅提升。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和生產力上升的同義詞。
前面說過，相較於營業稅，增值稅的最大特點是“環環抵扣”，避免了重複徵稅，從而有利於分工的展開。分工對生產力的促進和提升，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開篇就通過一個制針廠作了非常形象而生動的闡述：
“我見過一個這種小工廠，只僱用十個工人，因此在這一個工廠中，有幾個工人擔任二三種操作。象這樣一個小工廠的工人，雖很窮困，他們的必要機械設備，雖很簡陋，但他們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針十二磅。從每磅中等針有四千枚計，這十個工人每日就可成針四萬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針四千八百枚。如果他們各自獨立工作，不專習一種特殊業務，那末，他們不論是誰，絕對不能一日製造二十枚針，說不定一天連一枚針也製造不出來。他們不但不能製出今日由適當分工合作而製成的數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連這數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製造不出來。”
亞當·斯密說的是公司內部的分工，分工合作帶來了產量的暴升。如果放寬視野，從整個產業鏈看，不同的公司通過合約串聯起來，形成了一個更為龐大的分工協作體系，進一步大幅推升了分工帶來的產量提升。這是“公司無界”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從財務責任看，公司有界；從生產角度看，公司無界。這樣看，增值稅是特別適合分工複雜和精細的現代工商業的運作，因為環環抵扣不會造成稅負的增加，進而阻礙分工的擴展和深化。增值稅誕生於分工複雜的現代工商社會，不是偶然的。
然則“公司無界”意味著分工永無止境麼？不是的。因為每一次分工，都需要有相應的合約安排（制度安排），也就意味著有對應的交易費用（制度費用）出現。分工的盡頭，是分工帶來的增產利益與交易費用的上升在邊際上相等。這就是所謂的均衡狀態。
說了這麼多，增值稅與一開始提到的各個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這兩者之間有何關係？關係明確：增值稅是因，“搶人”是果。是增值稅全面取代營業稅一統江湖的侷限轉變，導致了各地“搶人”大戰現象的出現。
增值稅，顧名思義，是對新增價值徵收的稅。增值越大，企業繳納的稅收越多，也就是意味著政府收入越高。在增值稅一統江湖的格局下，增值稅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收入構成中的地位，越發得舉足輕重。尤其是在經過數十年的土地出讓之後，眾多的地方和城市面臨著土地資源緊張局面——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已經設定建設用地的“紅錢”，只減不增，增值稅收入對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財政部發布的官方數據說，2016年全國稅收收入中位列前三的分別是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營業稅，其中增值稅40712億元，企業所得稅28850億元，營業稅11502億元。在營業稅被增值稅全面覆蓋之後，增值稅收入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它將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沒有之一。
要提升增值稅收入，就要儘可能提升能夠徵稅的增值部分，因為增值越大，意味著稅基越大，帶來的稅收收入越多。那麼，什麼要素最能帶動物品和服務的增值？當然是知識，尤其是科技知識。知識在哪裡？在人的大腦裡！各地政府慷慨地“給戶口、給房、給錢”爭搶各類人才，就是在爭取裝著知識的大腦。那是最能帶動物品和服務的增值，因而是最值錢的資源！
從“縣際”競爭到“市際”競爭
張五常認為，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最核心的要點在“縣”這一層面，這是解開中國經濟奇蹟的密碼所在。為什麼是“縣”？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中，他這樣寫道：
“中國的地區從上而下分七層，每層由地理界線劃分，下一層必在上一層之內。最高層是國家，跟著到省，到市，到縣，到鎮，到村，最後到戶。這七層是從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約串連起來的。上下連串，但左右不連。地區競爭於是在有同樣承包責任的地區出現，即是同層的不同地區互相競爭。
經濟權力愈大，地區競爭愈激烈。今天的中國，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不在鎮，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縣的手上。理由是：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
……一個發展中的國家，決定土地使用的權力最重要。沒有土地就沒有什麼可以發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運用，其它皆次要。
……競爭的激烈程度決定著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與人之間競爭，戶與戶之間競爭，機構與機構之競爭——傳統的經濟分析，這些是所有的競爭了。中國的情況，是在同層的地區互相競爭，而因為縣的經濟權力最大，這層的競爭最激烈。以我之見，多加了一層競爭是回答我說的‘中國問題’的重要新意。”
說得很清楚，為什麼中國地區競爭制度的核心是“縣際”競爭？因為“決定使用土地的權力落在縣之手”。土地所有權國有，但縣政府掌握著土地的使用權、轉讓權和收入權。從經濟學上說，這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業主。這一點至關重要：為自己乾和為別人幹是兩碼事。作為業主，縣政府是為自己幹（招徠投資者的縣幹部則有一定比例的投資額分賬作為獎勵，幹得好還能升遷），縣與縣之間的競爭因而最為激烈。
對經濟發展而言，最重要的資源是兩種，一是土地資源，一是人力資源。當今之世，人力資源的構成中，沒有疑問，腦力的重要性碾壓體力。上述說過，各地出臺各類政策招攬人才，爭取的就是這些人才的大腦。在科學技術一日千里的今天，一個地區或者城市，人才（腦力）資源的豐富與否，對能否引進科技產業具有決定性。東部沿海的一個大城市去年推出“提升利用外資水平”的一攬子新政。在政策出臺之前，該市遍詢外資企業的意見，其中有一個問題：對跨國公司及其研發中心而言，本地最吸引它們的是什麼？受訪的外資企業不謀而合地給出了同一個答案：“人才的可得性”。
縣能決定土地資源的使用，但對人力資源無能為力。因為決定人才去留的戶口、居住證以及社保政策的調整權力，掌握在市級政府之手（直轄市也是如此）。君不見，在這一輪的“搶人”大戰中，直接上陣的無一不是市級政府！無他，權之所在也。以居住證為例。《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 籍 制 度 改 革 的 意 見》國發〔2014〕25號寫得明白：“公民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到其他設區的市級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領居住證。符合條件的居住證持有人，可以在居住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而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居住證暫行條例》也寫得清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健全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的機制。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發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住房城鄉建設、衛生計生等有關部門應當根據各自職責，做好居住證持有人的權益保障、服務和管理工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為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的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將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所需費用納入財政預算。”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當然是市級政府及其以上政府了。
手頭的一則報道說，在2017年12月初舉行的西安交通大學雙選會上，大連、杭州、天津、瀋陽等近十個二三線城市的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帶隊組團參會，用住房、補貼、科研扶持等一系列優惠政策招攬人才。這樣的一幕，顯示著“市際”競爭之激烈，也不下於“縣際”競爭。是的，栽下梧桐樹，引來金鳳凰。地方政府明白，在爭取高科技企業和產業落戶當地的競爭中，豐裕的人才供應是前提。
卒章顯志。在此總結一下：“營改增”全面收官，增值稅收入成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要提高這收入，就要儘可能提升所在區域範圍內企業的增值能力。什麼樣的企業最具增值能力？當然是科技型企業。科技型企業的出現和引進，離不開豐裕的人才資源，“人才的可得性”是前提。於是乎各地“給戶口、給房、給錢”，“搶人”大戰烽火四起。而又因為決定人才去留的戶口、居住證以及社保政策的調整權力，掌握在市級政府之手，這一層面的競爭最為激烈。這意味“縣際”競爭之後，出現了“市際”競爭。“縣際”競爭當然還在，但隨著土地資源的減少，這競爭逐漸轉弱。
從“縣際”競爭到“市際”競爭，從產業的角度看，即是人們耳熟能詳的“經濟轉型升級”也。也就是說，在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中，中國經濟正在從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製造環節向研發、設計、品牌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環節轉移。
從“縣際”競爭到“市際”競爭，中國經濟的新時代大幕，正在徐徐拉開。
2017年12 月初稿，2018年元旦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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