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向改革开放40周年致敬！
中国经济的新时代：从“县际”竞争到“市际”竞争
华说
多年以后，当人们回眸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将会清楚地看到，公元201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中国的改革开放，官方的定义，始于1978年，到今年（2018年）恰好是整整四十周年。古人云，“四十不惑”。于今回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清楚而明确：承包责任合约率先在农业出现，几乎是立竿见影，取得巨大成功；接着，这承包责任合约引入工业，效果令人失望，但催生了“层层承包”的合约安排。承包责任合约和“层层承包”的合约随后又被引用到有地理界限的地区层面。一九九四年，整齐划一的17%的产品增值税推出，以“县际竞争”为核心的地区竞争制度逐渐成形并浮出水面。张五常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详细解释了“县际竞争”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并指出这是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之密码所在。
制度安排并非一成不变，它总是在不断的演进之中。明显地，在改革开放迎来四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正在出现新的变化。而其核心的要点，余以为，是从“县际”竞争转向“市际”竞争。
“抢人”大战烽火四起
2017年11月23日，地处中原的河南省会城市郑州对外发布“史上最强”吸引人才政策，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引才目标：到2020年，集聚100名国内外顶尖人才、3000名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才、2000名社会事业领军和专业骨干人才，新增40000名高技能人才，每年吸引20万名高校毕业生在郑创新创业。
为达成“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目标，郑州推出了多项力度空前的举措：
重金奖励和发放生活补贴：对两院院士等顶尖人才和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国家级领军人才，分别给予500万元、200万元奖励；对获得世界技能大赛金、银、铜牌和优胜奖的选手，分别给予200万元、50万元、20万元、10万元奖励。对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和“中原技能大奖”的高技能人才，分别给予200万元、50万元、20万元奖励；对地方级领军人才、地方突出贡献人才，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励；对新引进落户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5岁以下的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和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三年内按每人每月1500元、1000元、5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
提供住房及购房补贴：对两院院士等顶尖人才和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国家级领军人才，提供不超过300平方米、200平方米的免租住房，工作满10年且贡献突出的，可无偿获赠所租住房。对符合条件的博士、硕士和“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在郑州首次购房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2万元购房补贴。
“零门槛”落户：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和技能人才的落户限制。专科以上毕业生、职业（技工）院校毕业生，凭毕业证来郑即可申请办理落户手续。
实际上，郑州是一个后来者。在此之前，众多的城市已经向各类人才抛出了诱人的橄榄枝。2017年7月2日，成都出台 “蓉漂计划”： 实行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凭毕业证落户制度；对毕业5年内在蓉创业的大学生，给予最高50万元、最长3年贷款期限和全额贴息支持；支持在蓉高校和职业技术（技工）院校根据产业发展需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贴；对国际顶尖人才团队来蓉创新创业给予最高1亿元综合资助……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为了吸引外地人才到成都找工作，成都专门设立了青年人才驿站，外地本科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来蓉应聘可免费入住7天。
7月1日，南京正式实施《人才安居办法》。办法规定：对当地无房且5年内无住房登记信息和房屋交易记录的六类人才，南京给予每月最少600元的租房补贴，最大可提供150平方米的共有产权房，以解决这些创新创业人才的住房问题。
6月29日，“长沙人才新政22条”发布：未来五年，长沙将投入百亿以上资金，吸引储备100万名人才。在长沙落户并工作的博士、硕士、本科等全日制高校毕业生，两年内分别发放每年1.5万元、1万元、0.6万元租房和生活补贴，博士、硕士毕业生在长沙工作并首次购房的，分别给予6万元、3万元购房补贴。
5月22日，武汉“户籍新政”实施，18项户口迁移政策调整，大学生落户几乎“零门槛”：按照新规，凡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毕业3年内无须买房即可申请落户，博士、硕士人员则可直接落户。
此外，还有杭州、西安、福州、无锡……如果愿意，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为吸引人才，这些城市开出了越来越多的优惠条件，筹码一个比一个诱人，大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不过，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城市的引才政策，大抵可以归结以下几类：近乎“零门槛”的宽松落户政策、优惠的住房政策、现金补助、就业创业激励等等。用坊间的大白话说，就是“给户口、给房、给钱。”
盖自中国的大学扩招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每逢毕业季，当数百万高校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之时，舆论的话题，便是“史上最难就业季”，年复一年。但进入2017年，形势为之一变，众多的城市打开了大门，张开了欢迎的臂膀。是的，公元2017年，一度失落的“天之骄子”——大学毕业生受到了久违的礼遇。
“营改增”收官，增值税一统江湖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项持续多年的重大税制改革——“营改增”正式收官。
2017年10月30日，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草案）》。这标志着，在中国实施了60多年的营业税已然谢幕，原先营业税和增值税并行的格局，在经过几年的“营改增”之后，增值税终于一统江湖。修改相应的法规，显然是要将这一税制改革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和巩固。
增值税的引入要追溯到1979年。当年，国内对开征增值税可行性进行调研，并于次年选择柳州等若干城市，在重复征税矛盾较为突出的机器机械和农业机具两个行业试点开征增值税；1981年，试点范围扩大到自行车、电风扇和缝纫机三种产品；1983年，征税地点扩大到全国范围；1984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草案）》。不过，总体而言，在一九九四年之前，增值税征税范围有限，税额无足轻重。直至1994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增值税作为主体税种之一的地位方才得以确立，也由此形成了营业税和增值税两大税种并行的格局：销售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进口货物统一征收增值税，而对其他劳务、不动产和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
进入21世纪，增值税抵扣范围进一步扩大。2004年，增值税在东北三省展开转型改革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允许抵扣固定资产及相关进项税额，并采用增量抵扣的办法。2009年开始，则允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可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营改增”，即将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的税制改革，启动于2012年。2012年1月1日起，上海率先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营改增”，随后在当年分4批次扩大至北京市、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含厦门市）、广东省（含深圳市）、天津市、浙江省（含宁波市）、湖北省等 8省（直辖市）；2013年，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向全国推开，同时将广播影视服务纳入试点范围；2014年，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在全国范围实施营改增试点；2014年6月1日起，电信业在全国范围实施营改增试点。营改增试点由此覆盖“ 3+7”个行业，即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 3个大类行业和研发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鉴证咨询、广播影视7个现代服务业。
2016年5月1日，“营改增”迎来收官之战：最后实施营业税的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这四大行业涉及试点纳税人1100多万，营业税占原营业税总收入的比例约80%。“营改增”覆盖至这四大行业之后，也意味着有着60多年历史的营业税场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长达四年多的税制改革过程中，为了确保税负“只减不增”的目标顺利实现，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了一系列部门规章。有统计数据说，仅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财税部门就出台了40多份政策性文件。这些指导“营改增”的政策，在实践中经过总结完善，最终需要上升为相关法律法规，以保证税收制度的权威。《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草案）》的通过，可以视为“营改增”正式收官在制度层面的确认。
增值税是因，“抢人”是果
一般认为，增值税取代营业税的最大好处，是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减轻了企业的税负。因为增值税是以货物或服务的增值额为税基，应纳税额为销项税额抵减进项税额的余额，可以环环抵扣，而营业税以货物和服务的营业额为税基，应纳税额为营业额×适用税率，环环征收，就会出现重复征税的现象。此外，由于增值税具有环环抵扣的征抵机制，纳税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尽量索取发票，从而有效控制偷漏税行为。
就税收本身而言，上述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更广阔的层面看，增值税的最大意义，是对生产力的促进。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张五常正确地指出，增值税的合约本质，是佃农分成：一方面是投资者与县政府分成，一方面是县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分成。在这合约安排下，对县以及上级政府而言，要有增值税的收入，首先必须争取投资者的到来——曾经听过东部沿海城市一位经济官员将此概括为一句话，非常的精彩：“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因此，增值税在一九九四年正式推开之后，中国大地上便掀起了蔚为壮观的“招商引资”热潮，各地政府竞争之激烈前所未见。不止此也，在佃农分成合约下，地主对农户的操作履行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固定租金合约。道理简单，因为农户的操作履行状况如何，直接关乎地主的收入！也因为如此，引入投资者之后，各地政府不会就此认为万事大吉，进而袖手旁观；正相反，作为地主，在提供土地之外，地方政府还会为投资者提供各种服务，不断地催促投资者尽快开工建设和投入生产以争取增值税收入。这是说，增值税的引进，促成了“县际竞争”为核心的地区竞争制度，县与县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各地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因为这空前激烈的竞争而大幅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和生产力上升的同义词。
前面说过，相较于营业税，增值税的最大特点是“环环抵扣”，避免了重复征税，从而有利于分工的展开。分工对生产力的促进和提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开篇就通过一个制针厂作了非常形象而生动的阐述：
“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亚当·斯密说的是公司内部的分工，分工合作带来了产量的暴升。如果放宽视野，从整个产业链看，不同的公司通过合约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分工协作体系，进一步大幅推升了分工带来的产量提升。这是“公司无界”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从财务责任看，公司有界；从生产角度看，公司无界。这样看，增值税是特别适合分工复杂和精细的现代工商业的运作，因为环环抵扣不会造成税负的增加，进而阻碍分工的扩展和深化。增值税诞生于分工复杂的现代工商社会，不是偶然的。
然则“公司无界”意味着分工永无止境么？不是的。因为每一次分工，都需要有相应的合约安排（制度安排），也就意味着有对应的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出现。分工的尽头，是分工带来的增产利益与交易费用的上升在边际上相等。这就是所谓的均衡状态。
说了这么多，增值税与一开始提到的各个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关系明确：增值税是因，“抢人”是果。是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一统江湖的局限转变，导致了各地“抢人”大战现象的出现。
增值税，顾名思义，是对新增价值征收的税。增值越大，企业缴纳的税收越多，也就是意味着政府收入越高。在增值税一统江湖的格局下，增值税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收入构成中的地位，越发得举足轻重。尤其是在经过数十年的土地出让之后，众多的地方和城市面临着土地资源紧张局面——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已经设定建设用地的“红钱”，只减不增，增值税收入对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财政部发布的官方数据说，2016年全国税收收入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其中增值税40712亿元，企业所得税28850亿元，营业税11502亿元。在营业税被增值税全面覆盖之后，增值税收入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它将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没有之一。
要提升增值税收入，就要尽可能提升能够征税的增值部分，因为增值越大，意味着税基越大，带来的税收收入越多。那么，什么要素最能带动物品和服务的增值？当然是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知识在哪里？在人的大脑里！各地政府慷慨地“给户口、给房、给钱”争抢各类人才，就是在争取装着知识的大脑。那是最能带动物品和服务的增值，因而是最值钱的资源！
从“县际”竞争到“市际”竞争
张五常认为，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最核心的要点在“县”这一层面，这是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所在。为什么是“县”？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到市，到县，到镇，到村，最后到户。这七层是从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约串连起来的。上下连串，但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有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经济权力愈大，地区竞争愈激烈。今天的中国，主要的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不在市，不在省，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县的手上。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它皆次要。
……竞争的激烈程度决定着土地使用效率的高低。人与人之间竞争，户与户之间竞争，机构与机构之竞争——传统的经济分析，这些是所有的竞争了。中国的情况，是在同层的地区互相竞争，而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层的竞争最激烈。以我之见，多加了一层竞争是回答我说的‘中国问题’的重要新意。”
说得很清楚，为什么中国地区竞争制度的核心是“县际”竞争？因为“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土地所有权国有，但县政府掌握着土地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入权。从经济学上说，这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业主。这一点至关重要：为自己干和为别人干是两码事。作为业主，县政府是为自己干（招徕投资者的县干部则有一定比例的投资额分账作为奖励，干得好还能升迁），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因而最为激烈。
对经济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资源是两种，一是土地资源，一是人力资源。当今之世，人力资源的构成中，没有疑问，脑力的重要性碾压体力。上述说过，各地出台各类政策招揽人才，争取的就是这些人才的大脑。在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今天，一个地区或者城市，人才（脑力）资源的丰富与否，对能否引进科技产业具有决定性。东部沿海的一个大城市去年推出“提升利用外资水平”的一揽子新政。在政策出台之前，该市遍询外资企业的意见，其中有一个问题：对跨国公司及其研发中心而言，本地最吸引它们的是什么？受访的外资企业不谋而合地给出了同一个答案：“人才的可得性”。
县能决定土地资源的使用，但对人力资源无能为力。因为决定人才去留的户口、居住证以及社保政策的调整权力，掌握在市级政府之手（直辖市也是如此）。君不见，在这一轮的“抢人”大战中，直接上阵的无一不是市级政府！无他，权之所在也。以居住证为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 籍 制 度 改 革 的 意 见》国发〔2014〕25号写得明白：“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其他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可以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而2016年1月1日起施行《居住证暂行条例》也写得清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的机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教育、公安、民政、司法行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卫生计生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居住证持有人的权益保障、服务和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的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所需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当然是市级政府及其以上政府了。
手头的一则报道说，在2017年12月初举行的西安交通大学双选会上，大连、杭州、天津、沈阳等近十个二三线城市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带队组团参会，用住房、补贴、科研扶持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招揽人才。这样的一幕，显示着“市际”竞争之激烈，也不下于“县际”竞争。是的，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地方政府明白，在争取高科技企业和产业落户当地的竞争中，丰裕的人才供应是前提。
卒章显志。在此总结一下：“营改增”全面收官，增值税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要提高这收入，就要尽可能提升所在区域范围内企业的增值能力。什么样的企业最具增值能力？当然是科技型企业。科技型企业的出现和引进，离不开丰裕的人才资源，“人才的可得性”是前提。于是乎各地“给户口、给房、给钱”，“抢人”大战烽火四起。而又因为决定人才去留的户口、居住证以及社保政策的调整权力，掌握在市级政府之手，这一层面的竞争最为激烈。这意味“县际”竞争之后，出现了“市际”竞争。“县际”竞争当然还在，但随着土地资源的减少，这竞争逐渐转弱。
从“县际”竞争到“市际”竞争，从产业的角度看，即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济转型升级”也。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中国经济正在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转移。
从“县际”竞争到“市际”竞争，中国经济的新时代大幕，正在徐徐拉开。
2017年12 月初稿，2018年元旦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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