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名編劇吐槽當下影視業，在社交網絡小火了一下。其中有一大段是涉及所謂“小鮮肉”的，他的態度是鮮明的，甚至上升到了“我們國家的審美安全問題”：
在審美上我覺得先進的國家，特別是歐美強力的國家，它一定是有很強的雄性意識，它的男演員很重要，甚至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如果我們國家的主要男演員、最紅的男演員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這會對我們國家的審美安全造成威脅。……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大陸國家，我們不是那些島國。美國永遠是湯姆·漢克斯、達斯汀·霍夫曼，包括像小羅伯特·唐尼這樣的雄性意識很強的，這才是年輕人的偶像。
“上綱上線”了吧？
將“不男不女”和“雄性意識”二元對立隱隱散發著一股冰河世紀的氣息。而且邏輯也有問題，很多優秀男演員都有過“小鮮肉”時期，比如阿蘭·德龍、李奧納多·迪卡普里奧，包括編劇指認的“雄性”楷模小羅伯特·唐尼，太多了。看看他們“顏值巔峰”的畫面，真是一朵鮮花鮮又鮮，但是人家後來依然拿出了很多像樣的作品。不過，編劇的焦慮道出了一個實情，那就是咱們的大銀幕上已經很久沒有“大男人”（“大男主”）的形象了。更“正確”地說，不僅沒有“大男人”，也沒有“大女人”（或“大女主”），並且國內業界對此理解好像有點問題。總體說來，國產“大女主劇”就是將人生智慧等同於在陰冷後宮互相算計，這真的很下流。
狂放與冒犯
無論是“大男人”還是“大女人”，首先都是個“大人”，這其實就是一種象徵秩序。越是“歐美強力國家”,越是需要父權象徵秩序的穩定，尤其是大眾圖像，比如漫威大電影的種種人設。通常這些人設有著突出的男性強悍魅力，是能出來“扛事兒”的人。在很多情況下，他是一個“代父”的形象（有時候是超越人類之上的生父，比如馬龍·白蘭度和拉塞爾·克羅在兩個年代不同版本《超人》中的形象）。
“島國”主流電影中，“大男人”經歷了從三船敏郎、勝新太郎、仲代達矢、高倉健等硬漢明星向如今的渡邊謙、阿部寬、淺野忠信的進化。作為象徵符號的父親雖然外表依舊“陽剛”，但是已經不再強硬，逐漸變得柔軟並嘗試與子輩和解（比如是枝裕和的電影），反而“半島國”電影中的男性日趨暴戾，其殺人邏輯和人設正不斷成為中國年輕導演“致敬”的對象。
由於文化差異，對於中國電影來說，氣質強悍的男演員算是稀缺資源。作為演員的姜文從長相到氣質都和法國老牌演員讓·迦本有些類似，他們都是不算高大卻自帶男性魅力、氣場兩米八的那種演員。他們的氣質都屬於亦正亦邪，卻整體上能給人一種“敞亮”的感覺；他們戲路跨度都很大，能演底層，也能演貴族。在表演方面他們都喜歡挑戰自我（據說姜文曾自薦演程蝶衣）。即便他們演的是一種複雜的“壞蛋”，觀眾依然能感到一種“帶勁兒”的感覺。還記得姜文演的那個李蓮英嗎？而且，姜文和迦本都會在片場指揮導演，而通常他們的越位都是對的。
從這個角度看，揶揄姜文是“中國最後一頭雄性白鰭豚”可以當作一種讚美，然而姜文並不甘於只做演員，他要做自己電影的掌控者，這個問題就複雜起來了。
一個典型的批評是，姜文電影“走腎”。這句話可以從兩個向度理解，一個是批評其作品沒有邏輯，亂噴荷爾蒙；一個是表揚他的電影為國產電影注入了荷爾蒙或男性力度。畢竟，中國的文化土壤難得產出這種氣質的人物。姜文有多“狂”，有多“放”，就會引發多少等量的冒犯與刺激，圍繞他的爭論也往往溢出電影本身，有時候到了人身攻擊的程度。但越是這樣，所激起的荷爾蒙飛濺就越激揚。
到了《邪不壓正》，這種爭論越發兩極化。
衰退或遷移
《邪不壓正》和姜文之前的電影作品相比，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邪不壓正》這個名字和小說原著《俠隱》比起來是句大白話。小說《俠隱》本身，還真是更適合文氣十足的胡金銓去執導。“邪不壓正”更傾向於一種價值觀判斷，但姜文電影中卻沒有西部片式的英雄。唐雨林殺了李東方後自殺；張麻子站著把錢給掙了，好像贏了，其實最後是輸了；馬走日最後生死未卜；藍青峰“佈局布了二十年，最後突然就窮途末路了”，還被打得滿地找牙。這些“走腎”的“大男人”都不“成功”。這也正是姜文電影區別於工業流水線產品的魅力：你用庸常的電影邏輯去批判他，註定行不通，在他的世界裡他是當仁不讓的男一號，用類似“站著把錢掙了”這樣的大旗，確定自己的江湖地位。當然關於這個也有多重的解讀，不過，在這個“大男主”的世界裡他無疑具有控制力：人格魅力、藝術想象力、感染力，都是可控的。
到了《邪不壓正》，他悄然化身為“教父”的身份了，他不再流連花叢，也不比試拳腳，而是不成功地使用了縱橫術，是荷爾蒙的衰弱和減退？
更令人遺憾的是，姜文電影中本來最迷人的那種藝術家的噴薄，在此片中也呈衰退之勢。影評人往往喜歡談論姜文電影與各種傑作，尤其是美國電影的“互文性”。《邪不壓正》也未能倖免，它的確有對科波拉和昆汀的“致敬”。然而這並不算是什麼優點，《太陽照常升起》《一步之遙》同樣也“致敬”了昆汀和科波拉。姜文電影最迷人且最獨特的一點是，他善於展現對生命的覺知。姜文電影中的各種“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正是“鮮花炸彈”，就是用來炸開我們的“覺知”的。當然，是否有效，因人而異。作為電影導演的宗薩仁波切如是評價姜文：“我非常非常喜歡《太陽照常升起》，讓人讚歎，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喜歡，就是特別吸引人，看完後這個電影還縈繞在腦子裡。這個影片把世界顯得很大，我顯得很小。”這種覺知，恰恰是通過他自己的電影語言，而不是借鑑別人的語法來完成的。這種覺知，通常都發生在他被指認為“魔幻”“囂張”“恣意”的鏡頭中。在《邪不壓正》裡，這些時刻卻極少出現。
當李天然在陽光下，老北平青灰色的屋頂上近乎裸體地奔跑，響起帕瓦羅蒂演唱的《偷灑一滴淚》的時候，彷彿找到了那麼些姜文的感覺，但是旋即又消失。是“英雄遲暮”，還是“烈士暮年”？抑或是創作重心發生了遷移？
恐懼或自信
據說，《邪不壓正》是從四個多小時的版本剪成如今這樣的。佩服導演剪輯功力之餘，也時時感到和他以往作品一樣，將引發種種“過度闡釋”；然而一個有意思的電影文本，本來也應該給人提供無限可能的闡釋空間。在這裡需要重點提一下《邪不壓正》開頭的那隻泡在福爾馬林裡的腎。
這可不是一隻普通的腎。它是被尊為“國學大師”的梁啟超被中國最好的西醫醫院協和醫院院長親自主刀、割錯的健康的腎，有病的那隻被遺留在國學大師的體內。這個事件引發了一場先是關於西醫和中醫，繼而上升到國學與西學、新文化和舊文化的大討論。魯迅、徐志摩、陳西瀅，包括梁啟超本人都捲入到這場論戰中。學醫出身的魯迅反唇相譏：“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生。”
放在當下，這場大戰只怕會更熱鬧罷。
彭于晏演的這個李天然活脫脫一個行走的腎。緊緻、賁張，動不動腎上腺素就飆升。演員本身演技確實待提高，但這也是美國大男孩的設定決定的。這種設定本身有很大的Bug：李天然出國時已經13歲了，竟然回來時彷彿一個吃美國牛排長大的ABC，關於中國的基本觀念、認知，包括北京口音，怎麼可能不留下一絲痕跡？要說單純為了展示他的腎好，恐怕說不通。
小說《俠隱》中的李天然是復仇者，為此，他必須有勇有謀，隱起自己。姜文電影裡的李天然更像是在“尋父”。他雖然是孤兒，可是不缺“爸爸”，有美國爸爸（馬大夫），有中國爸爸（師父和藍青峰），日本人和漢奸殺死了中國爸爸，另一箇中國爸爸又殺掉了美國爸爸……他對女人的喜好，也接近於戀母。他的身體鼓滿荷爾蒙，精神上卻沒有斷乳，他的行為也處處證明了這一點。直到完成了對張將軍（虛構的，原型為抗日英雄張自忠）的護送，被揍腫了的藍青峰對他說，“你該去找自己的兒子了”的時候，他方才如同醍醐灌頂，進入了“大男人”的象徵秩序。
進入這個象徵秩序，“腎好”當然是要緊的，更何況，它還牽涉了魯迅式的另一個老問題：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這部電影以盧溝橋事變為時代背景，難免涉及對抗戰、對日寇，甚至對今天“精日”的態度。在這個問題上，拍過《鬼子來了》的姜文其實不用“自證”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他高於一些所謂文人導演，不自我感動，不精神勝利法，什麼“青樓女子自我獻身”。去美化這一套的男人，是男人嗎？而更糟糕的“抗日神劇”之所以綿綿不絕，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這段民族創傷記憶並沒有被好好講述。在“手撕鬼子”的荒誕下，隱藏著的正是深深的恐懼。《邪不壓正》正是一個關於“克服恐懼”的故事，它並不僅僅是一個男孩的成長寓言。
這部影片中最正面的一個形象，“大女人”關巧紅，同樣也需要克服恐懼。這個形象是以民國俠女施劍翹為原型的。孫傳芳將她的養父梟首示眾，不得安葬，施劍翹立誓為父報仇，經過長達十年的準備（包括通過西醫手術放開了纏著的小腳，電影中亦有表現），最終孤身刺殺了孫傳芳。這種安提戈涅式的行動力，也為姜文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增添了力度。通過最寵溺的角色來講這個關於恐懼與自信的故事，誰又能說不是一個寓言呢？
文| 黑擇明
本文刊載於2018年07月20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報》B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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