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某名编剧吐槽当下影视业，在社交网络小火了一下。其中有一大段是涉及所谓“小鲜肉”的，他的态度是鲜明的，甚至上升到了“我们国家的审美安全问题”：
在审美上我觉得先进的国家，特别是欧美强力的国家，它一定是有很强的雄性意识，它的男演员很重要，甚至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如果我们国家的主要男演员、最红的男演员是一些不男不女的人，这会对我们国家的审美安全造成威胁。……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大陆国家，我们不是那些岛国。美国永远是汤姆·汉克斯、达斯汀·霍夫曼，包括像小罗伯特·唐尼这样的雄性意识很强的，这才是年轻人的偶像。
“上纲上线”了吧？
将“不男不女”和“雄性意识”二元对立隐隐散发着一股冰河世纪的气息。而且逻辑也有问题，很多优秀男演员都有过“小鲜肉”时期，比如阿兰·德龙、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包括编剧指认的“雄性”楷模小罗伯特·唐尼，太多了。看看他们“颜值巅峰”的画面，真是一朵鲜花鲜又鲜，但是人家后来依然拿出了很多像样的作品。不过，编剧的焦虑道出了一个实情，那就是咱们的大银幕上已经很久没有“大男人”（“大男主”）的形象了。更“正确”地说，不仅没有“大男人”，也没有“大女人”（或“大女主”），并且国内业界对此理解好像有点问题。总体说来，国产“大女主剧”就是将人生智慧等同于在阴冷后宫互相算计，这真的很下流。
狂放与冒犯
无论是“大男人”还是“大女人”，首先都是个“大人”，这其实就是一种象征秩序。越是“欧美强力国家”,越是需要父权象征秩序的稳定，尤其是大众图像，比如漫威大电影的种种人设。通常这些人设有着突出的男性强悍魅力，是能出来“扛事儿”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他是一个“代父”的形象（有时候是超越人类之上的生父，比如马龙·白兰度和拉塞尔·克罗在两个年代不同版本《超人》中的形象）。
“岛国”主流电影中，“大男人”经历了从三船敏郎、胜新太郎、仲代达矢、高仓健等硬汉明星向如今的渡边谦、阿部宽、浅野忠信的进化。作为象征符号的父亲虽然外表依旧“阳刚”，但是已经不再强硬，逐渐变得柔软并尝试与子辈和解（比如是枝裕和的电影），反而“半岛国”电影中的男性日趋暴戾，其杀人逻辑和人设正不断成为中国年轻导演“致敬”的对象。
由于文化差异，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气质强悍的男演员算是稀缺资源。作为演员的姜文从长相到气质都和法国老牌演员让·迦本有些类似，他们都是不算高大却自带男性魅力、气场两米八的那种演员。他们的气质都属于亦正亦邪，却整体上能给人一种“敞亮”的感觉；他们戏路跨度都很大，能演底层，也能演贵族。在表演方面他们都喜欢挑战自我（据说姜文曾自荐演程蝶衣）。即便他们演的是一种复杂的“坏蛋”，观众依然能感到一种“带劲儿”的感觉。还记得姜文演的那个李莲英吗？而且，姜文和迦本都会在片场指挥导演，而通常他们的越位都是对的。
从这个角度看，揶揄姜文是“中国最后一头雄性白鳍豚”可以当作一种赞美，然而姜文并不甘于只做演员，他要做自己电影的掌控者，这个问题就复杂起来了。
一个典型的批评是，姜文电影“走肾”。这句话可以从两个向度理解，一个是批评其作品没有逻辑，乱喷荷尔蒙；一个是表扬他的电影为国产电影注入了荷尔蒙或男性力度。毕竟，中国的文化土壤难得产出这种气质的人物。姜文有多“狂”，有多“放”，就会引发多少等量的冒犯与刺激，围绕他的争论也往往溢出电影本身，有时候到了人身攻击的程度。但越是这样，所激起的荷尔蒙飞溅就越激扬。
到了《邪不压正》，这种争论越发两极化。
衰退或迁移
《邪不压正》和姜文之前的电影作品相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邪不压正》这个名字和小说原著《侠隐》比起来是句大白话。小说《侠隐》本身，还真是更适合文气十足的胡金铨去执导。“邪不压正”更倾向于一种价值观判断，但姜文电影中却没有西部片式的英雄。唐雨林杀了李东方后自杀；张麻子站着把钱给挣了，好像赢了，其实最后是输了；马走日最后生死未卜；蓝青峰“布局布了二十年，最后突然就穷途末路了”，还被打得满地找牙。这些“走肾”的“大男人”都不“成功”。这也正是姜文电影区别于工业流水线产品的魅力：你用庸常的电影逻辑去批判他，注定行不通，在他的世界里他是当仁不让的男一号，用类似“站着把钱挣了”这样的大旗，确定自己的江湖地位。当然关于这个也有多重的解读，不过，在这个“大男主”的世界里他无疑具有控制力：人格魅力、艺术想象力、感染力，都是可控的。
到了《邪不压正》，他悄然化身为“教父”的身份了，他不再流连花丛，也不比试拳脚，而是不成功地使用了纵横术，是荷尔蒙的衰弱和减退？
更令人遗憾的是，姜文电影中本来最迷人的那种艺术家的喷薄，在此片中也呈衰退之势。影评人往往喜欢谈论姜文电影与各种杰作，尤其是美国电影的“互文性”。《邪不压正》也未能幸免，它的确有对科波拉和昆汀的“致敬”。然而这并不算是什么优点，《太阳照常升起》《一步之遥》同样也“致敬”了昆汀和科波拉。姜文电影最迷人且最独特的一点是，他善于展现对生命的觉知。姜文电影中的各种“美好而狂暴的世界”正是“鲜花炸弹”，就是用来炸开我们的“觉知”的。当然，是否有效，因人而异。作为电影导演的宗萨仁波切如是评价姜文：“我非常非常喜欢《太阳照常升起》，让人赞叹，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喜欢，就是特别吸引人，看完后这个电影还萦绕在脑子里。这个影片把世界显得很大，我显得很小。”这种觉知，恰恰是通过他自己的电影语言，而不是借鉴别人的语法来完成的。这种觉知，通常都发生在他被指认为“魔幻”“嚣张”“恣意”的镜头中。在《邪不压正》里，这些时刻却极少出现。
当李天然在阳光下，老北平青灰色的屋顶上近乎裸体地奔跑，响起帕瓦罗蒂演唱的《偷洒一滴泪》的时候，仿佛找到了那么些姜文的感觉，但是旋即又消失。是“英雄迟暮”，还是“烈士暮年”？抑或是创作重心发生了迁移？
恐惧或自信
据说，《邪不压正》是从四个多小时的版本剪成如今这样的。佩服导演剪辑功力之余，也时时感到和他以往作品一样，将引发种种“过度阐释”；然而一个有意思的电影文本，本来也应该给人提供无限可能的阐释空间。在这里需要重点提一下《邪不压正》开头的那只泡在福尔马林里的肾。
这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肾。它是被尊为“国学大师”的梁启超被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协和医院院长亲自主刀、割错的健康的肾，有病的那只被遗留在国学大师的体内。这个事件引发了一场先是关于西医和中医，继而上升到国学与西学、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大讨论。鲁迅、徐志摩、陈西滢，包括梁启超本人都卷入到这场论战中。学医出身的鲁迅反唇相讥：“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
放在当下，这场大战只怕会更热闹罢。
彭于晏演的这个李天然活脱脱一个行走的肾。紧致、贲张，动不动肾上腺素就飙升。演员本身演技确实待提高，但这也是美国大男孩的设定决定的。这种设定本身有很大的Bug：李天然出国时已经13岁了，竟然回来时仿佛一个吃美国牛排长大的ABC，关于中国的基本观念、认知，包括北京口音，怎么可能不留下一丝痕迹？要说单纯为了展示他的肾好，恐怕说不通。
小说《侠隐》中的李天然是复仇者，为此，他必须有勇有谋，隐起自己。姜文电影里的李天然更像是在“寻父”。他虽然是孤儿，可是不缺“爸爸”，有美国爸爸（马大夫），有中国爸爸（师父和蓝青峰），日本人和汉奸杀死了中国爸爸，另一个中国爸爸又杀掉了美国爸爸……他对女人的喜好，也接近于恋母。他的身体鼓满荷尔蒙，精神上却没有断乳，他的行为也处处证明了这一点。直到完成了对张将军（虚构的，原型为抗日英雄张自忠）的护送，被揍肿了的蓝青峰对他说，“你该去找自己的儿子了”的时候，他方才如同醍醐灌顶，进入了“大男人”的象征秩序。
进入这个象征秩序，“肾好”当然是要紧的，更何况，它还牵涉了鲁迅式的另一个老问题：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这部电影以卢沟桥事变为时代背景，难免涉及对抗战、对日寇，甚至对今天“精日”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拍过《鬼子来了》的姜文其实不用“自证”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高于一些所谓文人导演，不自我感动，不精神胜利法，什么“青楼女子自我献身”。去美化这一套的男人，是男人吗？而更糟糕的“抗日神剧”之所以绵绵不绝，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这段民族创伤记忆并没有被好好讲述。在“手撕鬼子”的荒诞下，隐藏着的正是深深的恐惧。《邪不压正》正是一个关于“克服恐惧”的故事，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男孩的成长寓言。
这部影片中最正面的一个形象，“大女人”关巧红，同样也需要克服恐惧。这个形象是以民国侠女施剑翘为原型的。孙传芳将她的养父枭首示众，不得安葬，施剑翘立誓为父报仇，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包括通过西医手术放开了缠着的小脚，电影中亦有表现），最终孤身刺杀了孙传芳。这种安提戈涅式的行动力，也为姜文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增添了力度。通过最宠溺的角色来讲这个关于恐惧与自信的故事，谁又能说不是一个寓言呢？
文| 黑择明
本文刊载于2018年07月20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B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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