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改編，茅盾文學獎得主畢飛宇曾有經典語錄：“不要害怕改，小說是改不壞的，它又不是《紅樓夢》，小說永遠在你的書架上。”
近日，畢飛宇專程從南京抵京，來到大道戲劇谷，觀看根據自己27年前創作的短篇《男人還剩下什麼》改編的同名話劇的排練。從不干涉改編的他卻一直渴望著排練場的氛圍，“我曾經有一個理想，就是50歲後坐在臺下做一臺話劇和一臺京劇”。於是，看過片段連排後，畢飛宇跳過文學，甚至從導演層面對人物的處理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談編劇
原作者和編劇就像爸爸和女兒，女兒出嫁後，爸爸不能去幹涉她的生活
從《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到《青衣》《推拿》，畢飛宇曾數次面對自己作品的改編。無論電影、電視劇或是話劇，他會去現場，卻從不干預。“我對改編永遠有自豪感，一個人的精神可以影響別人，原著就像踢了別人一腳，成為別人動起來的動因。至於我這腳踢出去會怎樣，我不用去管。編劇從中提取什麼捨棄什麼我都不去幹涉，像不像我一點都不重要。所以我對改編的原則是事先溝通，溝通完撒手。原作者和編劇就像爸爸和女兒，女兒出嫁後，爸爸不能去幹涉女兒的生活。而且對藝術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和自由。我渴望得到的東西也會給別人。”
無論何種改編，畢飛宇始終拒絕自己操刀，“我不自己去改編是因為小說和舞臺及影視的表現方式極不相同。小說靠語言，比如我寫天上的雲朵如何翻滾能寫好幾頁，這讓我亢奮，但對舞臺而言，這樣的描寫卻沒有用。雖然版權費不及編劇費，但做任何事都要找行家去做。改編一定有一部分是超出你的作品的，就像炒股，不賠是不可能的。所以作為原作者，要認可改編好的地方，也必須接受不好的。如果你堅持自己的小說語言，那純粹找抽。話劇中人物的生動性是小說所無法達到的，而我最熱愛的也是話劇改編，話劇改編後小說也會變得奢侈。”
談舞臺
彷彿自己就是上帝，把自己和作品中的人物安排到了一個空間
此次《男人還剩下什麼》的編劇和璐璐沒有禁錮在茅獎作家的光環下，而是腦洞大開地寫了原作中下一代人的婚姻和情感，拉開了時空卻守住了原作的精神內核。看過排練後，畢飛宇表示，“小說的精神元素都在，但更多的是編劇的原創。改編超出我的預料，寫這部小說時我很年輕，但我明白短篇上舞臺也就是一個小品的體量，不能支撐起一臺戲。小說寫的是我們這代人，但在話劇中我們這代人只是影子，編劇把它掛牆上去了。經過改編後呈現的是我們這代人的下一代人的情感。由一代人的故事變成兩代人的故事，我沒有見過這樣的改編，我是吃驚的更是喜愛的。”
在他看來，“小說更多的是隱喻，而話劇最大的特點在於兩個時空，把隱喻落地。作為觀眾，與其關注小說或是話劇，不如去關注兩代人的情感模式。過去三四十年中國的變化非常大，物理世界的變化大，但這出戏是關注人的精神層面有沒有變且幅度如何。”迄今為止，畢飛宇稱無論《青衣》還是《推拿》，面對自己作品改編舞臺劇的首演，他沒有說過一次完整的話。“原因是每次謝幕，我的淚水就忍不住下來。而且我也沒學會一邊哭一邊講話。每到那個時候，都充滿一種神奇的力量，彷彿自己就是上帝，把自己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安排到了一個空間。以前我看到一部電影的原作者和導演相擁而泣，還不理解，但輪到自己，那真是一種超越新婚的感覺。坐在臺下，一陣陣起雞皮疙瘩，就是一分錢不要我都願意過這把癮。”
談語言
年輕時有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才華橫溢，但那是在我罵人的時候
穿上印有自己小說語言“恨時天才、愛時平庸”的T恤，回看自己27年前的作品，畢飛宇稱，“那是我30出頭時寫的對這代人情感模式的總結，之所以寫下‘我們在表達恨的時候是天才，而面對愛卻如此平庸’，是因為年輕時有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才華橫溢，但那是在我罵人的時候。而讚美別人時，我發現自己沒有那麼有才華，後來我又發現，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我一直喜歡看NBA和世界盃。除了比賽本身，我更喜歡那種西方文明背景下，運動員在賽前把最大的自信留給自己，在賽後把最大的讚美送給別人的那種狀態。這是我所渴望的好的生活。所以在和兒子踢球時，我希望他能夠做到在輸球后可以走上前去對對方說‘祝賀你’。”
通達的人格也讓畢飛宇毫不掩飾自己對編劇和璐璐的讚美，“我非常喜歡一出京劇，《蘇三起解》。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文本，是用高度喜劇的方式呈現一出大悲劇，有著悲劇內核，呈現的東西卻喜感十足。外在和內在的不配套、不和諧構成獨特的戲劇美學。而話劇版《男人還剩下什麼》雖然不是極致的大悲大喜，但那種輕揚的喜感是我所喜歡的。”當被問及聽著劇中的臺詞有沒有時隔多年後似曾相識的感覺，畢飛宇調侃道：“這段戲可能在封底後面的那一頁。”
據悉，《男人還剩下什麼》是北京文化藝術基金2017年度資助項目，將於7月4日登臺東宮影劇院（隆福劇場）。首演當晚，畢飛宇將再臨京城參加“演後談”。
攝影/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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