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演義小說和戲曲的影響，很多人以為，明朝開國第一文臣是劉伯溫。
的確，劉伯溫算是很牛叉的一個人，並且在朱元璋打天下過程中立過不少汗馬功勞。
但很可惜，明太祖朱元璋所冊封的明朝開國第一文臣並不是劉伯溫，而是李善長。
我覺得，李善長的才能是遠不能和劉伯溫相比的。
很簡單的例子，劉伯溫小時候就有“神童”之譽，十二歲就考中了秀才。本來，劉伯溫十六七歲時，就具備了考取舉人的才力，但當時元朝有規定，所有考生必須到二十五歲才可以參加鄉試，所以，劉伯溫只好遊訪尋找《六甲天書》、《奇門遁甲》等書，將精力投放其中，以打發時光，耐心等待二十五歲的到來。但等好幾年，在二十二歲那年，實在等不了了，就作弊，虛報了歲數，自稱已到了二十五歲，參加鄉試，果然一舉考取了舉人，改年，參加會試，又考中了進士。可以說，劉伯溫是元朝最年輕的舉人、最年輕的進士。
而李善長雖然“少讀書”，但也不過是個鄉野間的小知識分子而已。
當然，學歷並不完全代表才華和學歷。
如“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文長（另兩人是解縉、楊慎），身上也沒有什麼功名，但書法、繪畫、文采以及軍事謀略都是超一流水準。
但李善長的學歷是基本可以和他的能力對等。
再舉個例子。
龍鳳大年(1366年)閏五月，陳友諒一方面約張士誠夾擊應天，另一方面自己親率大軍以雷霆萬鈞之勢東下。
值此危難關頭，諸將惶惑，束手無策。
劉伯溫卻胸有成竹，勸朱元璋“伏兵邀取之”，並在此基礎上，獻上康茂才詐降誘敵的妙計。
當時的李善長一臉懵逼，恨不得拉著朱元璋的衣角，愣愣追問：“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
朱元璋不得不耐心向其解釋：“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
劉伯溫以康茂才詐降誘敵，是想提前結束與陳友諒之間的決戰，如此簡單的戰略思想，李善長卻如此大惑不解，可知其才學貧乏到了何種地步。
再比如，龍鳳十二年七月，朱元璋準備要猛力攻滅張士誠了，李善長卻擺出一副後世諸葛亮的架勢前來強勸，說：“（張士誠）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士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面對如此淺薄無知的下屬，朱元璋忍不住啐罵道：“彼疆域日蹙，長準東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
我們看《三國演義》，魯肅過江來索還荊州，劉備只管不斷向諸葛亮求教：“子敬此來何意”、“何以答之”、“此是何意”、“如之奈何”。而周瑜設假道收荊之計，“孔明大笑曰：‘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劉備又一再追問“此是何意”、“又問如何”。
但到了朱元璋和李善長這裡，情形反而倒了過來，讓人忍俊不禁。
說到了這裡，問題來了，李善長既然如此不濟，劉伯溫卻又如此高明，為什麼第一文臣卻是李善長而不是劉伯溫？
有三個地方，劉伯溫是比不了李善長的。
一、朱元璋有著濃厚的鄉土、宗族觀念，認為那些同自己有著鄉里、宗族關係的淮西將臣，才是最可靠的心腹骨幹。劉伯溫是浙東人士，而李善長是朱元璋的同鄉。
二、李善長從龍時間很早，是朱元璋手下骨灰級的追隨者。李善長四十歲那年，劉福通發動了農民大起義。李善長聞風而動，很想在亂世中撈一把，前去投奔，但沒有和劉的隊伍接洽上，遂“攜幼子避地池陽(滁州)”。至正十四年(1354 年)春夏間，朱元璋帶兵攻打滁州，李善長穿上一身嶄新的儒士袍服，飄飄若仙，在道旁求見。朱元璋一下子被他的隱士造型所吸引，就勒馬詢以平定天下之策。李善長搖頭晃腦，勸朱元璋效法漢高祖劉邦“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其實，這也不是什麼過人之見，但當時的朱元璋讀得書少，身邊也沒什麼文士，就點頭稱“善”，命他為掌書記。話說回來，李善長也並非一無是處。他到了朱元璋身邊，就替朱元璋打理了大部分的後勤事務。相比之下，劉伯溫是龍鳳四年（1538年）朱元璋攻打處州時才和朱元璋相識的。當時，朱元璋在宋濂的推薦下派人去請劉伯溫。劉伯溫一時還看不出朱元璋的王者之相，匆匆一晤便告辭而去。而等元朝瀕臨滅亡，各路勢力已逐漸消亡，才在處州總制官孫炎的勸說下重新投入朱元璋帳下。
三、與劉伯溫的“先辭後投”不同，李善長對朱元璋，那是“從一而終”，跟隨朱元璋下滁州、和州，進克太平、應天，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在滁州，郭子興一度想將李善長調入元帥府做自己的助手，李善長向朱元璋哭訴，朱元璋無可奈何地嘆：“主師之命，弗可違也!”但李善長還是堅辭弗就，表現了對朱元璋的忠心。不難看出，從龍過程中，李善長表現出來的忠誠度遠遠高於劉伯溫。
鑑於以上幾點，朱元璋明明知道李善長“無汗馬勞”，還是以“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為由，於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授李善長為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大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予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當時獲封公的，徐達、常遇春子茂、李文忠、馮勝、鄧愈及善長六人。李善長位第一，制詞比之蕭何，褒稱甚至。
世人也因此讚譽李善長為“明朝的蕭何”。
世上稱李善長為“明朝的蕭何”，而朱元璋也親自說過劉伯溫為“吾之子房”，把劉伯溫說成是自己的張良。
並且，曾在洪武元年(1368 年)五月，朱元璋前往汴梁( 今河南開封)部署攻取大都(今北京)的作戰行動，特意留劉伯溫和李善長共同管理應天，“切聽便宜行事”。
由此可見，劉伯溫在朱元璋心中的位置一度與李善長相當。
但是，這次留守應天，劉伯溫卻與李善長結下了樑子。
當時的劉伯溫授御史中丞職務，意氣風發，聽說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有貪縱之罪，便興沖沖地進行嚴辦。
李彬是中書省左丞相李善長的私人，李善長護短，請劉伯溫緩治李彬之獄。
劉伯溫鐵面無私，雷厲風行，借祈雨之機將李彬斬首。
李善長恃寵生嬌，容不下這口惡氣，惡人先告狀，對朱元璋說劉伯溫在壇土遺下殺人，是“專恣”，是不敬之舉。
前面說過了，劉伯溫是浙東人士，朱元璋本來就對淮西集團之外的人不那麼看好，經過李善長這麼一挑唆，劉伯溫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就迅速下滑了。
後來，又發生了劉伯溫祈雨不成的事，最終，朱元璋封功臣時，劉伯溫僅被封為位列於公、侯之下的伯爵位：誠意伯。
不過，李善長後來因胡惟庸案獲罪，身上背上了巨大的汙點。因此，明中後期，劉伯溫的地位得到提升，被朝廷稱為“開國文臣第一”。
在後來的演義小說、評書、戲曲裡，劉伯溫逐漸被推上神壇，成為了堪與三國謀臣諸葛亮遙想呼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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