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重回清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很多文人都曾收到國民黨的邀約。錢鍾書和楊絳也不例外。尤其是錢鍾書，臺灣大學聘他做教授，香港大學請他做文學院院長，英國也有學校請他做講師，他都婉拒了。
他說：“那是胡蘿蔔。”
他不願受“胡蘿蔔”的引誘。他也愛自己腳下這塊大地。不捨離開。
後來，經歷了那麼多苦難，有人問他們，有沒有後悔曾經的決定？楊絳回答：“沒有什麼後悔的，人活著不一定全是為了享福。”
正如當初國難時他們義無反顧地回來一樣。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楊絳夫婦受到清華大學的聘請，請他們任外文系教授。
但當時有個規定，夫妻不能在同一所學校任專職教授，楊絳把專職給了錢鍾書，自己做了兼職教授。兼職的工資很少，按鐘點工結算。楊絳自稱自己為“散工”。
後來清華廢了這舊規矩，聘請楊絳任專職教授，她還是願意做“散工”，實則是為了逃避開會。
婦女開學習會，她不參加，因為她不是家庭婦女；教職員開學習會，她也不參加，因為她不是專職，只是“散工”。
然而她這“散工”，卻並不比專職教授教得課少，後來甚至還應要求，多增設了兩門課。
02受冤屈
1951年，“三反”運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被稱為“脫褲子”“割尾巴”或“洗澡”)開始，知識分子則是思想改造的運動，分為三個階段：思想動員階段、醞釀討論階段、聲討控訴階段。
楊絳多年來一直秉持低調的作風，不問世事，一心只想做個賢妻良母。本以為可以安然通過這三個階段。沒想到，前兩個都一次通過，控訴階段時，一個女學生跳出來對她歇斯底里地控訴。
說她上課不講工人，只講戀愛；戀愛就應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教她們即便結婚了，也應當談戀愛。
可是，這個學生既不是自己班上的，自己也從未見過她。
震驚過後，楊絳便木然了。呆坐那裡，波瀾不驚，不聞不問。
那天回到家，她安慰自己：“假如我是一個嬌嫩的女人，我還有什麼臉見人呢？我只好關上門上吊啊！季布壯士，受辱而不羞，因為‘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我並沒有這等大志。我只是火氣旺盛，像個鼓鼓的皮球，沒法按下凹處來承受這份羞辱，心上也感不到絲毫慚愧。”
想過之後，也就釋然了。
第二天，她特意穿鮮豔的衣服，精心梳洗，專挑人多的地方去。她要看一看旁人是如何對待她的。
還好，有些人雖然會避開她，但並沒有怎麼樣。
不久後，《人民日報》刊登了她的事。看到這則消息，她是淡然的：“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隨他們怎麼去想吧。人生在世，冤屈總歸是難免的。”
03被剃“陰陽頭”
1966年，楊絳和錢鍾書遭到監管。
當時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方式有很多。“剃陰陽頭”是其中一種。就是把頭髮剃成一橫一豎兩道，像一個“十”字。
有人向給他們剃頭的姑娘求饒，倖免被剃。但楊絳是做不來這樣的舉動的，她就一動不動任憑他們剃掉了她的頭髮。
回到家，錢鍾書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反倒是楊絳淡然地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吧”。她還真想到了辦法，找出了幾年前錢瑗剪下的兩條辮子，熬了一夜，做了個粗糙的假髮套。
第二天，她就戴著這髮套出門了。
剛上公交車，就被售票員認出來，對著她大叫：“你這黑幫，還想上車？”楊絳說：“我不是黑幫。”乘客們都好奇地看著她，她一時不知該做何解釋，說自己是牛鬼蛇神？權威？學者？……哪個都不妙。於是，她忍著無數異樣的目光，不發一言，堅持到了下車。
只是後來，再也不敢乘坐公交了。上下班全靠步行。
04掃廁所
那時的“運動”就是顛倒一切，原來打掃廁所的小劉，現在是監督文學所全體“牛鬼蛇神”的領導，而楊絳他們，則被安排做小劉原先的工作。
楊絳仔細看過兩間汙穢不堪的廁所後，準備了小鏟子、小刀、又用竹筷子和布條做了個小拖把，還有汙粉、肥皂、毛巾、小盆等，放在廁所。沒幾天，原先汙穢的廁所一塵不染。
後來，翻譯家潘家洵的夫人對楊絳說：“人家說你收拾的廁所真乾淨，連水箱的拉鍊都不見一丁點兒的灰塵。”
楊絳說：“小劉告訴我，去汙粉、鹽酸、墩布等等都可向她領取。小劉是我的新領導，因為那兩間女廁屬於她的領域。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好的領導。她一眼看出我的工作遠勝於她，卻絲毫沒有忌妒之心，對我非常欣賞。每次向她索取工作的用具，她一點沒有架子，馬上就拿給我。”
她甚至覺得，這是一份好工作。因為掃廁所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可以躲避紅衛兵的“造反”，可以銷燬“會生麻煩的字紙”，可以享受向所未識的自由，看見不喜歡的人可以待著臉不理，甚至可以瞪著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決沒有人會責備我目中無人，因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
身處那樣的亂世，一個曾經受萬人景仰的教授，受到如此待遇，還能保有這樣的心態，說這些極具幽默感的話，不能不讓人佩服。
05既來之，則安之
1969年，楊絳與錢鍾書與一大批知識分子被集中到一起生活。
沒過多久，錢鍾書被安排下幹校，而楊絳被安排到挖防空洞的地方，還要把書運進去。楊絳身體嬌小，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大好，這份工作做起來很是吃力。
幸運的是，她平時為人和善，樂善好施，很多人都曾經接受過她的幫助，有人看到她做這份工作時的“力不從心”，便過來幫她。她提出幫對方織一套毛衣作為報酬，但對方執意不受，說只是不忍看她一人受苦。
在那樣一個人心惶惶的年代，還能得到這樣的幫助，實屬難得。這也與楊絳平日的和善是分不開的。而她得到幫助後還想著力所能及地回報，也實屬難得。
不久，楊絳也被下放幹校，守菜地。
正好錢鍾書做幹校的“信差”工作，要經過楊絳的菜地。他們便可經常在菜地邊聚一聚。楊絳說：“我們老夫婦就經常可在菜園相會，遠勝於舊小說、戲劇裡後花園私相約會的情人了。”
那樣的環境下，這樣的一番話，恐怕也只有楊絳能講出來了。無論多麼糟糕的境遇，她總能保持淡然的心態。既來之，則安之。
甚至在那樣的環境下，她還堅持創作。她把幹校的種種經歷記下來，創作了後來膾炙人口的《幹校六記》，用樸實的文字生動地記錄了當時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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