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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效的生涯輔導不僅可以提高其自信心、增進人際技巧與他人互動關係，從而在生活上獲得獨立自主能力與成功經驗，真正成為社會成員之一（林幸臺，2006）。而團體諮商是一種經濟、有效的諮商形式，且為學校、醫院、各種助人相關單位所普遍運用。
理論上，團體諮商可以設計來滿足各種特殊群體的需求(Corey，1990)。身心障礙者在以往的學習中較趨向個別化，即使在融合教育中也常被同儕排擠，顯得團體同儕經驗不足，而團體諮商實為提供另一個學習的管道，尤其是同儕間的彼此支持與學習。
國外研究也指出針對身心障礙者所做的團體諮商，發現不僅可以讓成員釐出較具體的目標，他們彼此之間產生利他的互動，並學習認清自己是有能力、可以貢獻的(Stewart & Bhagwanjec, 1999)。
猶記自己在帶領身障團體過程中，有不少的感動其實是來自於成員們彼此的分享與鼓勵，有時由成員來討論，反而更加地真實，以他們自己的角度出發，實在地貼近成員的心聲！
在國內的諮商臨床經驗中，發現在進行身障者的成長團體時，當事人愈能接受自己與他人不同時，其與周遭他人的關係、對於自己生活與未來的安排與期許就呈現較為正向的願景（邱珍琬，2006）。
研究中也認為團體生涯諮商對於弱勢及身心障礙者族群特別有效，因為他們多半可以從團體成員及帶領者獲得自我洞察及鼓勵(Karen,1997)。團體工作模式一方面使得成員可有仿效的機會，另一方面也讓彼此得到反饋。
可顯見團體諮商對於身障族群有相當正向的效果，可在彼此的支持中學習到新的能力、獲得力量。因此透過團體諮商模式，應該也能適用於身心障礙者生涯諮商團體。
再進一步查詢「全國博碩士論文信息網」（國家圖書館，2009），以「團體諮商」為關鍵字，在92篇實證研究中，扣除非相關7筆，計有85筆團體諮商的博碩士論文，當中僅2篇與身心障礙者有關（自閉症與病友團體），多數為針對在校學生行為或情緒問題的研究（生涯主題也僅為6篇，且皆非針對身心障礙者），可顯見多數研究仍是以非障礙者為主要對象，針對身心障礙者的團體諮商研究仍甚少。
二、生涯諮商理論的內涵與哲思
生涯最先強調的重點在於工作訓練，因此也較重視提供職業訊息的、測量職業興趣，如美國全國職業輔導協會在1937年將職業輔導定義為「協助個人選擇職業、準備就業、就業安置、及職業適應的歷程」（吳芝儀，2005）。
而生涯輔導一詞於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初期大量出現於西方文獻（張德聰、黃正旭、林麗文，2001），此時的生涯關注已不同於早期的職業輔導的服務重點，而是以較廣泛包含了工作、家庭、休閒娛樂等為個人一生的發展。
將生涯解釋為人際歷程，期待運用諮商的模式來協助任何有生涯發展難題的個人。不過即使職業輔導已存在近百多年，但生涯諮商在身心障礙相關研究中，仍為較新的概念(Fabian & Linesener, 2005)。
金樹人（1997）指出：生涯諮商是指透過一對一或團體的方式，由專業人生涯諮商人員協助個人克服和生涯準備、生涯試探、生涯選擇、與生涯適應有關的困難與問題，袪除情緒與認知上的障礙，達成生涯角色、工作角色與各種生活角色之間的融洽和諧，以增進個人的生涯發展與生活適應。而接下來則介紹近代生涯理論各學派說法：
（一）結構理論：
認為人的特質是有限的，其特質可以與工作做適合的配對。
1.以Parsons的特質—因素理論（trait-and-factor theory）最具代表性，主張職業輔導先探究個人，再探究職業，然後將個人與職業相配即可完成適配性；
2.Holland的「職業人格與工作環境理論」認為自己對自我的觀點與想法，與職業偏好間的一致性，提供人自我實現與持續生涯型態的最佳途徑。
因此將人分成六種個人風格（實用型、研究型、社會型、藝術型、企業型、事務型），並找出應對的工作環境，來預測一個人的職業行為，其觀點是藉著評量職業興趣，從這些類別可以預測一個人的人格特徵（金樹人，1991）。
Holland 的理論架構完整，廣受生涯諮商工作者的使用。
然而林幸臺（1999）指出，該理論忽略社會因素及環境變項。雖將職業評量的影響推廣大眾化，唯也得注意此類型的測驗較缺乏考量社會、機會、環境等生態因素，如對先天致殘者而言，因對工作世界的經驗缺乏，易造成作答上的限制。
而評量工具較少考慮個別的輔助與職務調整的需求。因此目前就實務而言，甚少為單一參考，而是屬於整體評量中的一環。但若能加強其障礙對個案的影響為何，並做適當的修正，如輔助科技的使用，仍是為生涯諮商實務的良材。
（二）發展理論
認為人生有各個不同發展階段的特徵與發展任務，如求職的人各有不同的工作準備度。此理論以Super的生涯發展理論最具代表性，將理論簡化成生涯彩虹的概念，用圖代表人一生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並將人生分為成長、探索、建立、維持、衰退等五個時期。
其中「生涯成熟」是指個人面對生涯發展任務的準備度，是一個人在生涯發展過程中，從自我探索到衰退此一連續體上所達到的程度，因此個人在因應生涯發展時，須具備的能力包括有知識、自我瞭解與態度等能力與行為。
且有可能在一個或多個階段中循環，則稱為小循環。其所提供的發展的階段為生涯行動與態度形成架構。而拱門模型（archway model）則描述一個人在一生中所經歷的不同角色，說明在心理上、生理上、及社會經濟上的決定因素如何影響生涯的發展。
此部門則加強除個人因素外，增加不少外在因素的考量，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甚有效益。
Super為少數較早注意到身心障礙者生涯發展的專家學者，認為身心障礙對大部份的職業而言會形成阻隔現象，而自我概念是生涯發展的重要，因此協助障礙者在多方面的探索中，發展切實的自我概念，是生涯諮商實的要務（林幸臺，2006）。
此部份也讓一向偏向評量測驗導向的障礙者生涯諮商，開始邁入身心障礙者的內心世界，鼓勵加強身心障礙者的自我概念，進而提高其自尊與自我實現。
其中Super特別注意到身心障礙的狀況對生涯發展的影響，如智能障礙會導致生涯前期缺乏探索經驗，須透過相關活動的規畫，遷移並類化對自我與環境的知識與理解，而當個人或環境產生變化（如疾病、受傷、社會變遷）便會產生新的小循環概念，亦有助於身心障礙者重新探索與建立自我（林幸臺，1999）。
綜合言之Super理論提醒我們重視先天或早期身障者在生涯成熟度的不足，也協助我們瞭解後天身障者在生涯發展上的不穩定性，以至於需重新探索與重新建立其生涯目標。
（三）工作適應理論
工作適應理論是由美國職業復健部門與明尼蘇達大學為身心障礙者所量身而定，由Dawis 和Lofquist(1984)以及Hershenson和Szymanski(1992)所推廣，可分為：
1.明尼蘇達工作適應理論(Minnesota 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認為成功的工作適應是系基於個人工作人格與工作環境的一致。
並以人類行動的基本動機：每個人都會努力達到並維持與環境間協調一致的關係為假設。工作人格包括其能力與需求，而工作環境則包括工作所需的能力與增強物。
因此該理論說明工作人格與工作環境的配合程度決定就業適應的情形(Clark & Kostoe, 1995)，所以若工作人格無法與工作環境切合，易會呈現就業適應不佳的情形。
2.工作適應發展模式(A Development Model of Work Adjustment)由Hershenson與Szymanski(1992)提出三項指標，包括有工作表現、工作角色行為、工作滿意度，強調此三項指標為就業適應良好的重要項目。
林幸臺（2003）指出工作適應理論提供了身心障礙者職場安置的啟發，因為工作適應論不但強調身心障礙者個人對於工作的滿意度，也強調個人能力能滿足工作要求的情形。
由此可見工作適應理論較具有發展與生態評估的本質，探索身心障礙者的就業適應情形，考量的項目較多元化，甚至會考量到之前的生活經驗。
（四）生涯決定理論
1.社會學習取向：由Krumboltz(1994)推廣，強調學習經驗的重要性，學習經驗則包括個人在與環境事件的互動中，受到正向或負向增強結果的認知分析。
如個人在某職業中受到正向反饋，個人即會在該教育或職業領域中有較佳的表現。因此生涯諮商過程中應增強正向經驗，阹除負面信念，協助身障者建立正向思考。
尤其身障者過去較易被限制、規範，自我信念較為不足，須多鼓勵並覺察正向生活經驗。
2.認知取向：主張生涯選擇是自我概念與透過環境中學習的結果，其中以Bandura(1986)自我效能為基礎，Bandura 認為個人對自我能力的評估，是透過個人、行為、與環境三者交互作用而生，個體透過具體行為的表現，檢視在環境中所獲得的反饋，建立個體對某項能力及運用該能力將獲得何種結果產生預期與信念。
且個人對自己行動力的信心會影響完成目標的行為，所以如果自我效能低，就容易放棄挑戰困難，生涯也容易缺乏規畫。而自我效能較高者，愈能對生涯中的創傷事件採更有效的預防與保護措施(Benight & Bandura, 2003)。
因此，生涯輔導的重點，亦應著重於協助個體探索其特定信念及類推的內容，找出影響個體背後的負面假定或信念，協助強化自我效能的可能（林幸臺，1999）。
尤以自我意向、自我肯定為首要的核心適應能力，個人對自己擁有積極的自我意向，在面對困境時，較能找出解決的方法，在生活各方面也比較容易成功(Antle, 2004)。
所以生涯決定論說明：身心障礙者有著和非身心障礙者不同的參考架構和經驗，必須仔細考慮在復健計劃過程中，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環境與感受及其交互作用，其生涯發展型態受到可能機會的影響。
綜合近代生涯諮商的核心理論，可覺察不同的理論有其差異的處遇作法，也無論述指出何種理論最有效益，但生涯諮商的概念類似。
三、覺察：身心障礙者在生涯諮商中的位置
Leahy、Chan與Saunders(2003)指出復健諮商應有六個知識領域，包括有生涯諮商、諮商理論技術、復健服務與資源、應用研究、個案管理、健康管理，以及七個功能：職業諮商與諮詢、諮商介入、社區本位復健服務、個案管理、應用研究、評量與專業倡導等。
而國內進一步調查復健諮商專業人員角色定位研究，有效樣本為187位相關專業人員（含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特教教師、心理師、就服員與職評員等），發現生涯諮商是為復健諮商的主軸，且是目前身心障礙者重建服務較弱的一環（林幸臺，2007）。由此可見生涯諮商長年來為身心障礙者重點服務之一。
（一）生涯諮商對身心障礙者的重要性
生涯發展對身心障礙者的生活質量是相當重要的，但現有針對身心障礙者的生涯發展相關研究，大多將焦點放在職業選擇，而非生涯規畫(Rumrill & Roesler, 1999)。
此外也有研究指出身心障礙學生雖瞭解他們的障礙在學校中其影響為何，但對於未來進入職場後會如何影響他們工作所需的技能及知識即不甚瞭解，而學校多未能給予適切的服務(Rabby & Croft ,1991)。
進一步來說，若身心障礙者沒有謹慎規劃畢業後的生涯準備，其將難以完成各生涯發展階段任務。這對於先天受限的身心障礙者更形重要，因協助其及早認識與準備，開創更多的可能性，豐富個人的生命與實現自我的理想（姜樹仁、林玉如、陳淑菁，2006）。
因此提供生涯諮商來促進身心障礙者面對生涯困境，將十分有益於身心障礙者在生活、就業上的適應。
（二）匱乏的身心障礙者生涯信息與研究：
雖生涯諮商對身心障礙者重要且十分有益，但因身心障礙者異質性與個別化，導致楷模與常模團體的缺乏。
現存的生涯理論因此較少有適當的理論基礎，導致並不全然適用於身心障礙者。而儘管生涯概念已從傳統的職業選擇，轉變為關注個人在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所有生涯角色，但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生涯議題是較新的概念。
研究者指出身心障礙者生涯諮商相關研究的嚴重不足(Fabian & Liesener, 2005)。Conte(1983)認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有：
1.認為障礙者的發展模式及成長經驗如同無障礙者，因此無須給予特別的考慮或額外的理論概念；
2.身心障礙者的經驗與障礙的本質使得障礙者迥異於他人，以致生涯發展理論不能亦不該用於障礙者；
3.理論過於理論化或正處於形成階段，尚無法應用於各類障礙者的生涯發展課題；
4.不熟悉障礙者的生活與經驗（引自林幸臺，2007）。
而Szymanski、Enright、Herchenson與Ettinger(2003)則認為關於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諮商研究較少的原因：
1.因族群的異質性高，且缺少適合身心障礙者的心理測量工具；
2.傳統上身心障礙者的轉銜與復健方案將就業成功視為效益，較少重視其生涯發展的過程。而且過去多隻針對身心障礙者生涯發展與阻礙的需求，可顯見研究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生涯規畫位置較為被動角色，非具有主動積極規畫的能力。
所以研究身心障礙者相關的生涯諮商應為重點研究。
（三）身心障礙者在生涯面臨的困境：
林宏熾（1996）研究發現身心障礙者在生涯上所面臨的問題主要為：
1.身心障礙者個人因素：身心障礙者常因生理、心理之障礙，影響其工作意願、工作技能、身心功能及社交表現等；
2.工作職場的環境因素：身心障礙者在轉銜至工作職場時常需要職前訓練，所以職前訓練之時間長短、質量及職前訓練後的就業輔導對於身心障礙者就顯得非常重要。
鳳華等人（2007）則指出影響脊髓損傷者在生涯決定中的重要因素包括有自我概念、家人互動關係、外在環境及就業資源，當中又以自我概念為生涯發展的主軸。
而Zunker(1994)則表示身心障礙者在生涯發展過程中有八項議題：適應、態度的障礙、標籤化、障礙發生的年齡、社會/人際技巧、自我概念、獨立生活技巧、缺乏標準團體等議題。
Baker(2003)在研究中也指出較年輕的、出生後即有障礙的身心障礙學生，對於自己障礙會影響生涯計劃，缺乏現實感，容易被他人影響。
綜合而言可發現身心障礙者面臨有個人與環境上的生涯困境，除得克服障礙對個人的影響之外，也得改善在環境上的適應情形，在生涯困境議題是十分多元的。
四、身心障礙者生涯諮商相關實證研究
查詢國內外文獻，國外文獻曾提及身心障礙者相關的生涯諮商，但以學習障礙或肢體障礙者較多，而國內的生涯相關方案或團體研究亦以非智能障礙者為主，茲將相關研究發現整理如表1。
（表1：身心障礙者生涯諮商相關研究，點擊可縮放查看）
綜合以上身心障礙者的生涯相關實證研究15篇，可得到以下幾個發現：
（一）質性研究方法多以訪談探討身心障礙者生涯歷程為主，顯見個人、家庭、教育、社會等因素即是影響生涯之重要因素。
（二）量化研究多探討身心障礙者之生涯決策，包括自我效能、自我概念、生涯阻礙、生涯成熟等相關議題。
（三）多數研究顯示，障礙因素是身心障礙者知覺到生涯阻礙的原因。
（四）多數研究仍以探討身心障礙者生涯現況及影響因素為主（如以訪談或量化了解現況），當然或許是因為原本對各障礙類別面貌的不瞭解，因此需要先探究其內涵，觀照其生涯面貌，但也因此較少有生涯諮商策略的介入。
（五）其中5篇是運用團體方案介入（溫錦真等人，2008；鳳華，2007；許華慧，2007；周雅虹，2006；Kessel et al, 2002），也分別證明其有效性。
五、結論
（一）將障礙觀加入生涯諮商內涵之中
溫錦真等人（2008）在身心障礙者生涯復健團體實證研究指出行動上不是複製常人的生涯規劃方案，如注重職業信息的提供、探索性向、興趣、成就等生涯相關的信息等，而是選擇一個能貼合個案生涯心理處境的「生涯敘說成長團體」介入策略。
曾文星（2004）表示不同文化對諮商有不同的瞭解與期待，部份族群常因不瞭解或不當期待，而對諮商產生誤解與進行上的困難，而未起充分使用諮商服務。
彭慧玲（2002）則建議應多提供適切的生涯輔導教育，並正視多元文化的存在。Nutter與Johnson(1995)則建議以生涯發展的多元文化模式應用身心障礙者的族群上。
張瑋珊（2007）指出帶領身心障礙者相關的團體，其包括團體前的準備、成員篩選、與成員的互動方式、團體內容的設計等，都應細緻地考量身心障礙者族群的特性，瞭解其與非障礙者團體的差異，並隨時調整。
所以無論是由理論、實證研究，以及實務經驗中都顯見運用障礙文化的角度介入生涯諮商的重要性。
因此除了理解與運用生涯理論，我們需進一步覺察自我的障礙觀為何，設法站在障礙者的角度，在實務工作中，面對各種類型的障礙者因不夠了解，常會有設計方案策略介入的困境，也是未來身心障礙者生涯諮商團體應深刻關注與重視之處。
（二）運用團體諮商於身心障礙者的關鍵
Chen與Rybak(2004)表示處理案主的人際困擾議題，如重建其自我價值，及協助人際互動，運用團體模式將會是個完美的工具。
國內研究也指出運用團體中多元而真實的互動關係來協助案主克服個人際困擾，應是可行且有利的方式（曾正奇、陳信昭、林怡君，2008）。
田秀蘭（2001）透過小團體方式進行生涯輔導活動，成員彼此間有較多的機會作經驗上的分享，學習效果自然不同於一般大團體的課程活動。
所以綜合國內外研究與學者看法，可顯見團體諮商的特色在於可讓成員有自我發展、覺察的機會，並鼓勵成員在團體中發言與互助，這或許對身心障礙者而言是甚少，也有可能較為困難之處，如何將團體諮商的運作與概念，以障礙者文化的角度去設計，以符合實際上的需求，將是團體設計與執行時的重點。
Corey 和Corey(1992)認為領導者是影響團體成敗最重要的因素。
成功的團體領導者必須考慮文化因素的影響，文化指的是一群人共有的價值觀與行動模式，其中不只是包括道德、種族，也包含年齡、性別、生活方式、社會經濟地位、身體與心智能力等不同而形成的差異(Corey, 1996)。
因此團體領導者是否能覺察，並完整了解障礙者的文化，將十分影響團體諮商的運行。
而同時鄔佩麗（2005）指出在團體中，領導者只是一個媒介，而成員則是透過經驗分享與他人達到互相幫助，並且從團體互動中學習適當的行為模式，以因應自已在生活環境中的處境。
因此領導者的角色並非老師或教練，而是催化成員互動的媒介。所以團體領導者應以當事人為中心，並探索理解身心障礙者的生涯面貌，同理他們在生涯規畫歷程中的阻礙與困境，並一同與障礙者共同建構，屬於他們的生涯觀，在他們的世界裡尋找原有的生命潛能，才能站在障礙者的角度，真實地貼切他們的內心世界。
應用生涯諮商理論於身心障礙者，並將障礙觀加入團體方案設計之中，而探用團體諮商原則時又不失注意障礙者的文化，在此次身心障礙者的生涯就業適應團體方案過程之中，所必須要嚴謹看待之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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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由於篇幅過長，國外文獻暫時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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