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象之爭前傳：英屬印度殖民地經濟對華全面優勢

前言：

長達70多天的中印對峙以印軍撤出洞朗、中國邊防軍繼續巡邏而結束，但這場對峙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我們朝野上下對身邊的這個巨大鄰國、這個海外許多人寄予厚望的“趕超”中國頭號候選選手瞭解實在不足。在這場對峙期間，我陸續發表了數篇文章，今天再發出這篇《龍象之爭前傳：英屬印度殖民地經濟對華全面優勢》，回顧歷史，追溯印度精英階層與中國攀比競爭心態的由來。

本文主要內容引自本人著作《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第九章，2015年由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授權華盛頓郵報中文網（陽光新聞與《華盛頓郵報》合資機構）首發，首發時文章所有事實、數據已由該刊編輯部真相核查組核實保證。首發鏈接：

《龍象之爭前傳：英屬印度殖民地經濟對華全面優勢（上）》：

http://www.washingtonpost.cn/#/del/?pchid=39&id=2494&eid=2491&chid=41；

《龍象之爭前傳：英屬印度殖民地經濟對華全面優勢（下）》：

http://www.washingtonpost.cn/#/del/?chid=41&id=2495&eid=2491&pchid=39；

華盛頓郵報中文網刊發時個別字句（主要是語氣助詞和標點）有修改，這裡發出原稿全文，但為網頁閱讀方便起見，刪除腳註。

2017.8.29

龍象之爭前傳：英屬印度殖民地經濟對華全面優勢

至遲從1990年代起，在國際經濟、學術、輿論界，描述中印競爭的“龍象之爭”就已成為熱門話題，近兩年印度經濟增速一度超過中國，莫迪上臺後的多項改革措施也令人刮目相看，又給“龍象之爭”話題增添了新的熱度。儘管中國社會幾乎從未將印度視為自己“趕超”的對象，目前中國GDP規模大致是印度的五倍之多，但在晚清和民國時期，英屬印度殖民地經濟相對於中國曾經佔有全面優勢，新中國開國領袖也不諱言當時中國經濟落後於印度的事實；西方政界、輿論界之所以有相當多的人將印度視為最有希望“趕超”中國的後發國家之一，印度精英階層之所以有著強烈的與中國攀比競爭心態，很大程度上就是源於這段歷史。

一、英帝國提攜印度勢力分享在華特權

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裡，始於兩漢時期的中印直接交往是兩個發展水平大體相當的文明古國（儘管印度歷史上不曾出現中國那樣的大一統王朝）的雙向交流，古印度史詩《摩呵婆羅多》、古印度《摩奴法典》、5世紀迦梨陀娑（Kalidasa）代表劇作《沙恭達羅》（Sakuntala）等古梵文經典中都提到了來自中國的絲綢，同期古典梵語著作裡還提到了樟腦、硃砂、優質皮革、梨、桃等大量其它中國商品，佛教、鬱金香、菩提樹、菠菜、蔗糖（紅糖）製作法、某些印度古代數學知識等陸續從印度傳入中國，中國古代匠人們還在印度紅糖製作術基礎上發明了紅糖脫色技術而製出白糖，陸續傳入其它東北亞、東南亞、夏威夷等地，並通過孟加拉地區傳入印度，以至於孟加拉語和另外幾種印度語言中都稱白砂糖為“cini sakara”，即“中國糖”。

這種大體旗鼓相當的中印實力對比在滿清和英國統治時期發生了變化。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和印度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境遇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印度人在英國殖民者入侵時慘遭血腥屠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遭受剝削、壓迫，地位低於英國殖民者，東印度公司統治時期尤甚；另一方面，英國殖民者不僅給印度開創了史無前例的政治統一，建立了一套理念、效率遠遠高於莫臥兒帝國和當時其它印度本土政權的政府體系，開展了一系列重大經濟建設，實施了一系列社會進步措施；而且，在整個英帝國殖民體系中，印度人又享有高於除歐裔自治領之外其它幾乎所有殖民地民眾的地位與特權，成為英國殖民者統治這些國家、地區的得力幫手，甚至有英帝國非洲殖民地封疆大吏公開主張將自己治下地區發展成為“印度人的美洲”。

典型如1890年代擔任英屬中非司法行政長官的哈里·約翰斯頓，他就深信東非發展要依靠印度的貿易、移民和企業，他聲稱：“我認為黑人所欠缺的黃種人成分應該由印度人來彌補。東非和英屬中非應當可以變成印度人的美洲。兩個種族的結合可以彌補印度人在身體發育上的缺陷，同時也會把勤勞品質、走向文明生活的遠大志向和強烈願望傳給他們有一半黑人血統的後代。而這些也正是黑人所明顯欠缺的。”

英國統治者之所以如此“抬舉”印度人，是因為他們從其全球戰略出發而高度重視印度的地位與價值，視之為印度洋地區“中心支配地位國家”，稱之為“帝國皇冠最明亮寶石”、“帝國皇冠明珠”。在1894年出版的《遠東問題》一書中，後來於1899—1905年擔任印度總督的寇松（GeorgeNathaniel Curzon）評價道：“印度帝國處於地球上第三個最重要部分的戰略中心。……但是，沒有比在它對遠近鄰邦的命運所起的政治影響上，以及他們的盛衰繫於印度這軸心的程度上更看得出它的中心支配地位了。”他的上述認識實際上是對當時英國統治集團廣泛共識的總結與昇華，也為他5年後以39歲年齡成為史上最年輕印度總督而奠定了基礎。

英屬印度殖民地總督寇松

本來，英國在征服、統治印度過程中就離不開當地勢力的合作；在坐穩印度江山之後，為了鞏固這個英帝國東方殖民體系的政治、經濟中心和向亞洲及印度洋沿岸殖民擴張的戰略基地，充分利用其豐富資源和雄厚人力，英國加大了力度在印度開展經濟、社會建設，扶植、交好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群體，為此甚至不惜放棄、犧牲部分壟斷經濟利益給印度地方勢力分享。為了得到火腿，英國人可以賞給印度人香腸。正因為如此，英帝國在亞洲、太平洋、印度洋地區的擴張，也提攜了印度人及其利益的擴張；而且，英印殖民政府的擴張慾望往往比倫敦更強，相應地，對印度本地勢力客觀上的提攜作用也更大。

與此同時，滿清統治下的中國則在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喪失了此前至少兩千餘年的領先地位，在國際經濟體系及其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逐步落到英屬印度殖民地下風。至遲在鴉片戰爭前夜，英國殖民者統治下的印度經濟發展水平已經明顯超過了滿清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在對華經貿來往中日益佔據主動地位，印度本土商人也相當廣泛地與英商合作開展對華貿易（特別是鴉片貿易）；鴉片戰爭後，印度殖民地和印度本土資本分享了不少英帝國攫奪的政治經濟特權餘瀝，進一步顯著增強了他們在對華經貿中的強勢地位，在香港、上海等中國主要通商口岸，一批印度資本家或有印度背景的其它族裔資本家成為政商風雲人物，英印殖民當局也有意識地將對中國和其它殖民地、半殖民地貿易利益作為拉攏印度本土政商精英的手段：

許多對華貿易英商都有得力的印度合作者，不少印度本土資本家靠鴉片貿易起家，塔塔財團是百年來印度最大的本土資本，其原始積累就是來自在香港和上海的鴉片貿易，鴉片貿易利潤成為印度近代棉紡織工業建立的重要資本源泉。國大黨早期之所以要贊成殖民當局奉行鴉片政策，根源蓋在於此。而英國殖民當局為拉攏土邦王公，也曾於1831年放棄壟斷馬爾華鴉片（俗稱“白皮土”）的生產，改徵出口稅。鴉片鉅商、怡和洋行創始人、極力慫恿對華發動鴉片戰爭的渣甸（William Jardine）的鴉片生意起家，就是與孟買帕西族商人吉吉皮（Jamseljee Jejeebhoy）合作共同做大的。

遮打爵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香港開埠之後，一批印度大商人在第一時間就跟隨殖民者在香港設立辦事處或總部，包括依巴拉謙洋行（A. Ebrahim & Co.）、阿杜拉利洋行（A. Abdoolally & Co.）、拿打巴洋行（C. Nathabha & Co.）等。1843年，全港共有英資企業22家，印資企業6家。在對華經貿和香港發展進程中，一批印度移民成為香港政商名人，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吉席·保羅·遮打（Sir Catchick Paul Chater，1846—1926年），系生長於印度加爾各答的亞美尼亞裔商人，1864年畢業後便赴港就業定居，先後創辦了九龍倉（1886年）、牛奶公司（1886年）、香港置地（1889年與怡和洋行合資創建）以及香港電燈、香港電車、中華電力、天星小輪（前身為九龍小輪）等多家香港舉足輕重的知名企業，作為主要發起人組建了香港第一家股票交易所香港股票經紀會，先後出任立法局和行政局非官守議員、公共電力委員會成員、暹羅駐港領事/總領事等公職，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香港社會影響力巨大，在港島中環留下了遮打道、遮打花園等地名。其他印度移民中以帕西族政商名人最為突出，包括遮打的商業合作伙伴、共同創辦九龍倉等公司並資助成立香港大學的麼地（Sir Hormusjee Naorojee Mody），共同創建天星小輪前身九龍小輪的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匯豐銀行創辦人之一庇理羅士（E. R. Belilios），律敦治醫院、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創辦人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

今日之香港遮打道

清末和民國時期控制了上海房地產市場的沙遜洋行、新沙遜洋行，最初也是從祖居地巴格達遷至印度的英籍猶太人大衛·沙遜（David Sasson）於1832年在印度孟買創辦的，依靠控制印度鴉片產地貨源而擊敗怡和洋行躍居最大鴉片商，控制了中國鴉片市場70%。遮打得以發跡，最初就是在擔任印度斯坦、中國及日本銀行（Bank of Hindustan，China and Japan）職員期間結識了沙遜家族，從而得以打入上流社會圈子。大衛·沙遜次子伊利亞斯·沙遜（Elias David Sassoon，1820—1880年）1872年在孟買自立門戶開設新沙遜洋行，民國初年，伊利亞斯·沙遜之子維克多·沙遜（Elias Victor Sassoon，1881—1961年）將新沙遜洋行經營重心轉到上海，依靠種種趁火打劫的手段成為上海房地產大王，上海民間稱之為“蹺腳沙遜”。當時上海共有28幢10層以上大樓，他一人便佔有6幢。其勢力之大，連南京國民政府官營的中國銀行也敗在他手下。“蹺腳沙遜”本人住在原外灘最高樓沙遜大廈（今和平飯店）頂樓12層，以顯示其俯視外灘和整個上海的威風。1934年，中國銀行為顯示實力，競爭存款，決定在沙遜大廈旁建造一幢當時遠東最高的34層銀行大廈，在大廈半腰即可俯視沙遜居住的沙遜大廈頂層，但地基剛剛打好，“蹺腳沙遜”就勒令不得超過他的樓高。依靠治外法權，“蹺腳沙遜”在倫敦法院打贏了這場上海房地產規劃官司，把原設計34層的中國銀行大廈一腳踢掉18層，最終樓高比沙遜大廈低30釐米。

……

正是在英帝國統治下，從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約三千萬印度移民遷入其它南亞國家、東南亞、南非、拉美等地區；相比之下，儘管號稱“有海水處即有華人”，但同期只有約一千萬華人遷入五大洲數十個國家。印度移民和印度本土資本託庇於英帝國而在非洲、大洋洲等廣大地域贏得的相對優勢，直至今天，雄心勃勃開拓非洲市場的中國企業和商人仍能真切感受到其餘威。就是在昔日的英國皇家海軍內部，印度人承擔了後勤和修理工作，華人則只能專司洗衣服之責。

二、英印殖民地對華全方位經濟技術優勢

印度在英帝國體系內贏得的對華經濟技術優勢是全方位的。論人均GDP水平，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中測算，1820年中國人均GDP為523國際元，在26個樣本國家和地區中居末位，印度則為531國際元。民國時期，印度人均GDP對華優勢進一步擴大。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前的1936年，中國大陸人均GDP達到民國時期的最高峰（597國際元），同年印度為697國際元。

英屬印度殖民地極盛時期領土及影響區域地圖（其中中印邊界部分為英印方面主張，與歷史事實不符）

論產業發展，即使不考慮鐵路、輪船等十足的工業革命產物，即使是茶這種地道的中國傳統產業，英屬印度殖民地學去之後也很快就在國際市場上全面壓倒了中國茶，加上電信技術的進步，中國茶在國際市場上的主導地位於1870年代被徹底摧毀。2009年10月10日，英國《金融時報》載文聲稱中國是“沒有名牌的茶葉大國”，“中國7萬家茶場抵不上一個‘立頓’茶”，中國茶葉行業工業化程度遠低於肯尼亞、印度、斯里蘭卡等國；我當時曾為此撰寫《中國茶葉跨出國門要打“文化”牌》（刊發於《農經》雜誌2010年第1期）等文章反駁這篇文章中的謬誤，在後來出版的專著《中國製造業向何處去》中再次引用了這個案例，但不可否認，英屬印度確實在國際茶市上樹立了相當強固的優勢，至今我們仍不得不與其餘威競爭。

至於近代製造業，印度的思想探索和實踐時間更遠遠早於中國。論思想探索，1843年，孟買地區活動家羅姆·克里希納·維斯瓦納特發表小冊子《印度今昔》，其中強調經濟發展是民族政治進步的前提，明確指出：“建立現代技術裝備的工業，比政治方面的改革有更重要的意義”，比主張發展近代工商業的洪仁玕《資政新篇》早16年。從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起，印度國民經濟學派和印度國大黨創始人之一臘納德等人在浦那地區掀起提倡國貨運動，到1880年代發展成為以倡導國貨和抵制英貨為宗旨、聲勢浩大的“司瓦德希”運動（Swadeshi），相當有力地促進了印度本土近代工商業發展。相比之下，中國誕生這樣規模的國貨運動，已經是辛亥革命之後了。

論發展近代製造業實踐，早在1836年，泰戈爾家族就辦起了繅絲廠，靛藍加工廠、軋棉廠、製糖廠等相繼問世。1851年，帕西族買辦考瓦斯吉·奈那巴依·達瓦爾就在孟買創辦了印度第一家近代棉紡廠，比日本第一家近代棉紡廠早20年，比中國早40年。到一戰前，孟買印資棉紡廠已有264家。1913年，印度棉紡織業生產能力達到662萬紗錠，遠遠超過日本（241萬紗錠）和中國（30萬紗錠），居亞洲第一。在清末民初相當長時間裡，印度棉紡工業在國內市場上無論是價格還是質量都無力與進口的英國紡織品競爭，機織布只佔有國內市場10%份額，依靠中國、中東等出口市場生存，沒有什麼比這一點更能顯示當時中國棉紡工業生產、消費相對於印度的落後了。

工人們走出印度浦納的塔塔工廠。塔塔財團是百年來印度最大的本土資本，其原始積累就是來自在香港和上海的鴉片貿易。 (ATUL LOKE/NYT)

到20世紀初，印度某些製造業已經超過了英國本土，典型如黃麻工業。1855年（清咸豐五年），英國資本在加爾各答首次建立黃麻紡織廠，此時中國國內林鳳祥、李開芳率領的太平天國北伐軍正與僧格林沁的清軍展開殊死決戰，蘇州也在隨後幾年的戰亂中遭到毀滅性重創，喪失了宋元以來形成的全國製造業中心地位。到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印度黃麻工業產量已超過英國麻紡工業中心北愛爾蘭丹迪（Dundee）的產量；這一年，中國重組新設立的漢冶萍煤鐵公司被迫向日本借款，最終被證明是引狼入室。

印度的近代基礎設施發展更是曾長期遙遙領先於中國。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印度鐵路建設啟動；同年在中國，太平天國在廣西金田村發動起義，持續30年的全國性內戰就此拉開帷幕，除東北、西藏外全國所有省區全部未能倖免戰火。直到光緒二年（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才修建了中國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旋即被中國政府購回後拆毀。光緒七年（1881年），中國第一條實際投入運營的鐵路唐山—胥各莊鐵路方才建成，此時已是印度鐵路啟動31年之後。到一戰前夕，印度鐵路里程已經超過3.4萬英里（5.47萬公里），在當時世界上除歐美之外只有包括朝鮮、臺灣等殖民地在內的日本帝國可比。而新中國1949年建立時只有2.18萬公里鐵路，到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時增長至5.17萬公里，增長1.4倍，但仍不及一戰前夕英屬印度鐵路里程。直到1984年，中國鐵路營運里程增長至5.48萬公里，方才達到英屬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水平，而且那時中國鐵路幹線客運列車運行速度仍然沒有達到印度的水平。1960年代末，印度就把主要幹線客運列車最高時速提升至120公里，1988年提升至140公里；相比之下，在中國，直到1997年4月1日全國鐵路第一次大面積提速，京廣、京滬、京哈等既有幹線才第一次大面積開行時速120公里的旅客列車，比印度晚了近30年。

中國鐵路全面超越印度時間並不太長

1837年，印度通過第一個郵政法案，近代郵政起步。而中國1866年方才由海關代辦近代郵政，1896年設立大清郵政官局，近代郵政才正式問世。1837年，英國人庫克和惠斯通設計了第一個有線電報；1843年，美國人塞繆爾·莫爾斯在華盛頓和巴爾的摩之間架設了第一條陸地電報線，翌年實驗成功，近代電報也就此興起。時隔僅僅8年，1851年，英國殖民當局就在孟加拉鋪設了印度第一條電報線；1855年6月，印度郵政與電報系統正式連接起來，給印度帶來了一場全國性的通信革命。到1880年，英屬印度殖民地陸地電報線長度已達兩千公里，孟買等印度大城市至倫敦的海底電纜在此之前已經通報多年了。而中國第一條陸地電報線津滬線直到1881年方才開工興建。

基於比中國更發達的工農實業和基礎設施，英屬印度殖民地對外貿易長期領先於中國，甚至凌駕於中國對外貿易之上。按不變美元價值計算世界人均出口值，1820年為0.45美元，1840年為0.80美元，1860年為2.60美元，1880年為4.40美元，1900年為7.55美元。而1860年、1900年，中國人均出口額分別只有0.18美元、0.29美元，在有統計數據可查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24個國家和地區中是同期最低數字，甚至不如非洲（1820、1860、1900年人均出口值分別為0.05美元、0.45美元和2.40美元）。同期，印度人均出口額分別為0.63美元和1.26美元，錫蘭（斯里蘭卡）分別為7.78美元和9.72美元，埃及為3.49美元和8.12美元，古巴為18.0美元和33.21美元，烏拉圭為17.80美元和35.89美元。

憑藉貿易優勢，英屬印度殖民地在當時的國際收支體系中地位凌駕於中國之上。在1910年的國際支付網絡中，英國對印度有6000萬英鎊貿易盈餘，對華貿易盈餘1300萬英鎊，再加上對日本、澳大利亞和土耳其的貿易盈餘，這個位居世界多邊貿易多邊支付體系中心的國家方才能夠償付其對美國、西歐大陸和加拿大的1.2億英鎊貿易逆差；而在印度的對外貿易中，對華貿易又是其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就這樣，印度通過對華貿易順差來抵補對英貿易逆差。

英屬印度殖民地對中國長期佔據金融優勢，印度盧比從19世紀下半葉起一度成為中國西南廣大地區事實上的本位貨幣，在康藏地區的地位尤為穩固，即使中國內地居民赴藏經商，也必須以銀元兌換盧比，方能在當地使用。本來價值不過白銀三錢二分的印度盧比在市面交易時作價三錢七分乃至八分，中國政府和國民為之橫遭盤剝，損失慘重。儘管清政府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起就專門面向藏區投放模仿印度盧比大小形狀鑄造的四川藏洋（四川盧比），動用國家權力強制規定使用四川藏洋，但始終不能從西藏完全驅逐印度盧比。直到1957年新中國在藏區推行人民幣之後，印度盧比方才徹底退出中國大陸市場。

維多利亞女王頭像銀幣

三、印度現代製造業基礎遠勝草創時期的新中國

儘管英屬印度經濟結構總體上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但龐大的國家規模使其工業總量在當時的世界上得以躋身前列。據國聯統計，1913—1938年間，印度工業生產能力增長139.7%，躍居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印巴分治之時，印度分得了原次大陸91%的工礦企業，鋼鐵、黃麻、造紙等產業全部劃歸印度。尼赫魯之所以能夠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發出這樣的豪言：“印度以它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之所以能夠在1949年10月2日給各邦首席部長的信中聲稱：“今天全世界都公認亞洲的未來將強烈地由印度的未來所決定。印度越來越成為亞洲的中心”；是印度當時領先於亞洲的經濟實力和從英印殖民政府繼承的政治影響力賦予了他這般底氣。同樣是基於上述實力優勢，印度經濟學家蘇倫德拉·帕特爾於1961年發表論文，以無可辯駁的數學論證得出結論：只需30年之內，擺脫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人均收入就能超越法國，隨後便可趕超美國。

表1 1949年中印主要工業品產量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鑑（1983）》、《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8）》；轉引自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第147頁，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

相比之下，儘管中國從洋務運動開始努力建立近代製造業，但對外戰爭失敗、被強加的超低關稅、內部政治動盪和軍閥割據損害了近代製造業發展所必須的環境，南京國民政府主流派奉行“造不如買”思路，在不少方面與英印殖民政府對本殖民地產業的保護和促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直到新中國成立時，製造業、基礎設施和國民受教育程度均明顯不如印度。

如表1所示，比較1949年中印12種主要工業品產量及發電量，除原鹽、捲菸、純鹼、燒鹼4項產品中國產量高於印度之外，其餘產品印度產量均明顯高於中國。特別是鋼和生鐵，本來殖民地工業發展的特點之一就是重工業滯後，以至於塔塔鋼鐵公司成立（1907年）比張之洞開工興建漢陽鐵廠（1890年）晚17年，但塔塔鋼鐵公司當年成立未久，就打入了中國市場，1949年印度產量分別為中國產量的8.67倍和6.56倍之多。

就整個國民經濟而言，1950年印度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50美元，新中國初步完成戰後經濟恢復的1952年人均GDP為119元，按當年平均匯率1美元兌人民幣2.2645元計算，摺合52.55美元，印度是中國的2.85倍。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世界經濟千年統計》中測算的結果是1950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為439國際元，印度為619國際元，比中國大陸高40%以上。直到1978年，中國大陸按購買力平價測算的人均GDP才超過印度（979國際元對966國際元）。

當時印度經濟結構同樣明顯高於中國。當時印度工業佔其工農業總產值的30%，中國1952年工業產出119.8億元，佔當年GDP總量679.0億元的17.6%、工農業總產值580.8億元的20.6%。在幾乎整個1950年代，印度都是世界最大棉紡織品出口國，1954年印度紡織品佔世界市場13.4%，當時中國紡織品則被徹底封殺於作為主流國際市場的西方市場之外。

1954年10月，毛澤東主席在新僑飯店為來訪印度總理尼赫魯舉行招待會

當時，中國開國領袖曾多次向國人提醒中國落後於印度這一點，面對外國人時也直言不諱地承認。1954年9月30日，毛澤東主席接見由印度總理尼赫魯夫人、印度國會議員烏瑪·尼赫魯率領的印中友好協會訪華代表團，就說到：“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在經濟上還不如印度。比如你們的鐵路比我們多，你們的紡織業比我們大一倍。” 10月19日，毛澤東主席與尼赫魯總理談話，再次說到：“尼赫魯總理知道，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工業國，而是一個農業國。我國的工業水平比印度還低。我們要努力十年二十年後才能取得一些成績。”新中國建國初期,西藏分裂主義勢力之所以寧可投靠印度，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當時印度對中國佔有一定經濟優勢。1987年拉薩騷亂後，新華社記者劉偉西所作報告文學《拉薩騷亂紀實》仍然提到，當時一個年青藏族大學生曾說，如果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和英國簽約，西藏就歸東印度公司了，西藏就會和印度一樣發達起來。

四、結束語

在如此落後的起步基礎和不利外部環境下，新中國近70年與印度的競爭堪稱完勝。今天，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已經從昔日相對單純的“趕超”轉向繼續“趕超”、同時兼顧防範“被趕超”，歷史新階段的“龍象之爭”又將如何發展？回顧這段“龍象之爭”前傳歷史，既有助於我們認識到自己以往的成就之大，也有助於我們冷靜頭腦，增強憂患意識，避免犯下嚴重的“自廢武功”昏招，保持和不斷增強業已贏得的優勢，最終實現“魚躍成龍”的目標。

（本文主要內容摘自梅新育：《大象之殤：從印度低烈度內戰看新興市場發展道路之爭》第九章，中國發展出版社，2015年）

（初稿2017.7.9，修訂2017.7.10，僅代表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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