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公眾對學生組織官僚風氣不滿已久。學生會為何充滿了官僚主義、功利主義？對於學生會，我們可以如何想象呢？
近期，微博用戶@賣萌的零食工 曝光了一張中山大學學生會換屆選舉公示文件，引起了人們對中大學生會的浮想聯翩。文件中出現了“正部長級”、“副部長級”、“執行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專員”等政治色彩濃重的頭銜，顯得與學生組織、青年身份格格不入。人們開始擔憂官僚作風在學生組織中的萌芽。但公眾的吐槽並非針對中大，而是公眾對所有學生組織官僚化的憂慮的一種投射。
那些官方的學生組織對於參與者來說，到底只是個社會生活的訓練營，還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名利場？而對於那些局外的大多數，學生會、團委是自己權益的代言人，還是團結在校領導周圍的一個利益團體？
領導，你好！
“你應該翹一下課，因為學校要求所有的小幹事四點必須到場，沒有例外。” 作為一名學生會的資深幹事，垂簪為了學生會活動而翹課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在學生會里做了一段時間，垂簪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幹事”。“當我們屁顛屁顛地在商業街上挨家挨戶拉贊助、在超市大包小包地購買物資、深夜伏案填寫excel表格、用加減乘除計算分數的時候，才深刻理解了‘幹事’二字的含義——如果不給你派任務讓你幹事情怎麼會叫你‘幹事’呢？”
在學生會內行事，要遵守一套的等級化的行事規則。垂簪還記得，“我們部門第一次開例會的時候，部長很嚴肅地告訴我們，見到院會里其他學長學姐，一定要正式問好，懂禮貌。”即便他們也只相差一兩歲。另一位有幹事經歷的妞妞曾在學校團委下屬的社團聯合會工作，“有一次我的部長跟我單獨面談，因為我在開會時蹺過二郎腿，她覺得這是我對她的不尊重，她呵斥我：‘你爸媽沒教過你怎麼尊重長輩嗎？’”
是的，難以拒絕部長的命令也就罷了，幹事們有時還要忍受對方的過分言語。一次，一名小幹事因為沒有轉發學院團委的某篇文章，遭到部長在朋友圈裡指名道姓的人身攻擊，“ ‘不懂得規則就不要出來混’、‘腦子不靈光的人就是像這樣的’、‘怎麼就你這麼矯情不服從管理”，配圖是未打碼的部長和某個小幹事的聊天截屏，而在評論區，對小幹事冷嘲熱諷，對部長連聲叫好者不在少數。”
小張是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大三學生，在學生會任職兩年，已經做到了部長職務。曾是幹事的她說，通常在一項活動辦完或進行中，學生會各級幹部都會湊在一起吃個飯，但這頓飯吃的卻並不簡單，首先從座位的安排上，什麼人該對著門坐，什麼人該坐在中間位置，都有講究。為部長倒酒，給上級盛湯，這些也都是幹事的必修課。敬酒從哪一位開始敬起，該說什麼話，這些功課經過多次的歷練，基本上每一位幹事都能熟記於心。“吃飯的時候酒是一定要喝的，如果別人怎麼敬你都不喝，估計下次就不會帶你玩了。”
到了“換屆競選的季節”，請老師和各相關部長吃飯也成了公認的常態。“即使你不明說，別人心裡也明白這頓飯的目的，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學生會幾年，她學會了不要和自己的上級唱反調，最好是完全服從；有事想找老師商量，不要越級彙報，不然他會覺得你不把他放在眼裡；不要得罪與老師關係親密的幹部，不要顯得很有想法，鋒芒畢露……
在充滿官僚作風的森嚴學生會制度裡，新鮮感漸漸失去，現實的異化感漸漸增強，豪邁者選擇終結異化退出學生會，優柔者則半推半就不好意思主動退出，功利者選擇伺機而動，等著 ‘苦命媳婦熬成婆’。
學生幹部為己不為人
學生會處在學生和學校中間，執行著連接上下的功能，但有的人，卻可以借這個位置現實個人的利益。
未未是國內一所985院校的學生，剛在大一的時候就進入了學校體育部，並與當時的體育部長“牽手成功”，成為情侶。而作為“老大的女人”，她看到了學生會的陰暗一面。
“一開始只是感覺他們很社會，聚餐吃個飯，就讓來讓去，誰坐哪兒誰點菜，都要講究。”後來發現更誇張，“原來體育部負責籌辦一場籃球賽，我那位前男友部長就‘貪’了又小一萬——自己買什麼都報，甚至我們約會吃飯的票他都拿去報銷。”
雖然未未一個學期後就把這位腐敗的部長甩了，但在當幹事期間，還是因為和部長的親密關係而“榮獲”了一堆優秀團幹、優秀裁判的頭銜。那大概是部長大人贈予自己女朋友的禮物吧。
將學生會的公共權力用於私人關係並非特例。曾在成都某高校讀本科的姍姍告訴土逗，她的室友阿敏曾經加入了學生會，部長關注到了這個長相甜美的小姑娘，示好的方式卻充滿性騷擾的味道：“當我女朋友，我就讓你入黨。”這種用“權力”換好感的背後，是滿滿的權力自戀。
姍姍還告訴我們，當時他們學校有一些門路可以推薦學生進事業單位工作，於是安排學生幹部下達消息，鼓勵大家投簡歷，結果消息並未下達，而是被這幾個幹部截住，內部“瓜分”了。
而辦活動，也總是“彰顯自己”比“服務同學”重要。湖南某高校大四的小王用四個字來評價學生會搞的活動：自娛自樂。活動沒多少人參與，用於上交的評估材料卻言過其實，“現場座無虛席”、“來了多少重量級嘉賓”、“氣氛熱烈”、“這些都是由於活動想法好、組織給力、領導英明”之類的套話無非是為了讓自己部門揚威、給老師留下好印象。北京的小張同學也認為，有些活動表面上是為同學們服務，但其真正意義就在於彙報給老師，作為一項自己的政績。
明裡暗裡利用公權力服務於自己的私人目的例子並不少見，那麼我們該問了：一個本該為學生服務的學生組織，為何變成了學生幹部及部門便利自己的工具？
學生會是功利者的踏腳石
學生幹部的利己性幾乎從最開始就決定了。在這個校內學生的“公權力”部門，多見功利主義的精緻利己者，少見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主義者。
儘管最初大部分人參加學生會的目的只是為了“鍛鍊自己”，但通過學生會工作獲得保研或者增加就業籌碼，似乎才是部分學生會幹部們走下去的真正動力。“學校沒有明確的規定，說學生會主席就一定可以保研，但大家會看嘛，往屆的主席幾乎都獲得了保研名額，這幾乎就是公開的潛規則。”一位大三的學生會部長說。
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看，進入學生會的確“好處”多多。首先，成為學生幹部可以拿學分或者獲得針對學生幹部的固定評獎名額，獲得評優評獎的優勢；第二，提前獲知從學校和系裡來的信息，在各種競爭中可以“先人一步”；第三，能在學校內的“精英階層”中發展人際圈，並提前熟悉一套官場、社會的處世規則；第四，學生會幹部這個身份不僅是進入工作崗位（尤其是進入公務員體系時）的一個加分項，他們本身跟學校老師、管理人員的頻繁接觸也常常給他們帶來一些切實的機會，比如保研名額、工作直推機會等。功利目的成了許多學生參與並留在學生會的主要動力。
不過，即使在學生會內部，也非人人平等、愛拼就贏。比如在一些學校內設有的外聯部、公關部，其主要工作是拉贊助。2011年入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劉若曾經參加過學生會，她表示拉到高額贊助 “對一些有家世背景的同學來說，簡直就是小菜一碟”。她說，本系有不少同學的家庭背景好，他們依賴父母的社會關係隨便拉個萬把塊錢的贊助，很快便能夠在眾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中凸顯出來。
的確，混學生會有時候不僅與能力有關，更與個人的性格、交際能力甚至家世背景有關。2008年入學中山大學的一位校友就爆料稱：“我在校的時候，我校學生會的主席全是富二代官二代，聚餐的時候都是請幾十個在炳勝（一家中高檔餐廳）吃飯。”另一位2010年入學的中大校友稱，“我們那會兒的學生會主席就在我們院，據說是某省的紅三代，順利當選學生會主席並進入全國學聯，畢業時被保送清華直升博士。”不得不說，這種一路開掛的人生套路，我們陌生又熟悉。而學生會幹部與學校指導老師之間的關係，則引人遐思。
但土逗無意在此指責學生本身。大學學生會中的官僚主義、功利主義實際上正是真實社會中成功學、精英論及階級分化的縮影。值得思考的是：一個社會到底在鼓勵學生做什麼？當主流社會的“大人”們都將做官、躋身上流社會作為評判是否“優秀”的標準，那麼我們怎麼可能期待那些成為幹部的年輕人“向下看”，踏踏實實地去代表學生利益、“為人民服務”，甚至推動學校制度的進步與變革呢？
對於學生會，我們該如何想象？
從歷史來看，民主性的缺失與功利化的盛行在學生組織中絕非理所當然。
現在的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是中國高等學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和中等學校學生會的聯合組織。它的歷史可追溯到五四時期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在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中，全國各地先後出現了許多學生自己的組織——學生聯合會，在其基礎上，伴隨著學生運動的日益高漲，全國學聯應時而生。
1919年6月16日至8月5日，來自全國各地和留日的學生代表60餘人，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學生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中華民國學生聯合總會章程》，宣告全國學聯正式成立。聞一多先生在五四運動中，積極參加學生運動，被選為清華學生代表，就出席了這次會議。
聞一多
當了“官”以後的聞一多並不官氣，而是投入到頑強的社會運動中。1921年6月，以李大釗、馬敘倫為首的北京八校教職人員索薪罷教，政府鎮壓引起“六三血案”。為表示支持，北京大、中學校聯合會醞釀全市學生總罷課。清華學校學生會也不例外，通過了舉行無限期罷課的決議。
正值考試出國的聞一多、吳澤霖等人是其中的重要組織力量，他們不顧政府的威脅與分化，拒絕參加畢業考試，默默接受了處分，離開了學校；後來，學校要求聞一多等人寫悔過書為條件允許他出國，但依然遭到了聞一多等人的拒絕，最後學校無可奈何，只得使悔過一事不了了之。
國共內戰後，國民黨對學生運動的打壓，學聯開始傾向共產主義的革命隊伍。1949年後，全國學聯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高等學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和中等學校學生會聯合組織”。當時的全國學聯職能在於團結和引導全國廣大學生投入學習與勞動，走向社會，投入社會主義建設。
80年代開始，學聯的味道開始轉變。在鄧小平“幹部年輕化運動”的號召下，年輕、高學歷的幹部有資格“越級上來”，團、學系統逐漸演變成為政壇的人才蓄水池。學聯主席是政壇新星的代名詞。從省部級的黨組織到中央高層政治舞臺，都有前學聯主席穿插其間。如第十六屆、第十七屆全國學聯主席胡啟立一度官至zheng zhi菊常委；第二十一屆全國學聯主席楊嶽當選時年僅22歲，後出任團z央舒計處常務舒計。
歷屆學聯主席任職時間及院校。圖：大象公會
如今，學生會與仕途被打通，“進會”當幹部，自然也就成了那些“小官迷”們不可錯失的機會。官場上的官僚之氣，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流入了本該是象牙塔的大學校園。
對於學生組織，我們到底該如何想象呢？
誠然，民主很重要。在一些高校裡，無論是副部長、部長還是學生會主席，他們的產生都與學生無關。“沒有過公開的選舉，也沒有什麼明確的規則，基本上是由學校來指定的。如何在學校老師那裡建立好感，就相當重要了。” 但若不是學生自己選出來的學生會，當然沒有動力為學生服務，也缺乏民主監管。前文所述的官僚、腐敗自然可以“無拘無束”地肆虐校園。
但從歷史來看，民主卻還遠遠不夠。日前中大爆出性騷擾事件中，據該事件關注小組的一名成員稱，學生會幾乎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有人問，這麼多正部級、副部級的學生，為什麼沒有保護住自己的女同學呢？是的，民主的形式固然能夠督促學生會解決同學們一些日常工作學習的問題，如食堂、選課、校園環境等。
但如果學生會仍然糾纏在與校方的種種利益交換當中，而非“自我革命”，發展自己的獨立性、動員力以及自己抵抗文化，那麼在那些學校與學生利益劇烈衝突的時刻，它將難以保護、代表它底下學生。或許環境的強壓愈發沉重，但青年本來就是鮮活而充滿能動性的。“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魯迅先生曾這樣說，“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引領社會的變革，這或許才是青年的本色，也是中國學生組織最應該看向歷史，從中繼承的精神。作為大學生的學生組織，又怎能甘於暮氣沉沉呢？
美編：黃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