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VOGUE》雜誌曾經評選過一位 1920-1940 年代的中國 " 最佳著裝 " 女性，卻不是宋美齡、宋慶齡、林徽因、胡蝶等大家眾所周知的民國女性，而是一個也許你 從未聽過的名字——黃蕙蘭。此外，她還有一個身份，就是被譽為明國第一外交家顧維鈞的前任夫人。
黃蕙蘭出身於印度尼西亞華僑鉅富之家，她的父親黃仲涵是個貿易奇才，被稱作“爪哇糖王”。黃家府邸在爪哇最高級的地段佔地二百多畝，光花匠就有五十餘名，除去私人花圃竟另有私人動物園。黃仲涵這輩子過得灑脫至極，大把贏利，大把浪費，但出格難得的是身在異國卻很愛國，捐很多錢撐持辛亥革命，撐持討袁戰爭，還熱情公益，斥巨資辦學。
黃蕙蘭從小就是被嬌寵著長大的，3歲時收到母親送她的禮品，是一條80克拉的鑽石項鍊，重到硌破了她的頸項。母親請專人教她英文、音樂、跳舞等等。黃蕙蘭極其聰明，隨著母親遊歷英、法、美諸國，小小年歲就見地不凡，精通法、英、荷等6國言語。
黃蕙蘭出手豪闊，裝扮極其時興，在老外們眼裡幾乎就是美麗的東方公主，於是很自然成了交際紅人，開著母親的奢華轎車參加各類派對，夜夜笙歌，結識了很多名士。在英國的時候，她們母女甚至和英國王室有來往。黃蕙蘭有很多追求者，然則她從不肯在任何一段愛情中停止太長時光，直到她遇到了被稱為“民國第一外交家”的顧維鈞。
顧維鈞是民國著名外交家。電影《我的1919》中，陳道明曾扮演過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為維護山東權益，不懼列強、據理力爭、慷慨陳詞的片段，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
黃蕙蘭見到顧維鈞的第一印象著實不美妙。由於他穿戴裝扮一點不時興，還理著老式平頭，也不會跳舞、騎馬，以至不會開車，不具備白馬王子的根本技藝。彼時，顧維鈞的第二任太太唐寶玥已經去世，那時的顧維鈞更需要一位同樣具有外交稟賦的伴侶，而富家千金黃蕙蘭正好符合這些條件，她精通外語，天生富有交際的才能，並且家世豐厚，對顧維鈞的政治前途大有裨益。
顧維鈞使出各類套路狂追這位見過大世面的富家名媛。不只天天派人送花，他更是用法國當局供給大使館的車，去接黃蕙蘭去楓丹白露，不會開車怕什麼，人家有專職司機。他帶黃蕙蘭聽歌劇也都是享用包廂。這些都是黃家用錢也買不來的，黃蕙蘭體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稱心。
然而顧維鈞真的很愛黃蕙蘭嗎？他沒表達過，或許只是以為這位交際名媛，十分適合做大使夫人。他在極短時光就攻佔了黃蕙蘭的少女心，然後用
間接而不浪漫的方法向她求婚：“我的兩個孩子需求一名母親”。1920 年，黃蕙蘭和顧維鈞在布魯塞爾公使館結婚時，除了嫁妝豐厚到令人瞠目結舌，還從倫敦攝政街定製了純金刀叉，訂做的床單、床罩的扣子是以純金做成的玫瑰花，每顆釦子上還鑲嵌著一粒鑽石 ……
從新婚那天開端，黃蕙蘭就明白顧維鈞必定不會是一個寵妻好良人。他們的洞房花燭夜是在趕往日內瓦開會的火車上
渡過的。她豔服呈現在他眼前時，別說一句稱讚，他忙著辦公連頭都沒抬一下。顧維鈞是個有才華有志向的人，同心專心為國度效命，能分給枕邊人的關懷真實少得不幸。黃蕙蘭又敬服他，又恨他對本身的心猿意馬。她說本身就像是他一件精美的裝飾品。
黃蕙蘭是民國時期的 " 街拍偶像 "，她曾在自傳《沒有不散的筵席 》中，提到自己引領的 " 光腿穿旗袍 " 風潮：她寫到自己當時因為皮膚病不能穿襪子，而光腳去了上海，但並未告訴別人原因。結果第二天，上海的女人們接二連三的在大冷天也把襪子脫掉了，只為追捧這一 " 冷天光腿 " 的新時髦。後來黃蕙蘭皮膚病好了，又開始穿上絲襪，大概這群追隨者們也蒙了圈，這故事讓人啼笑皆非。
當時流行以進口法國衣料做旗袍，圖案多以素淨雅緻的花卉為主。但迷戀華麗貴氣的黃蕙蘭卻不以為然，在她眼裡，泛著瀲灩光澤的中國絲綢才是製衣的 " 極品 "。2015年，以 " 中國：鏡花水月 " 為主題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慈善舞會及展覽中，就有一件她 1976 年捐贈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非常 " 黃蕙蘭 " 風格的旗袍，精緻程度歎為觀止。
黃蕙蘭是顧維鈞最得力的助手。黃蕙蘭具備外交官夫人的硬軟件：諳熟歐洲風俗和各國語言，她捨得賣力氣，活躍於國際政壇，周旋於王公伯爵左右，憑著青春和財富，贏得掌聲一片。她認識到外國社交界在很大程度上根據顧維鈞和她的表現來確定對中國的看法，因此，以“中國的櫥窗”自我定位。她的家，沙龍主人的她皆是櫥窗的附件。她斥巨資修葺中國駐巴黎使館。力求讓“櫥窗”精緻些，使外國人在窗口看中國的月亮和星星。
當別人都對顧維鈞的外交業績大唱讚美詩，宋美齡卻將視線投向黃蕙蘭：“別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外交官袁道豐道：“老實說，在我國駐外大使夫人如林當中，最出色的中國大使太太要以黃蕙蘭為首屈一指了。”顧維鈞晚年回憶黃蕙蘭：“她很幫忙，昔在巴黎時，帝俄時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們雖失政權，但在法國的高級社會里擁有勢力。她喜歡和他們結交，並以此自傲。在使館裡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招待他們。”
外交場合的黃金搭檔，生活裡卻有不諧調之音，裝扮整潔的黃蕙蘭期待著顧維鈞的讚許，他卻往往心不在焉地看一眼而已。“他對待我，就是忍讓，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氣氣，私下拋在一邊。”他痛快地花著她的錢，痛快地以鄙視她來“正當防衛”奇異的自尊心。顧每用一回她的錢，對她便多一份排斥。才子的精神潔癖及官宦欲綜合徵併發的病灶。晚年，黃蕙蘭撰寫自傳《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提及顧維鈞，怨而不懣，評價仍很高：“他是個可敬的人，中國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1956年，早已貌合神離的顧維鈞和黃蕙蘭終於離婚，兩年後迎娶嚴幼韻。三人之間的感情糾葛外人無從置喙，黃蕙蘭不予承認，口氣很強硬：我才是顧太太，雖然我們已經分居了;我們家裡人也不承認的，我的小孩在新年只給我磕頭。
情感的縱橫捭闔、大起大落，一言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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